十章-马其顿战争三-罗马史第三卷

罗马人与安条克缔结和约之后，腓力对自己受到的待遇十分不满，随着时间推移和事态发展，他内心依旧是愤愤不平。腓力在希腊和色雷斯的邻国，大多数公社曾经一度谈及马其顿的名头就心有余悸，而如今却是闻罗马之名即色变。他们自从腓力二世以来便饱受马其顿的侵害，如今这个强国势力衰微，自然趁机对其进行报复。当时希腊人虚狂、妄自尊大，满怀反抗马其顿的廉价爱国心，都在各同盟公会以及向罗马元老院投送的诉状中寻找突破口。腓力曾经得到罗马的允许，可以保留从埃托利亚人手中夺取的领土，但是在塞萨利，只有马格内西亚同盟曾经正式与埃托利亚人联合，塞萨利的另外两个同盟——一个是狭义的塞萨利同盟，一个是波希比亚同盟——腓力曾经从埃托利亚人手中夺取了这两个同盟的数座城池，他们要求腓力归还这些城市，原因是腓力只是将这些城市解放了，而非征服。

阿达马尼人也认为自己应该重获自由，犹美尼斯要求腓力交出之前属于安条克、位于色雷斯本部的沿海城市，尤其是埃奴斯和马罗尼亚，但是在与安条克的和约中，明确规定划分给犹美尼斯的只有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所有这些来自腓力邻国的控诉和牢骚——腓力曾支持普卢沙攻打犹美尼斯，商业上的竞争，违反和约条款以及抢夺牲畜——诸如此类控诉源源不断涌向罗马。马其顿国王不得不在罗马元老院面前受这些宵小之徒的控告，并接受元老院下达的判决。无论公正与否，腓力被迫亲眼见证对他不利的判决层出不穷，被迫懊恼不堪地将守军撤离色雷斯沿海以及塞萨利和波希比亚的城市。

罗马委员前来视察一切要求是否遵照指示得以落实，腓力还得毕恭毕敬地迎接。罗马人对腓力不像对迦太基人那样苛刻，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他们甚至对这位马其顿统治者怀有好意。罗马人对马其顿并不像对利比亚那样全然不顾体面，但马其顿的处境在实质上和迦太基毫无二致。然而腓力不具备腓尼基人承受这种折磨的耐性，他性如烈火，自从战败之后，他对那可敬的敌人倒不会心生怨恨，但对那些背信弃义的盟友怀恨在心。腓力长久习惯于施行个人政策而非马其顿的政策，安条克之前遗弃并背叛他，所以他只是将联合罗马攻打安条克当作是即刻报复这个无耻盟友的良机。腓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罗马人很清楚马其顿的动机并非与罗马的情谊，而是对安条克的仇恨，而且罗马人一向不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政策，所以有所顾忌，不会将太大的利益交予腓力，而更愿意支持阿塔鲁斯王朝。

自从崛起以来，阿塔鲁斯王朝便与马其顿展开激烈的斗争，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从个人角度，腓力都对其深恶痛绝。挫败马其顿和叙利亚，将罗马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东方，在东方各国中阿塔鲁斯王朝当居首功，在与安条克的战争中，腓力主动真诚地拥护罗马，他们却是为了生存不得不与罗马联合。罗马人利用阿塔鲁斯王朝全方位重建了利西马卡斯王国（Lysimachus）——其覆灭曾经是亚历山大之后马其顿统治者的最突出成就——这就相当于在马其顿旁边建立起一个与马其顿势均力敌的国家，而且其同时也受到罗马的保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明智的君主，为了人民的利益，肯定不会在实力悬殊的条件下妄图与罗马抗衡，但是在腓力的性格中，在一切高贵中荣誉感最为强大，在一切卑鄙中复仇的欲望最为势不可挡，他拒绝怯懦和顺从的论调，在内心深处，酝酿着再决雌雄的定策。塞萨利各公会常常对马其顿恶言相向，当他再一次收到这样的报告，腓力以狄奥克里塔（Theocritus）的一行诗予以回复：“末日的太阳尚未落下。”

腓力在准备和隐藏其谋划上显得沉着、认真和坚忍，如果他早年如此，也许世界的格局该会是另一番景象。尤其是对罗马毕恭毕敬，因此为实现目标争取到了必不可少的时间，对他这么一个又粗暴又自命不凡的人来说，是一项严格的考验；然而他却能够坚毅地承受这一切，但他的臣民，以及无辜的争执焦点之地，比如不幸的马罗尼亚，都深受其积郁心中不得宣泄的愤懑之苦。似乎早在罗马纪元571年即公元前183年，战争似乎已经无法避免了，但是其少子德摩特里乌斯（Demetrius）在罗马当人质已经数年，在罗马深得恩宠，按照腓力的指示，竟然成功使其父与罗马达成和解。

对腓力暗中卧薪尝胆，罗马人自然不得而知，罗马元老院，尤其是掌握希腊事务的弗拉米尼努斯，希望在马其顿组织一个罗马党，以此牵制腓力可能的努力，于是便选定这位对罗马充满热忱的少年王子，即德摩特里乌斯担任党魁，或许也有意让他担任未来的马其顿国王。抱着这样的意图，他们明确表示，元老院之所以宽恕腓力，是因为其子德摩特里乌斯，这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马其顿王室发生内讧。马其顿王长子柏修斯，虽然是非婚生，但被其父指定为王位继承人，柏修斯（Perseus）意图杀害其弟德摩特里乌斯，以免将来同他争夺王位。德摩特里乌斯似乎并不知晓罗马人的阴谋，但当其无辜遭到怀疑，才开始被迫背家叛国，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所做的无非就是逃往罗马。但柏修斯故意引起其父的注意，让腓力知晓德摩特里乌斯的计划，再加上弗拉米尼努斯写给德摩特里乌斯的一封信被他截获，柏修斯便唆使其父下令处死德摩特里乌斯。

腓力知晓这都是柏修斯一手策划的阴谋，却已为时太晚，而正当腓力思虑如何处置这弑弟之人，让他不能登上王位时，便溘然长逝。罗马纪元575年即公元前179年，腓力二世于德摩特利亚斯去世，终年五十九岁。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王国，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锥心刺骨的沉痛。腓力应该自叹：所有的艰辛和罪恶终究化为尘世的云烟，尽皆散去。

腓力之子柏修斯掌握政权，无论是在马其顿还是在罗马元老院都未遭到阻碍。柏修斯仪表堂堂，擅长各种运动，他成长于军营之中，统兵作战不在话下，盛气凌人有如其父，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腓力时常沉迷于酒色，对朝政国事不闻不问，但柏修斯却不受其诱惑；他的父亲心浮气躁、感情用事，柏修斯却冷静沉着、不屈不挠。腓力年幼时便登上王位，仰赖命运垂青，在位的前二十年间无往不利，但正因如此，他玩物丧志，反受其害。柏修斯三十一岁登上王位，童年时期适逢马其顿在与罗马的战争中失利，成长过程中饱受屈辱，时时刻刻都不忘国家复兴的使命，所以柏修斯从父亲手中继承王位的同时，也将父亲的忧患、仇恨和希冀传承了下来。实际上，他坚决延续父亲未尽的功业，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准备对罗马发动战争。此外柏修斯头上的马其顿王冠并非拜罗马人所赐，这种想法也在心中鞭策着他。

