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米尔卡与汉尼拔在罗马史第三卷第四章

迦太基于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与罗马缔结条约，该条约给迦太基带去了和平，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今西西里最大部分的贡物流入敌人府库而非迦太基国库，这还只是他们损失的最小部分。让他们更为遗憾的是，一直以来他们都希望能够垄断地中海东西部之间的所有海岸线，而就在这个目标即将达成之际，他们却不得不将其放弃。此外，他们看见整个商业体系土崩瓦解，地中海西南部地区原本是由他们单独掌控，西西里岛沦陷以后，该地区却变为对各国开放的通路，意大利商业也完全不受腓尼基人支配。不过，素求安定的西顿人或许已经说服自己接受这种结果，他们已遭受同样的打击；他们曾被迫与马塞利亚人、埃特鲁斯坎人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分享原本为他们所独有的领地；甚至到了今日，他们所保有的领地——非洲（全称阿非利加洲）、西班牙和大西洋的门户也足以使之强大兴盛。但实际上，谁能保证他们至少继续拥有这些呢？雷古鲁斯[1]提出要求，并且总能非常接近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些只会被那些自愿遗忘的人忘却；罗马从意大利出发的征伐已大获成功，如果转而从利利贝乌姆出发重新开始，那么毫无疑问，迦太基必然覆灭，除非敌人失手或幸运之神眷顾并将其解救。的确，他们现在持有一纸和约，但对于这和约的认可曾悬于一线之间，他们深知罗马舆论如何看待促成该和约的条款。罗马或许尚未考虑征服非洲，它至今仍因据有意大利而深感满足；但如果迦太基的存在依靠于这种满足感，那么其前景着实堪忧；谁又能保证罗马人不会为意大利政策之便利灭其非洲邻国而不是将其列为附属之国呢？

简而言之，迦太基只能将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和约视为一种休战协定，即使战争必然再起，也不能利用它来备战；它志不在报战败之仇，甚至不在弥补损失，而是为了保障自身生存，如此便可不依赖于敌人的善意而活。但是当一场毁灭战必然降临一个弱国之时，即使时间点并不确定，较为果敢且具有献身精神的智者也会立刻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战斗做准备，在有利时机应战，并以攻击战术掩护防守策略，而他们却总受懒惰怯懦的民众所累，拜金主义者、年老体弱者及头脑简单者仅仅注重拖延时间，在和平中颐养天年，且不惜一切代价延迟终极决战。所以迦太基有一主和派，有一主战派，两派自然与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已然存在的政治分野联系在一起。拥护主和派的有行政部、元老会和百人会，由号称“伟人”的汉诺领导；拥护主战派的是民众领袖（尤其是德高望重的哈斯德鲁巴）以及西西里军队的将领，西西里军队在哈米尔卡的带领下大获成功，虽然此等成功并无其他建树，但至少向爱国人士展示了一种似能解助其脱困的方法。两派之间长期不和、斗争激烈，利比亚战争的爆发暂时中止了此类冲突。我们在上文已叙述过这场战争兴起的缘由。执政党不善管理、引发兵变，使得西西里官吏采取的所有预防措施都归于失败，又施行惨无人道的治理体系将此次兵变转为革命，最后终因不善用兵尤其是葬送军队的领袖汉诺不善用兵而使得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在这紧要关头，埃尔克特山的英雄——哈米尔卡·巴卡临危受命，将它从过失罪恶之祸中解救出来。他接受了该兵权，甚至在政府任命汉诺为其同僚之时也不辞其职，尽显慷慨大度之风。确实，当义愤填膺的军队将汉诺遣送回国，哈米尔卡再次保持良好的风度，应政府之恳求让度与他一部分兵权；尽管有敌人，尽管有这样的同僚，他依然能够以他对叛军的感召力、以他对努米底亚酋长的灵活处理方式、以他卓越的组织和统帅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平息叛乱，使造反的非洲归于忠诚（罗马纪元517年即公元前237年末）。

此次战争期间，爱国党派一度保持缄默，而今它却大声疾呼。一方面，这次灾祸使得当权寡头政府的极端腐败和不良特性显露无遗，不论是他们的无能，他们的结党营私，还是他们的倒向罗马方针，均是如此。另一方面，撒丁岛的沦陷以及罗马在当下所采取的恐吓态度都清楚表明，罗马宣战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迦太基头上，如果在当前形势下，迦太基与罗马开战，结果必然是腓尼基人会丧失在利比亚的统治权，这些即便是最低贱的人都能够明白。在迦太基，或许有不少人都因为对祖国的未来失去信心而移居到大西洋诸岛；谁又能够责备他们呢？可是高尚之士却不屑为自保而背弃祖国，伟人也享受在大多数善士所认为的绝境中迸发热情的特权。他们接受罗马提出的新条件，除了屈从他们别无他法，将新仇加于旧恨之上，并加以细心看管，这是受侵犯民族最后的本领。然后他们采取措施以图进行一场政治改革。[2]他们已非常明白这群当权者的不可救药：甚至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执政王族们既不忘怨恨，也未学新知。这群当权者漫无边际的厚颜无耻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现在竟控告哈米尔卡是引发雇佣兵战争的罪魁祸首，因为他未经政府授权，便擅自向西西里士兵许以金钱。如果这群军官和民众领袖想要推翻这个腐朽没落的政府，那他们在迦太基本部几乎不会遇到太大麻烦，但迦太基政府首脑已与罗马保持着近乎叛国的关系，在罗马境内这势必会遭遇较为强大的障碍。这种形势下，除了其他所有困难外，还出现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他们所创的救国方法，不得让罗马人和亲罗马政府确切地知道。