自命不凡的马其顿民族认为国王率领他们的青壮之士征战四方是天经地义，并深引以为豪。柏修斯的国人以及许多希腊族系，都认为他是这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的统帅人选。但是他并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他并不具备腓力身上的仁者之风与能屈能伸——二者是君主必不可少的品性，在顺境中黯淡失色，但在逆境的磨砺下又重焕光彩。腓力纵情自恣，对一切都放任自流，但是特定情况下，他又能在心底唤起迅速采取行动、认真应对的力量。柏修斯制订了宏伟而详细的计划，并孜孜不倦、坚韧不拔地执行，但是当这一刻最终来临，他苦心营造的一切活生生展现在他面前时，柏修斯对自己要做的事又深感惶恐。器量狭小的人往往以玩弄手段作为目的，柏修斯便是如此。他为了应对与罗马的战争，处心积虑积财敛富，但是罗马人策马入侵之时，他却吝惜钱财。从以下一点可以明显看出人的性格：父亲腓力战败后首先迅速将藏于密室中、可能连累自己的文件尽皆焚毁，而其子柏修斯战败后却急忙带上财宝箱登船弃岸。在风平浪静时他大概是个平凡的君主，和其他平凡的君主并无二致或者略胜一筹；但是要他担负风险、锐意进取，这在一开始便属无望，除非才能超群之士襄助，否则不适合担此重任。

马其顿的实力不容小觑。举国上下对安提哥尼德王室仍然忠心耿耿。只有在马其顿，民族感情仍未因政党交伐而沉寂或消殒。君主政体的突出优点，在于君主的变更可以平息旧怨和争端，代之以另一班人的新时代以及新的希望。新君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刚登上王位，便行大赦，召回因破产逃亡在外的人，并豁免积欠的赋税。如此一来，其父腓力怨声载道的暴政不仅反受其用，而且因此受到臣民的拥护。马其顿的人口流失成为这个国家的创伤，经过二十六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缺额一部分自然补充，一部分由政府采取严格措施予以补救。腓力鼓励马其顿人结婚生育，他将沿海城市的居民迁移到内地，并派遣忠勇可靠的色雷斯人驻守这些城市。为了一劳永逸地防止达尔达尼人的劫掠和侵犯，腓力在北边筑起一道壁垒，将马其顿边境以及蛮族领地化为一片荒漠，并且在北部州郡建起许多新城。简而言之，后来奥古斯都重新奠定罗马帝国基础的方法，腓力那时就已逐步行之于马其顿。马其顿军队员额庞大——不计助战兵和雇佣兵尚有30000人——还有在与色雷斯蛮族长期征战中训练有素的青年新兵。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腓力没有像汉尼拔那般仿照罗马的形式编制军队，但是当我们想到马其顿人如此看重他们的方阵队，虽然屡遭挫败，但仍然被认为所向无敌，就不难理解了。腓力通过矿产、关税以及十一税开辟了新的财政来源，而且农业和商业发展繁荣，竟然逐渐充盈了国库、粮仓以及军火库。后来开战之际，马其顿的国库能够承担现有军队以及10000名雇佣军十年的军饷，在公共仓库中储存着十年的积谷（即27000000蒲式耳，折合945000000公斤）以及足足三倍于现存军队使用的武器。事实上，此时马其顿已经焕然一新，与第二次同罗马开战时的措手不及截然不同。马其顿王国的整体实力至少增加了一倍：彼时汉尼拔以各个方面都远逊于此的实力，便使罗马国基动摇。

但是马其顿的对外关系并非这般顺利。按照常理，马其顿应该重拾汉尼拔和安条克的计划，试图将所有受到罗马压迫的国家联合起来，率领联合军队挑战罗马的霸权地位。皮德那的朝廷诚然与各路势力有纵横交错的联系，但是争取的结果终究收效甚微；虽然据称对意大利人的忠贞有所动摇，但是无论敌友，都不难明白萨谟奈的战火不可能即刻重燃；马西尼萨于罗马告发马其顿代表与迦太基元老院深夜会谈，即使他很可能所言非虚，沉着明智之士也不会如闻惊雷；马其顿朝廷意图以通婚的方式笼络叙利亚王以及比提尼亚王，但毫无成果。意图通过联姻的方式达成政治目的，只能暴露其外交上亘古不变的痴蠢，供世人耻笑而已。如果马其顿想要笼络犹美尼斯，这可能又会授人笑柄，柏修斯的使臣很乐于将其铲除：犹美尼斯在罗马积极筹划对抗马其顿，他们意图在其归国途经德尔斐时杀害他，但是这个精心安排的计策竟告失败。

更为重要的是鼓动北部蛮族以及希腊人背叛罗马。马其顿的旧敌达尔达尼人居于现在塞尔维亚，多瑙河左岸居住着一支比达尔达尼更为野蛮的日耳曼种族部落巴斯登人，腓力已经谋划好了计策，意图假借巴斯登人（Bastarnae）之手剿灭达尔达尼人，而后亲率这些部族以及所有因此牵动如雪崩一样纷纷融入的民族，经由陆路进军至意大利，并侵入伦巴底（Lombardy），此前他已经派遣间谍勘察通往该地的阿尔卑斯山路——这个宏伟计划不愧是汉尼拔思谋出来的，并且毫无疑问受到汉尼拔通过阿尔卑斯山的直接启示。很可能是因为罗马在腓力晚年（罗马纪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建立起阿奎莱亚堡垒，而且与罗马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建筑堡垒遵循的规则不相符合。然而这一计划在达尔达尼人和邻近有关部落的顽强抵抗下毫无进展。巴斯登人被迫撤退，经由多瑙河上的冰层回国，冰层突破破裂，全军尽皆溺死河中。之后马其顿国王意图将其势力范围至少扩展到伊里利亚的酋长国，即如今的达尔马提亚以及北阿尔巴尼亚。其中阿迭陶鲁（Arthetaurus）忠实地庸附罗马，他死于刺客之手，对此柏修斯并非不知情。势力最强的酋长是普洛拉都（Pleuratus）的指定继承人甘提乌斯，他在名义上同其父一样与罗马结盟，但是达尔马提亚一座岛上的希腊城市伊萨的使者向元老院告发，声称柏修斯和这位年轻体弱的嗜酒君主私下串通勾结，而且甘提乌斯的使者在罗马充当柏修斯的间谍。

马其顿东面朝向多瑙河下游的地区坐落着色雷斯最强盛的酋长国，奥德利西亚（Odrysians）血统的君主寇提斯（Cotys），他有勇有谋，统治着色雷斯东部全境，领土范围起自马其顿在黑勃鲁河（Hebrus，即马里查河）的边界，直抵希腊城市星罗棋布的海岸边缘，寇提斯是柏修斯最紧密的盟友。该地区与罗马结盟的其他小首领中，萨伽人（Sagaei）的统治者阿布鲁波里（Abrupolis），由于远征侵略斯特利河（Strymon）上的安菲波里（Amphipolis），遭到柏修斯的挫败，并被驱逐出国。腓力从这些地区获得了为数众多的移民，可以随时于此招募雇佣兵，且数量不限。

对罗马宣战之前，腓力和柏修斯早就已经在怨声载道的希腊民族中积极施行双管齐下的政策，一方面意图劝诱民族党，另一方面又想劝诱——如果我们可以大可无碍地使用这一名词——共产党（the communistic party），站到马其顿这一阵营中来。实际上，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的希腊人，其民族党如今都心向着马其顿，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救赎者罗马人偶尔也会有失公允，而是由于希腊民族是依靠他国才得以复兴。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显而易见已经为时过晚，始无人不知马其顿最令人憎恶的统治，也不及受到尊崇、居心良善的外国人建立的自由政体对希腊荼毒之深。整个希腊的贤能正直之士都起来反对罗马，这本来就在意料之中。支持罗马的只有贪污腐败的贵族，以及分散各地、独不以国家现状和未来民族命运而自欺的老实人。

帕加玛的犹美尼斯对此备感痛心疾首，他是希腊人中主张借助国外力量获得自由的主要人物。犹美尼斯无微不至地对待附属于他的城市，但徒劳无获。他想以柔声细语和金银财宝赢得各公社和公会的支持，结果未能如意。犹美尼斯得知他送的礼物被谢绝，伯罗奔尼撒境内按照公会颁布的法令，将之前为他而建的石像尽皆毁坏，记载其辉煌荣誉的铜表也一概被熔毁（罗马纪元584年即公元前170年）。

柏修斯声名远播，被广为传诵，甚至以前对马其顿恨之入骨的国家，比如亚该亚人，现在也考虑废除反对马其顿的法律；拜占庭虽然位于帕加玛境内，但却向柏修斯而非犹美尼斯寻求保护和戍军以抗击色雷斯人；同样，赫勒斯滂的朗萨古也投归马其顿；精明强干的罗德岛人的庞大舰队——因为叙利亚战船不允许进入爱琴海——护送柏修斯的叙利亚新娘，载着大量的赐物，尤其是造船的木料，光荣归国；亚细亚各城市委员因此都是犹美尼斯的臣民，在萨摩色雷斯和马其顿代表举行秘密会谈。派遣罗德岛舰队或多或少都有些耀武扬威的意味，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柏修斯以在德尔斐举行宗教典礼为托辞，在希腊人面前展示自己和军队。柏修斯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得到民族党派的支持，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他利用希腊正陷于严重经济紊乱，意图将所有希望改革产权和债务的人吸收到马其顿，却有违常理。欧洲希腊人以及欧洲希腊各共同体——伯罗奔尼撒除外，在这方面其状况略佳——如何史无前例地债台高筑，我们很难有确切的认识。

一个城市仅为了掠取钱财而侵略另一个城市，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雅典人攻打奥罗普（Oropus）——而且在埃托利亚人、波希比亚人和塞萨利人中财产所有者和无产者之间也屡屡引发正式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穷凶极恶已经大行其道，例如埃托利亚人宣告大赦，并且制定一项新的公安法，专门为了诱捕一些移民，并将其处死。罗马人意图从中斡旋，但是罗马使者无功而返，并宣称双方罪恶均等，双方的仇恨也不受约束。对于这一事件，除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外实在没有其他出路。感性的希腊主义从初始的荒谬可笑，演化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这一党派（如果可以称其为党派）的人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而且早就没有名誉可言，然而马其顿王柏修斯却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他不仅颁布有利于马其顿破产者的法令，而且派人在拉利萨、德尔斐以及德洛等地张贴告示，号召所有由于政治罪、其他罪行或者债务流放在外的希腊人到马其顿，并保证恢复他们此前的爵位和财产。不难想象，这些人群起响应、纷至沓来。此前希腊北境处处酝酿着的社会革命这时燃烧起熊熊火焰，那里的民族社会党派人请求柏修斯施以援手。如果仅通过这些手段，希腊民族就可以绝地重生，带着对索福克利斯（Sophocles）和菲狄亚斯（Phidias）的崇敬，我们不禁要问，为了这一目标，是否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罗马元老院对这些情况迟迟未予干涉，现在应该制止事态的继续发展了。与罗马结盟的色雷斯首领阿布鲁波里被驱逐，马其顿与拜占庭人、埃托利亚人以及彼奥提亚部分城市结盟，这些行为都违反了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罗马与马其顿签订的和约，已经足以构成正式的开战宣言：战争真正的原因是马其顿企图改变其主权名存实亡的状态，真正掌握国家主权，取罗马而代之成为希腊人的保护国。早在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罗马使者便在亚该亚公会中袒露：与柏修斯结盟者等同于背弃与罗马的盟约。罗马纪元582年即公元前172年，犹美尼斯亲赴罗马，带着一肚子苦水，向元老院陈明整个时局状况。随后元老院召开秘密会议，出人意料地决定即刻宣战，并陈兵驻守埃庇鲁各港口。出于形式上的考虑，罗马派遣使者到马其顿，但是其所奉使命的性质，让柏修斯自知不能退让，他回复说自己愿意和罗马重新签订真正平等的盟约，但是他认定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的和约已经作废，而且他命令使者三天内离开马其顿王国。如此一来，双方在实际上已经宣战。

这是罗马纪元582年即公元前172年秋季。如果他决心背水一战，柏修斯也许可以占领希腊全境，让马其顿党掌握各地政权，他也许能够击溃由格涅乌斯·西锡尼乌斯（GnaeusSicinius）率领、驻扎在阿波罗尼亚的5000人组成的罗马军队分支，并于罗马争夺登陆的先机。但是马其顿王见事态发展非同小可，不由心生战栗，便与其奉为上宾的执政官昆图斯·马尔奇乌斯·菲力普斯（Quintus Marcius Philippus）商议，认为罗马宣战实属轻举妄动，因而决定推迟进攻，再一次尝试与罗马讲和。不难预料，元老院的唯一答复是要求所有马其顿人撤出意大利，遣兵船离岸返还。毫无疑问，守旧派元老指责元老中的“新智囊团”幕僚，以及非罗马所行的诡计，但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冬天风平浪静地过去，柏修斯方面也没有任何举动。

罗马外交官充分利用这一间歇，剥夺支持柏修斯的希腊势力。他们争取到了亚该亚人，甚至亚该亚的爱国党——他们既不赞成开展社会运动，其愿望也不过是审慎地保持中立——也没有投入柏修斯阵营的意向。此外，这时反对党借助罗马的势力掌握了政权，于是更加全心全意归附罗马。埃托利亚联盟在内乱时期曾请求柏修斯援助，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新的埃托利亚领袖莱西斯古（Lyciscus）是在罗马的监督下选任的，所以他甚至比罗马人还热心拥护罗马。在塞萨利，罗马党也保持着优势。甚至此前就强烈支持马其顿的彼奥提亚人，其财政陷入极端紊乱，也并没有全体公然宣布拥护柏修斯。然而至少有三个彼奥提亚城市，即狄斯贝（Thisbae）、哈里亚都（Haliartus）和科罗尼亚（Coronea），自行加入柏修斯阵营。罗马使者对此提出控诉，彼奥提亚同盟政府将事态告知柏修斯，他声言如果让各城市分别在他面前宣布他们的决定，哪些城市依附罗马，哪些城市依附马其顿，自会水落石出。如此一来，彼奥提亚同盟随之土崩瓦解。所谓义巴敏诺达（Epaminondas）的宏伟体系是被罗马人破坏的，并不足信，实际上在罗马人触及之前，该体系已然崩溃了，而其他更加团结巩固的希腊城市联盟的瓦解，确实是以彼奥提亚同盟的溃散为序幕的[1]。甚至在罗马舰队到达爱琴海之前，罗马使臣普布里乌斯·伦图鲁斯（PubliusLentulus），便率领亲附罗马的彼奥提亚军队围攻了哈里亚都。

卡尔西斯驻守着亚该亚人的军队，奥列斯提斯郡驻守着埃庇鲁人的军队，马其顿西部边界上达萨雷泰（Dassaretae）和伊里利亚的堡垒被格涅乌斯·西锡尼乌斯所率军队占据。军队扬帆起航之际，拉利萨也屯驻了一支2000人的守备部队。在此期间柏修斯一直岿然不动，未在本国领土外占据一寸土地。时间进入春季，或者按照罗马官历的六月，罗马兵团在西部海岸登陆。即使柏修斯在无所作为的同时勤勉政事，他是否能够争取到举足轻重的盟友，依然无法确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旧陷于彻底的孤立状态，而且至少在当时，其长时间的宣传并未收到任何成效。迦太基、伊里利亚的甘提乌斯、罗德岛以及小亚细亚的自由城市，甚至此时还和柏修斯十分友好的拜占庭，都为罗马人提供战舰，然而罗马人一一谢绝了。犹美尼斯在战争中出动了陆军和战舰，卡帕多西亚王阿利亚拉底主动向罗马提供人质，柏修斯的姐夫比提尼亚王普卢沙二世宣布保持中立。全希腊依然一片平静。叙利亚王安条克四世，按照朝廷体制获称“神圣光武”的尊号，以区别于其父“大王”的称号，安条克四世发愤图强，但在这场战争期间，仅从孱弱无能、任人宰割的埃及人手中夺取了叙利亚沿海地区。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柏修斯几乎是处于孤立的状态，但他仍然是不容小觑的对手。其陆军总计兵力达43000人，其中方阵队达21000人，马其顿与色雷斯骑兵4000人，其余大部分是雇佣兵。罗马在希腊的总兵力总计30000到40000名意大利人，此外还有努米底亚、利古里亚、希腊、克里特的军队，尤其是帕加玛的助战军队，兵力超过10000人；另外还要加上舰队，因为敌军没有舰队与之抗衡——根据此前与罗马签订的条约，柏修斯被禁止建造战船，此时他在德萨洛尼迦（Thessalonica）建立船坞——所以仅拥有40艘甲板船，但是船上兵力达10000人，其主要任务是在围攻时提供援助。盖乌斯·卢克雷提乌斯（Gaius Lucretius）担任舰队统帅，执政官普布里乌斯·李锡尼·克拉苏（PubliusLicinius Crassus）担任陆军主帅。