所以他们未触及宪法，并令政府首领充分享有专属特权和公有财产。两个统帅——汉诺和哈米尔卡都在利比亚战争后期任迦太基军队首领，前者应受罢免，后者应任命为全非洲终身元帅，这个议案一经提议便获支持。经安排，哈米尔卡处于独立于管理集团的地位——他的对手称它为不合宪法的君权，加图称它为专政——只有公民大会能罢免其职并对其进行审讯。[3]甚至继任者的选择权也不在首都当局，而在于军队，即任长老或军官的迦太基人，他们的名字会与将军一起载入契约之中；当然，核准权仍然掌握在本国的公民大会手中。无论这是不是一种篡权行为，它都清楚表明了主战派视军队为其特殊领地。

这样看来，哈米尔卡的职责也并无太大特别之处。迦太基对各边境上努米底亚部落的战事从未停息；仅在不久之前，内陆的“百门之城”——德韦斯替（又称泰贝萨）已被迦太基人占领。继续边疆战事的任务分配给了非洲的新将领，而迦太基政府可在自己的直辖地内为所欲为，任务本身对于防止迦太基政府默许公民大会通过的关于此事的法令并无太大意义；罗马人可能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于是，哈米尔卡成为军队统帅，西西里和利比亚战役已经证明，如果命中注定会有人成为迦太基的救星，那么这个人便非他莫属。或许人类与命运的英勇抗争从未比他发动的战争更为英勇。人们指望军队救国，但要怎样的军队才能有救国之用呢？在利比亚战争中，迦太基的国民军在哈米尔卡的指挥下战绩不俗；但他很清楚，在危急关头率领城中商贾工匠背水一战是一回事，而将他们变成训练有素的士兵又是另外一回事。迦太基的爱国党派为他输送杰出的军官，不过其中当然也只有受教育阶级有代表。他没有国民军，至多只有几队利比亚腓尼基的骑兵。他的任务是把利比亚征兵和雇佣兵组成一支军队，这个任务在哈米尔卡这样的将领手里自然是有可能完成，但即使是他，也只有在按时按量发给部下粮饷的条件下才能做成此事。不过经西西里一役，他明白迦太基的国库收入都用在了迦太基本部更为紧急的事务上，而无力支付用于抗击敌人的军队开支。因此，哈米尔卡所进行的战争必须自给自足，而他原本在佩莱格里诺山小试的行动也须大规模开展。但长远来看，哈米尔卡不仅是一位军事领袖，而且是一位政党首领。他与执政党敌对，彼此矛盾不可调和，执政党伺机将其推翻，他不得不寻求公民支持；尽管他们的领袖清正廉洁、德行高尚，但民众却极为腐败，受不善的腐朽制度影响，他们习惯没有回报便不予付出。的确，紧急情况发生时，需要和热情可能会暂时居于主导地位，处处如此，甚至是最腐败的地方也不例外；但如果哈米尔卡希望迦太基民众永远都支持他的计划（该计划起码要在数年之后才能得以实施），他就不得不按期拨款给本国朋友以讨民众欢心。因此，他被迫向冷漠且腐败的民众祈求或购买拯救他们的许可；被迫忍气吞声、与他憎恶且时常打败他的傲慢之人周旋，以换取为达成目标不可或缺的喘息机会；被迫向那些自诩为祖国之主的遭人唾弃的卖国贼掩饰他的计划和蔑视——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少有志同道合之友，他孤身立于内外仇敌之间，利用双方的优柔寡断，当即行骗并公然挑衅他们，只为获得可与一国抗衡的资产、金钱和人力，而即使军队已做好作战准备，似乎也很难达到预想程度，更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他还只是一个不过三十岁的年轻人，但当他准备远征之时，便似乎已有预感，要想实现奋斗目标或是不经远望便看见理想之地，均为情势所不容。离开迦太基时，他嘱咐九岁的儿子汉尼拔·巴卡[4]在主神圣坛前宣誓与罗马之名永世为仇，并在军营中培养汉尼拔及次子哈斯德鲁巴·巴卡和马戈——他称他们为“一窝小狮子”——让他们承袭他的计划、他的才智以及他的仇恨。