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将一支劲旅留在伊里利亚，在西面侵扰马其顿军队，而亲率主力照例由阿波罗尼亚向塞萨利进发。罗马军队艰苦行军，柏修斯不趁机攻打，却自安于进驻波希比亚，并占据邻近区域的要塞。他在欧萨守株待兔，等候敌军到来，在距离拉利萨不远处，双方骑兵和轻装部队第一次交锋。首战罗马人遭到惨败。寇提斯率领色雷斯骑兵重创意大利骑兵，柏修斯率领马其顿骑兵重创希腊骑兵。此战罗马人阵亡2000名步兵、200名骑兵，并且600名骑兵沦为俘虏，但他们十分幸运，未遭到阻碍顺利渡过了裴涅河。柏修斯利用这场胜利，向罗马人请求以与此前腓力同样的条件缔结和约，甚至愿意支付同样数额的赔款。但是罗马人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们从不在战败后缔结和约，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停战求和必然会导致失去希腊。

然而可怜的罗马统帅并不知道如何进攻，也不知道从何处发动进攻。军队往返塞萨利数次，但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柏修斯见罗马人指挥混乱，行动迟缓，本来可以发动攻势。希腊军队首战大胜的捷报像野火一样燃遍了整个希腊，如果再有一次胜仗，爱国党便会闻风而起，发动游击战，也许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结果。但柏修斯虽然能征善战，但不像其父腓力那样善于用兵，他之前准备打防御战，如今形势变化，他就茫然失措，不知该何去何从。第二次双方骑兵交战于法拉那附近，罗马人小胜，柏修斯以此为由，显露出心胸狭窄、固执己见的本色，恢复此前的计划，退出塞萨利，当然，这相当于放弃在希腊全境起兵的念头。尽管如此，埃庇鲁人还是背叛了罗马，而从这一事件看来，如果柏修斯不改变主意，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自此以后，双方均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柏修斯征服了甘提乌斯王，讨伐了达尔达尼人，并且借助寇提斯之力，将亲附罗马的色雷斯人以及帕加玛军队逐出了色雷斯。另一方面，罗马军在西边夺取了数座伊里利亚城池，罗马执政官忙于肃清塞萨利的马其顿守军，并且占据了安伯拉其亚，以防范见风使舵的埃托利亚人和阿加那尼亚人。但是英勇奋进的罗马人对亲附柏修斯的彼奥提亚城市荼毒至深。狄斯贝人见罗马舰队统帅盖乌斯·卢克雷提乌斯兵临城下，即刻不战自降，哈里亚都人则闭门拒敌，卢克雷提乌斯对其发起猛烈攻击并占据之，两地居民皆被卖作奴隶。科罗尼亚虽然立约投降，但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却同样将其居民卖作奴隶。罗马军队从未像这两位统帅麾下的部队那样目无法纪、纲常丧乱。在他们的领导下，罗马军队杂乱无章，甚至到次年（罗马纪元584年即公元前170年）的战争中，新任罗马执政奥鲁斯·何斯提里乌斯（Aulus Hostilius）无法着手任何事关重大的行动，尤其是新任舰队统帅路奇乌斯·霍滕修（Lucius Hortensius），显得和他的前任一样无能，一样肆无忌惮。他率领罗马舰队造访色雷斯沿海城市，无功而返。西面军队由阿庇乌斯·克劳迪乌斯率领，其总部位于达萨雷泰境内的莱契尼都（Lychnidus）。阿庇乌斯也是屡战屡败：他远征马其顿遭到彻底挫败，马其顿王柏修斯抽调南部边境赋闲之师，于初冬深雪封堵所有山路之际，向其发动进攻，从阿庇乌斯手中夺取大量城池和俘虏，并与甘提乌斯建立联系。阿庇乌斯意图入侵埃托利亚，同时他围攻一座埃庇鲁城堡未果，反而被城内守军击败。罗马军主力两次发动进入马其顿的尝试：第一次是翻过坎布尼山脉（Cambunian），第二次是穿过塞萨利各处的隘口。但是他们的计策漏洞百出，两次出兵均被柏修斯击退。

这任执政官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军队——这无疑是当务之急，但这需要有一位更严厉、更有威望的军官。退伍和休假可以用金钱贿买，这样一来军队的数量从未满额。士兵夏季在军营中度过，军官大规模抢掠，士兵则小规模搜刮。友邦人民遭到最为羞耻的猜疑，例如在拉利萨遭到挫败，颜面尽失，据说是埃托利亚骑兵临阵倒戈，罗马人将其归罪于埃托利亚人，并将他们的骑兵军官押解到罗马接受刑事审判，此案史无前例；埃庇鲁的摩洛西亚人遭到无端的猜忌，不得不索性叛变。同盟国似乎就是罗马征服的国家，需要缴纳战争费用，如果他们向罗马元老院申诉，他们的公民便会被处死或者卖作奴隶，例如阿布德拉（Abdera）便遭此劫难，卡尔西斯也曾受此虐待。罗马元老院对此提出严正干涉[2]：下令释放遭此劫难的科罗尼亚人和阿布德拉人，并且禁止罗马官吏未得到元老院允许擅自向盟国征收战争费用。

盖乌斯·卢克雷提乌斯受到罗马公民一致谴责。但是这些小修小补改变不了事实。罗马军队两次出征在军事上未取得任何成果，在政治上更是成为罗马人的污点。与希腊政府声名俱下相比，罗马人素以崇德团结闻名于世，他们在东方取得非凡卓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利于这一名声。如果统军作战的是腓力而非柏修斯，战争一开始，罗马军队可能就毁灭殆尽了，而大多数希腊人会改旗易帜。但罗马人十分幸运，他们的对手不断犯错并且还更胜一筹。柏修斯满足于深沟高垒在马其顿自保——马其顿向南和向西两面实则固若金汤——无异于一座围城。

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罗马派遣至马其顿的第三位统帅是昆图斯·马尔奇乌斯·菲力普斯，前文已经提及，他被马其顿王柏修斯奉为上宾，远远无法胜任这一项重任。此人志向远大，富于进取心，但却并不擅长统兵作战。他冒险通过唐培西部的拉波图（Lapathus）隘口，翻过奥林匹斯山，在隘口处留下一支部队防守，而后率领主力取道难以通行的峡路前往赫拉克隆（Heracleum）。这一计划的成功也不能证明其能力。柏修斯只需要一支敢死队就可以封堵其路线，这样一来连撤退都没有可能。而且即使通过了隘口，前有马其顿主力，后有唐培和拉波图这两座牢不可破的山城，被夹围在海岸的狭窄平原上进退维谷，既没有供给，也没有掠得粮草的可能。他的处境不亚于首次担任执政时的情形，其时他同样被围在利古里山峡中——该地此后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那一次因为一偶发事件破除了困局，而这一次柏修斯的无能让他幸得逃脱。

柏修斯似乎除了封堵隘口外没有任何防御罗马人的策略，他一见到罗马军队到了隘口的马其顿这面，便莫名其妙认定自己必败无疑，仓皇逃往皮德那，并下令将战船焚毁，将他积敛的财宝沉入水底。即使如此，马其顿军队主动撤退，也未能将罗马执政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其行军之路的确畅通无堵，但是由于给养不足，在前行四日之后，不得不原路退回。之后柏修斯幡然醒悟，迅速返回重新占据弃守的城市，若非恰逢坚不可摧的唐培请求投降，并将丰厚的库藏拱手相让，罗马军队就危在旦夕了。这样一来，罗马军队与南方的交通便得到了保障，但是柏修斯此前在埃尔庇小河河畔选定的营地位置优良，这里防守严密，罗马人无法再往前进军。所以在其余的夏日以及冬季里，罗马军队始终停留在塞萨利的边缘角落。顺利穿过隘口确实是一项成果，而且是这场战争中罗马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但这并不是罗马将军贤明的结果，而是由于马其顿王柏修斯失策所致。罗马舰队企图占据德摩特利亚斯，但计划落空，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柏修斯的轻艇明目张胆地游弋于希克拉底群岛之间，保护驶向马其顿的运粮船，攻打敌人的运输船。

西面军队的情形愈加糟糕，阿庇乌斯·克劳迪乌斯所率的部队兵力衰减，无所作为，而他向亚该亚人请求援助，分拨给他的援军却被醋意发酵的执政官马尔奇乌斯拦阻了。此外，柏修斯以大笔钱财贿赂马尔奇乌斯，令其与罗马决裂，并将罗马使臣投入监牢。然而之后这位一毛不拔的国王又认为没有必要支付承诺的钱款，因为即使没有金钱的诱惑，甘提乌斯也不得不一改此前模棱两可的望风态度，断然与罗马结仇。因此在这场已经延续三年的大战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小规模的战役。实际上，如果柏修斯能够不吝钱财，他也许可以轻而易举唤起比甘提乌斯势力更强、对罗马产生更大威胁的敌手。克隆迪库斯（Clondicus）麾下的一股凯尔特人——10000骑兵以及等量步兵——主动请缨在马其顿为柏修斯效力，但是在军饷问题上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同时希腊也一片沸腾，如果施以妙策加上充足的财源，便可以轻易引发游击战，但是柏修斯视财如命，希腊人也不会无端发动战事，所以希腊大地上偃旗息鼓。

罗马最终决定指派合适的人选前往希腊，这便是路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鲁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其父与之同名，曾经也担任执政官，在坎尼之战中丧生。鲍鲁斯出身旧贵族，但是家境贫寒，因此在公民会议中不像在战场上那样出类拔萃——他在西班牙战场上功勋卓著，在利古里亚战场上更可谓是彪炳千秋。因为鲍鲁斯战绩显赫，人们于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再度选举他为执政官——这在当时是罕见的特例。从各方面看来，他都可堪重任：他是旧派的优秀将领，对部下很严格，并以身作则，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仍老当益壮、精神矍铄；他是一位清正廉洁的父母官，正如一位当代人士所说：“鲍鲁斯是当时在金钱面前不动摇的少数罗马人之一”；他也是一位具有希腊文化修养的人，甚至在担任统帅期间，趁机游遍希腊观览当地的艺术品。

罗马新统帅鲍鲁斯一到位于赫拉克隆的军营，便在埃尔庇河河床的前哨发动小规模战斗，以吸引马其顿军队的注意。鲍鲁斯下令普布里乌斯·那西迦（Publius Nasica）突袭防御薄弱的庇修隘口，罗马人因此迂回到敌人后方，马其顿军被迫撤退至皮德那。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9月4日，即朱利乌斯历法6月22日——当日有月食，一位知晓天文的军官提前向部队声明，不可以将这认定是凶兆，以此断定决战时日——他们午后饮马时在前哨意外地与敌军发生冲突，双方本来将决战拖延至次日，如此一来，便决定即刻开战。罗马统帅鲍鲁斯头发斑白，他未戴头盔，不持盾牌，亲自出入于行伍之间，排兵备战。罗马军刚列好阵势，盛气凌人的马其顿方阵队便向他们发起进攻，这位久经沙场的罗马将军此后承认当时也胆战心惊。罗马的先锋队被冲击溃散，一支裴里吉尼人的中队遭到挫败，几乎全军覆没。罗马兵团也急忙回军退却，一直退至距罗马军营不远的小山上。战局由此发生了变化。由于地面崎岖不平，追赶速度太快，导致马其顿方阵队列混乱不堪，罗马军各中队见缝插针，突入方阵队之间的空隙，从两侧和背面对其发动攻击。这时候只有马其顿骑兵可以施以援手，但他们却泰然自若地袖手旁观，很快在国王柏修斯的带领下整体弃战逃窜。因此马其顿在不到一个小时就吃定了败局，方阵队的3000精锐被敌军全数歼灭。皮德那之战是马其顿方阵队最后一次在大战中派上用场，似乎也甘愿从此淡出历史的视线。

此次战败，马其顿损失惨重，20000马其顿人陈尸沙场，11000人被俘虏。自鲍鲁斯就任统帅第十五日后，战争便落下帷幕，马其顿两日后全体投降。国王柏修斯带着金银财宝——他的财宝箱中仍有超过6000塔兰特（折合146万英镑）——逃到萨摩色雷斯，少数忠诚的侍从随行。同行中有一人来自克里特，名为伊凡德尔，柏修斯以主谋意图刺杀犹美尼斯的罪名，传讯并亲手将其杀死，随后国王的随从和其余的属下尽皆弃他而去。有一段时间，他希望避难权可以成为他的护身符，但自知不过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柏修斯尝试逃往寇提斯处，寻求他的庇护，但未成功。所以他写信给罗马执政官，但是鲍鲁斯拒不接受，因为柏修斯在信中还称自己为王。柏修斯只能向命运低头，带着儿女和财宝向罗马人无条件投降，他唯唯诺诺，哭哭啼啼，甚至引起征服者的一丝反感。罗马执政官鲍鲁斯心中满意而沉重，思绪中翻腾着更多的是对命运无常的感怀，而非对自己当下成就的欣喜。他将柏修斯带回罗马，这是罗马将军带回国、声名最为显赫的俘虏。柏修斯成了罗马的俘虏，数年后死于福西奴湖上的阿尔巴，其子此后也在这个意大利乡镇以担任文书谋生。(www.xing528.com)

亚历山大大帝曾征服东方，并将其希腊化，但是他死后144年，帝国便这样消亡了。

此外，这场悲剧也并不缺乏闹剧的陪衬，与之同时罗马将军路奇乌斯·阿尼奇乌斯（Lucius Anicius）也对伊里利亚“王”甘提乌斯展开了进攻，战争从始至终不过三十天。甘提乌斯派出去的侵盗劫掠的舰队被击败，首府斯科德拉被攻陷，两位国王，一位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嗣，一位是普勒拉都的后嗣，双双被俘带入罗马。

罗马元老院认为弗拉米尼努斯不合时宜的宽和态度已经给罗马带来威胁，不可重蹈覆辙，于是马其顿遭到灭顶之灾。马其顿是彻底的君主制统一国家，在斯退蒙河（Strymon）上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召开的会议中，罗马委员会下令按照希腊的同盟体系，将其分为四个共和联邦制同盟，即东部各州联合的安菲波利斯同盟、卡尔西斯半岛的德萨洛尼迦同盟、塞萨利边境上的佩拉同盟以及内陆的佩拉哥尼亚同盟。分属不同联盟的人，其通婚无法律效力，任何人都不允许在不同联盟同时拥有财产。所有曾在马其顿王室统治下担任官员者，以及其成长成人的子嗣，在离国之前必须前往意大利，违者处以死刑。罗马人仍担心旧日的忠君报国之心死灰复燃，这确实情有可原。

马其顿的法律以及旧制在其他方面依然行之有效，官吏按照常理由每个公社选举提名，公社以及同盟的政权掌握在上流阶层手中。马其顿王室的领土和特权并未授之与各同盟，而且禁止开采作为国家主要财富来源的金银矿，但是到了罗马纪元596年即公元前158年，他们又得到许可，至少可以开采银矿[3]。食盐的输入、造船木料的输出均被禁止。停止征收此前上缴国王的土地税，各同盟和公社可以自行征税，但是他们需将以前土地税的一半上缴罗马，按照固定的税额，每年总计100塔兰特（折合24000英镑）[4]。马其顿全境永久解除武装，德摩特利亚斯的堡垒被夷为平地，只在北部边境上留有一连串防御蛮族入侵的据点。至于收缴上来的武器，铜盾被运往罗马，其余均被焚毁。

罗马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马其顿，此后两次响应旧王朝遗嗣号召重起战端，但除此之外，时至今日，马其顿再无任何历史。

伊里利亚也受到类似的待遇。甘提乌斯王国分裂成三个独立的小国。在这里，自由财产所有者同样需要向其新主罗马上缴此前一半的土地税，归附罗马的城市除外。作为回报，罗马免除其土地税，但在马其顿不存在这种例外的可能。伊里利亚的海盗船队被没收，并赠送给了沿海名声较佳的国家。伊里利亚屡屡凭借其海盗船侵扰他国，这样一来，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祸患得以消除。

寇提斯身处色雷斯，罗马人鞭长莫及，而且恰好可以利用他防御犹美尼斯，所以得到了罗马人的赦宥，他沦为俘虏的儿子也被释放归国。

如此一来，希腊北部事务得以解决，马其顿也最终脱离了君主制的羁绊——希腊在事实上比以前自由，境内不再存在国王。

但是罗马人并不满足于切断马其顿的神经和筋肉。元老院决议即刻采取措施让所有希腊国家，不分敌友，永远不能对罗马产生威胁，于是将他们一概降为同等卑微的属国地位。罗马人所行政策本身就值得商榷，但是对于较为强大的希腊属国施行这种政策的方式却有失大国体统，由此也可以看出法比乌斯与西庇阿的时代已然终结。

交战国地位的这种变化，阿塔鲁斯王国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刻。罗马之所以创建并扶植这一王国，是为了牵制马其顿，如今马其顿不复存在，阿塔鲁斯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犹美尼斯谨小慎微，很难找到尚能接受的托辞剥夺他的特权地位，同时避免给他蒙羞。大约在罗马人驻扎赫拉克隆的同时，突然之间许多关于犹美尼斯的奇谈怪论铺天盖地而来——传闻他曾秘密与柏修斯串通，据说他的舰队似乎忽然不见踪影，又传说柏修斯曾以500塔兰特收买犹美尼斯不参与战争，以1500塔兰特贿其居间调停，但是因为柏修斯吝惜钱财，才未能达成协议。至于帕加玛的舰队，犹美尼斯拜谒罗马执政官之后，便在罗马舰队往赴驻冬之际，率领舰队返回本国。

至于犹美尼斯贪污受贿一事，完全和当今报纸上的谣言一样子虚乌有。犹美尼斯家底雄厚、足智多谋且持节守恒，早在罗马纪元582年即公元前172年的一次旅行，就导致马其顿和罗马的关系破裂，因此几乎遭到柏修斯派人刺杀，此刻已经渡过了战争的胶着状态——而且犹美尼斯对最后的结局没有深刻的怀疑——怎么会为了区区几个塔兰特把他那份战利品拱手让给蓄意谋杀他的人？多年励精图治怎么可能会冒险行如此欠缺考虑的下下策？这不仅仅是个曲意捏造的谎言，而且还是个蹩脚的谎言。无论在柏修斯留下的文件中抑或是其他地方，都未发现该传言的证据，这更加确信无疑，因为罗马人甚至都不敢将这些疑虑公之于众，但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意图见之于罗马贵族对犹美尼斯之弟阿塔鲁斯的所作所为，阿塔鲁斯曾在希腊统率帕加玛助战军队援助罗马。这位英勇忠实的战友受到罗马的热烈欢迎，罗马人请他为自己、而非其兄邀赏——元老院将会欣然允诺赐予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王国。阿塔鲁斯仅提请了埃奴斯和马罗尼亚。

罗马元老院认为这只是初步的要求，便十分客气地答应了。但是阿塔鲁斯没有提出任何进一步的条件便班师离去，元老院才明白帕加玛王室家族中的相互关系，与其他王室家族中惯有的关系不同，于是宣布埃奴斯和马罗尼亚为自由城市。帕加玛人未能从马其顿的战利品中得到一寸领土，如果说在战胜安条克之后，罗马人对腓力尚存体面，但现在却是随心所欲地中伤和侮辱了。犹美尼斯和安条克此前一直在争夺潘菲里亚的所有权，而罗马元老院似乎就在此时，宣布潘菲里亚独立。更重要的是，自从犹美尼斯使用武力将蓬塔斯王逐出伽拉提亚，蓬塔斯王在缔结和约之时也承诺不会再与伽拉提亚各君主串通，伽拉提亚人在实质上受犹美尼斯的管辖，现在即使没有收到罗马的直接唆使，无疑也是趁着犹美尼斯与罗马人失和，起兵攻打犹美尼斯，蹂躏其王国，犹美尼斯因此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犹美尼斯请求罗马人调停，罗马使者声明愿意介入调停，但是认为统领帕加玛军队的阿塔鲁斯最好不要随他前往谈判，以免引起伽拉提亚蛮族的敌意。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罗马使者并未取得任何成果，他返程告知犹美尼斯，其调停反而激起了蛮族的愤怒。过了不久，伽拉提亚人的独立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和肯定。犹美尼斯决定亲自前往罗马，向元老院辩解此事缘由。但是罗马元老院似乎良心作祟，突然发布一道法令，规定今后各国君主不允许往赴罗马，并派遣刑事推事到布隆迪西乌姆迎接犹美尼斯，当面向他宣告元老院的法令，询问他有何贵干，并暗示他最好速速离开。犹美尼斯沉吟良久，最后说已别无所求，复登舟返国。他明了当时的局势：半强制半自由的联盟时代已经结束，弱国附属的时代已然开启。

罗德岛人也遭受了类似的待遇。他们曾经颇受优遇：罗德岛人与罗马之间确切来说并非所谓的联盟关系，而是友好的平等关系。罗德岛人因此并不会被禁止缔结何种盟约，他们也无需被迫响应罗马人的命令出兵助战。大概正是由于这一情形，罗德岛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和气见损。罗德岛人首次与罗马人产生分歧是因为里西亚人的起兵反抗镇压。安条克战败后，里西亚人交由罗德岛人管辖，罗德岛人将其当作叛臣贼子，残忍地将里西亚人贬为奴隶（罗马纪元576年即公元前178年）。然而里西亚人声称他们不是罗德岛人的臣民，而是其同盟，里西亚人请求罗马元老院决定和约存在的歧义，以此说服罗德岛人。里西亚人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罗马人理所当然寄予同情，而同情心大概是仲裁结果的主要因素，至少罗马人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并且任由他们以及其他希腊人自行解决争端。与柏修斯战争的打响，和其他通情达理的希腊人一样，罗德岛人也引以为憾事，并严厉指责挑起战端的犹美尼斯，甚至在罗德岛举行太阳神节庆盛典时，不允许他派来参加庆祝的使者出席。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们依附罗马，亦无法让无处不在的马其顿党在罗德岛掌握政权。

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罗马允许罗德岛由西西里输出谷物，可见双方的友好关系并未断绝。在皮德那之战前夕，罗德岛使者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罗马总部和罗马元老院，声言这场战争对其在马其顿的交通以及港口收入带来损害，罗德岛人已经忍无可忍，他们有意愿向拒绝讲和的一方宣战，而且出于这一观念，他们已经和克里特以及亚细亚诸城结成同盟。一个由公民大会主政的共和国很可能不断上演反复无常，但是这么一个商业城市竟敢作出如此不理智的干涉——罗德岛人在得知唐培隘口陷落才敢下此决定——这必须特别说明。其答案见之于一份证据确凿的报告：罗马执政官昆图斯·马尔奇乌斯是“新式外交”开创者，据说他曾于赫拉克隆的军营中（因此是在占据唐培隘口之后）礼遇罗德岛使者阿吉波里斯（Agepolis），并私下请求他居间斡旋，安排双方缔结和约。共和国的愚妄和虚荣又添油加醋，罗德岛人以为罗马人已然自暴自弃、必败无疑，渴望能即刻在四个大国中充当调停的角色，便与柏修斯联系。罗德岛人的使者对马其顿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且口不择言，于是落入了圈套。

罗马元老院大多数人自然对此毫不知情，莫名其妙地收到宣言，必定怒不可遏，下决心乘机挫败这个飞扬跋扈的商业城市。一位好战的将领甚至向人们提请对罗德岛宣战。罗德岛使者再三下跪，恳求元老院念在双方一百四十年的情谊，饶恕其冒犯。罗德岛人将马其顿党的首领送上断头台或罗马，又送来一个价值不菲的金花环以感激罗马人不对其宣战，但是都未见成效。受人敬仰的加图表明，严格意义上罗德岛人并未犯罪，并且质问罗马人是否会对意愿和想法判罚，如果不再有令其畏惧的力量存在，罗马可能会肆无忌惮、恣意妄为，罗马人是否会因此归罪于各国。但是罗马人对此言语劝谏无动于衷。

罗马元老院剥夺罗德岛人在大陆的属地，该属地年产出价值120塔兰特（折合29000英镑）。更严厉的打击是针对罗德岛人的商业。禁止向马其顿输入食盐，禁止从马其顿输出造船的木料，这似乎是刻意针对罗德岛人的。罗马在德洛建设自由港，更加直接影响罗德岛的商业：罗德岛的关税收入此前每年可达1000000德拉克玛（drachmae，折合41000英镑），短时期内迅速降到150000德拉克玛（折合6180英镑）。总的来说，罗德岛人的自由遭到了限制，其开明进取的商业政策因此废止，其国力开始走向凋敝。罗德岛人结盟的请求也遭到拒绝，直到罗马纪元590年即公元前164年，经过反复央求，罗马才与其重新缔结盟约。克里特人同犯此罪，但是国力弱小，仅受到严厉谴责便了事。

对于叙利亚和埃及，罗马人可以即刻了事。两国已经发动了战事，科勒叙利亚和巴利斯坦是争端的焦点。据埃及方面声称，叙利亚的克利奥帕特拉成婚之际，这两个地方就割让给了埃及，然而实际控制科勒叙利亚和巴利斯坦的巴比伦朝廷却对此矢口否认。显然双方之所以会产生争执，是因为以科勒叙利亚城市税收负担克利奥帕特拉的嫁妆，在此事上叙利亚并不理亏。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克利奥帕特拉去世，支付税款也在此时终止，战争一触即发。战争似乎是由埃及挑起，但是马其顿王安条克·埃庇芳尼欣然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趁罗马人受邀身赴马其顿，尝试达成塞琉古王朝传统的政治目标——占据埃及。安条克似乎十分幸运，彼时埃及在位国王是克利奥帕特拉之子托勒密四世菲洛梅托（Ptolemy Ⅳ，Philometor），尚且年幼，其帐下谋臣亦居心不良。安条克在叙利亚—埃及边境上大获全胜，而后于罗马兵团登陆希腊同年（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率军挺进其外甥的领土范围，并在不久后控制住了埃及国王。

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安条克似乎意图假借菲洛梅托的名义将埃及全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因此亚历山大城关门据守，废除菲洛梅托，拥立其弟犹尔提斯二世（亦称“肥王”）取而代之。届时其本国发生变乱，叙利亚王应召离开埃及，返回国内。当安条克返回埃及，菲洛梅托与其弟已经达成谅解，于是叙利亚继续对二者发动战争。正当安条克陈兵亚历山大城之际，也就是皮德那之战（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8年）不久后，罗马使臣盖乌斯·波庇里乌斯（Gaius Popillius）来到亚历山大。此人生性粗暴，向安条克宣读元老院的命令：归还所有侵占的领土，并在规定时间内撤离埃及。安条克请求给他时间稍加斟酌，但是这位前执政官用手杖在安条克周围画了个圈，命其在迈出这个圈之前表明自己的意愿。安条克答复愿意谨遵罗马之命，便率军离开，回到其首都。他按照罗马人的形式，以其“神圣光武王”的名义举行庆祝征服埃及的盛典，并以可笑的方式模仿鲍鲁斯的凯旋典礼。

埃及主动提请罗马的保护，因此巴比伦各君主也放弃了争取独立的最后努力，归顺罗马。马其顿在柏修斯的领导下发动战争，这与塞琉古王朝为了争夺科勒叙利亚而卷入战乱异曲同工，而且这两个王国都尽最后的努力以恢复国力。但是两者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前者危机解除依靠的是罗马兵团的介入，后者则是一位外交家的粗鲁辞令。

在希腊本土，彼奥提亚德两座城市已经受到了过多的惩罚，柏修斯的同盟中仅有摩洛提亚人未受到征讨。鲍鲁斯依照元老院的密令，纵兵劫掠埃庇鲁，一日之内遭到洗劫的达七十座城市，并将其居民贩卖，总计达150000人沦为奴隶。由于态度不甚明确，埃托利亚人丧失了安菲波利斯，阿加那尼亚人丧失了勒迦（Leucas）。雅典人却继续扮演阿里斯托芬行乞诗人的角色，不但获赠德洛和莱蒙洛斯，甚至不耻地请求哈里亚都已然荒废的遗址，并如愿以偿得到了该遗址。如此一来，罗马人为缪斯做了些事，为公道做得更多。每一座城市都存在马其顿党，因此希腊到处都在举行叛逆罪的审判。凡是曾在柏修斯麾下服役的人均被即刻正法，凡是受到柏修斯遗留文件或受前来告密的政敌牵连的人均被押解至罗马，亚该亚人迦里克拉底和埃托利亚人里西斯古以操持告密为业，并且远近闻名。如此一来，塞萨利、埃托利亚、阿加那尼亚以及勒斯博等地引人注目的爱国志士均被迁离各自的祖国，特别是一千名亚该亚人也受到这样的处置——之所以走这一步，不是为了起诉这些被带走的人，而是为了平息希腊人顽固的反抗。

亚该亚人未得到预期的答复，仍然心怀不满，一直要求元老院着手调查，罗马元老院不厌其烦，最终郑重声明：有关人士留在意大利境内，以待后命。他们被安置在意大利内地的乡镇，因此待遇尚且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企图逃跑则会被判处死刑。被带到意大利的马其顿前朝官员，其境遇大抵也是如此。这一权宜之计虽然粗暴，但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希腊人中的罗马党人认为被处死的人数太少，对此十分不满。因此，李西斯古认为，在初步审查之后，可以在公会上就埃托利亚爱国党的五百名领袖人物执行死刑。罗马元老院用人之际，还需要李西斯古，所以任凭此事过去，不加惩戒，仅谴责他不应该动用罗马士兵处理希腊事务。然而我们可以猜测，罗马人之所以开创这一制度，将存疑之人拘禁于意大利，部分原因是防止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因为在希腊本土甚至已经不存在像罗德岛或帕加玛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所以没有如此削减其力量的必要，其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捍卫公道——当然是罗马人所谓的公道——其目的是防止爆发最为臭名昭著的党锢之争。

因此所有希腊化的国家都完全受罗马的保护，亚历山大大帝创立的帝国完全落入罗马共和国的版图，似乎是罗马从亚历山大后裔手中将此城继承下来的一样。四面八方的君主和使臣潮水般涌来，向罗马表示祝贺，阿谀奉承表现出来的卑屈下贱，莫过于各位君主在前厅时的情景。马西尼萨王由于被明令禁止前往罗马，才未亲自出席，并且命其子代为传达：他认为自己只是其王国的受益人，而罗马是其国的真正所有者，不管罗马人愿意留下什么，他永远对此感到满足。这话至少含有真情。但比提尼亚王普卢沙必须为其此前保持中立赎罪，他在这献媚竞技中拔得头筹。他被引导进入元老院时，匍匐在地，向那些“救苦救难的神”行礼致敬。他既如此卑劣不堪，波力比阿（公元前205？—前125年，希腊历史学家）却记述道：罗马人客气地回复了普卢沙的请求，并将柏修斯的舰队赠送给他。

至少在此刻臣服致敬是最好的选择。波力比阿叙述了自从皮德那之战，罗马作为世界性帝国建立起来的全过程。实际上那是最后一次一个文明国家以平等大国的姿态与罗马在战场上交锋。此后的任何战斗都是叛乱，或是对罗马—希腊文明范围之外的民族进行的战争——所谓与蛮族的战争。自此以后，整个文明世界都承认罗马元老院为最高法庭，各君主和各民族之间如果发生争端，最后由元老院委员会进行决断，为了学习罗马的语言风俗，各国王子和贵族青年都到罗马定居。此后明目张胆意图推翻罗马统治的事件事实上仅有一例，即蓬塔斯大王米特拉达特斯（Mithradates）。

此外，皮德那之战也是罗马元老院最后一次坚守——如果可能的话，在意大利海外不占据领土，也不屯兵海外，而仅仅依靠政治主权让各国服从他们的命令——这一旧国策。罗马施行这一政策，是为了让诸国不至于陷入彻底的怠惰或无政府状态，例如希腊的情形，也不至于跳出半自由的状态，跻身独立国家的行列，例如马其顿遭到挫败的尝试。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就此凋亡，但是也不允许某一国家独立自主。因此在罗马的外交关系上，被征服的敌国往往占据着比忠诚的盟国更有利的地位，或者至少与之平等。罗马人会帮助战败的对手恢复国力，但如果战败者企图自行复国，则会遭到贬黜和打压——埃托利亚人、亚洲战争后的马其顿、罗德岛以及帕加玛已经得出的血的教训。但是罗马作为保护国不仅像主人之于奴仆那般很快产生厌烦感，而且其努力宛如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徒劳无功地受累，显而易见在本质上已经行不通了。皮德那之战后，马其顿君主制随之瓦解，预示着制度的转变，而且罗马也越来越无法容忍有可能独立的中等国家与之平起平坐。希腊的小国治国无方，政治和社会都陷入混乱，罗马无法避免地频频干预其内政。马其顿的武装已经遭到解除，其北部边境需要远远不止哨兵站来防御。最后，罗马开始于马其顿和伊里利亚征收土地税——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罗马的附庸国正日益沦为其臣属。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回顾罗马自统一意大利到分解马其顿的历程，罗马帝国似乎并没有策划实行任何领土扩张之类贪得无厌的宏伟方案，这一结果似乎并非出自罗马政府自身的意愿，甚至是违背其意愿被迫接受的结果。当然前一种观点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塞勒斯特（全名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前34年，罗马历史家）假借米特拉达特斯之口说明：罗马与各部族、城市以及各君主之间的战争起源于同一个主要因素，即对领土和财富的贪欲，其见解实属不谬；但是这只是情绪和争执影响下形成的判断，如果将其引证为史实，又不免滑天下之大稽了。

显而易见，每一位观察入微者均可洞见，在此期间罗马政府始终只对意大利的主权念念不忘，且别无所求，他们仅仅希望周边区域不存在太过强大的邻国。罗马人并非出于对被征服国家的人道主义情感，而是本着十分公道的态度，拒绝让帝国的核心受到外界的负累——依次对把非洲、希腊和亚洲纳入罗马的保护范围表达强烈的反对意见，直到每次形势所迫，或者至少是不可抗力的影响，才导致罗马帝国的领域进一步延展。罗马人一直极力宣称他们不施行扩张政策，而且他们总是被动攻击的一方，这番话至少所言非虚。除了对西西里的战争外，罗马人经历的大战——对汉尼拔和安条克的战争，对腓力和柏修斯的战争亦不差分毫——实际上都是被迫拿起武器，或者直接受到侵略，抑或是迫于现存政治关系的空前变动，因此在战争之初，罗马人往往会被打得措手不及。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应该特别关注意大利自身的利益，但是并未适可而止，例如保留对西班牙和非洲的监护权，尤其是不切实际地计划将自由带给全希腊。从意大利政策的角度上看，都属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这一点十分明朗。但是这些失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盲目地畏惧迦太基人，另一方面是更加盲目地醉心于希腊的自由，所以在此期间罗马人并未表现出征服的欲望，反而对其保持着戒心，这一点十分明智。

罗马的政策自始至终都不是由某一位才干超群的智者制定而一代代流传下来，而是由一个能力非常、但不甚包容的审议大会制定的，该议会匮乏规划宏伟框架的能力，并有急切渴求保全其共和国的本能，故而无法以恺撒或拿破仑那般魄力拟定规划。归根结底，罗马帝国总体奠基于古代政治的发展之上。古代世界对国家间权利制衡一无所知，因此每个国家在国内统一之后，或致力于征服邻国，如希腊诸国，或者至少不让自身受到威胁，如罗马——当然，这同样以征服为最终结果。在古代，也许只有埃及这一大国严格施行过制衡之策，而塞琉古与安替哥奴，汉尼拔与西庇阿因施行与之相反的政策，陷入到碰撞冲突之中。但似乎很可悲，古代其他得天独厚、高度发达的民族只能走向衰微，以此成全某一国家从总体中脱颖而出，仿佛它们存在的意义仅在于促成意大利的宏伟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凋亡。然而历史的公道必须承认：这一结果并非因为罗马兵团比方阵对更具军事优势，而是古代国际关系的普遍发展结果，因此结局并非出乎偶然，而是一种永不动摇的坚忍的宿命。

[1]然而彼奥提亚同盟并不是在这个时候依法解散的，而是在科林斯灭亡之后。

[2]有个故事说，罗马一方面要信守保其性命的誓言，一方面又要向他报仇，只好以剥夺其睡眠的方式置他于死地，这当然不足为信。

[3]加西道拉斯（Cassiodorus）说，马其顿各矿于罗马纪元596年即公元前158年重新开采，通过对钱币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到这种说法更为准确的阐释。马其顿四国的金币都已经消失殆尽，因此不是金矿已然封闭着，就是开采的金矿石锻造成了金条。另一方面第一马其顿国——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的确存在银币，安菲波利斯就是银矿所在地。在铸造银币的短期内（罗马纪元596—608年即公元前158—前146年），银币数量非常之多，这证朋银矿的运转十分努力，或者旧王室的货币大量重铸。

[4]波里比阿说，罗马人“免去了马其顿共和国的封主捐税”，我们没必要因此假定这些赋税伺候得到了豁免，要理解波里比阿的话，只要假定以往的封主税现在变成国税就够了。鲍鲁斯允许马其顿继续实行旧制，至少直到奥古斯都时代，必然也和免税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