佣兵战役结束后（或许在罗马纪元518年即公元前236年春季），利比亚的新将领立刻离开迦太基。他似乎想要远征以抗击西方的自由利比亚人。他的军队尤以战象见长，沿海岸行进；海上舰队由他的忠实伙伴哈斯德鲁巴率领，与陆军相伴而行。突然消息传来，说他已在赫拉克勒斯之柱渡海并于西班牙登陆，他在那里与当地的土著人交战——迦太基当局抱怨他未奉政府之命，便擅自与无辜群众作战。无论如何，他们不能抱怨他忽视非洲事务；努米底亚人一再反叛，他的副官哈斯德鲁巴给了他们一个有力的打击，之后多年，边境方得安宁，几个迄今独立的部落也都归顺纳贡。至于他个人在西班牙所做何事，我们无法一探其详。哈米尔卡死后约三十年，老加图在西班牙看见他的光辉伟业的遗迹犹新，尽管他对迦太基人仇恨已深，却仍不禁赞叹说：没有哪一任国王可与哈米尔卡·巴卡比肩。至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哈米尔卡的战果仍向我们显示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和政治家，在其生命的最后九年里（罗马纪元518—526年，即公元前236—前228年）所做出的成就——壮年时期，他在战场英勇杀敌，而就在他的计划趋于成熟之际，他却如沙恩霍斯特一般死去——在之后的八年间（罗马纪元527—534年，即公元前227—前220年），他的女婿哈斯德鲁巴继承了他的官职和计划，以其大将之风接手哈米尔卡开创的伟业。原本迦太基在西班牙海岸只有一个小型贸易仓库以及加的斯保护港，而且这个小型贸易仓库原被视为利比亚的附属地，后来哈米尔卡凭其将才在西班牙建起一个迦太基王国，哈斯德鲁巴又以其聪敏的政治手腕将这个王国巩固壮大。西班牙最美地区，即南部和东部海岸，都划入腓尼基领域，城市创建起来；最重要的是，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南部海岸唯一一处良港上建立了“西班牙的迦太基”（即卡塔赫纳），包括其创建者壮丽宏伟的“王宫”。农业发达，此外，由于人们幸运地发现了卡塔赫纳的银矿，矿业更为兴旺，一百年以后，该矿年产量超过36万磅（即3600万塞斯特斯）。远至埃布罗河的大多数城邦都依附于迦太基并向它纳贡。哈斯德鲁巴想方设法，甚至通过联姻，将各首领与迦太基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因此，迦太基在西班牙赢得了广阔的商贸和制成品市场；此地收入不仅能供养军队，而且还有盈余可汇到迦太基，留作储备金以供将来之用。此地在编制军队的同时，还打造精兵；另外还得在迦太基领地内定期征兵；战俘也被并入迦太基军团。附属城邦为迦太基提供充足的分遣队和雇佣兵，尽可能使其满意。士兵一生戎马、征战沙场，把军营视为他们的第二个家。他们忠于军旗，爱戴伟大的领袖，以表其爱国心。他们终日与英勇的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人作斗争，形成了一支可靠有用的步兵团，与优良的努米底亚骑兵相互配合。

就迦太基而言，巴卡家族[5]可畅行无阻。公民不被要求定期捐款捐物，相反，他们还能得到一些利益；西班牙商业弥补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所受的损失；西班牙战争和在西班牙的军队多次大胜，成就斐然，不久便广为人知，以至于能够在特别的紧急情况下，如哈米尔卡战死后，将大批非洲援军调往西班牙。执政党无论受何影响，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在谈到蛊惑人心的军官和暴民时，不管好坏，只会相互抱怨或向罗马的朋友诉苦，以寻求安慰。

罗马并未进行什么足以改变西班牙事态发展进程的大事。毋庸置疑，罗马人不作为的首要和主要原因必然是他们对这荒远半岛不甚了解——当然，这也是哈米尔卡选择西班牙而不是非洲本部来实行其计划的主要原因，非洲在其他方面可能并不逊色于西班牙。罗马派专员到西班牙就地搜集情报，迦太基众将军向他们做出解释加以应对，并保证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尽快供给罗马战争物资。对于这套说辞，元老院绝不可能相信，但他们或许仅领悟到哈米尔卡计划的直接目的，那就是，迦太基各岛在贡品和贸易方面都遭受损失，因而要在西班牙获取补偿；他们认为迦太基人发起侵略战争，尤其是从西班牙攻入意大利，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从含有此意的确切声明和事件全局来看，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当然，迦太基的主和派中有很多人眼光较为长远，但无论他们的想法如何，他们都不会轻易把即将到来的剧烈动荡告知罗马友人（长久以来，迦太基当局都无法阻止风暴来袭），因为这不但不能扭转危局，还会加速危机的爆发；即使他们告诉了罗马友人，对于这种出自党派人士的告密，罗马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审慎接受。不可否认，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壮大，这不能不引起罗马人的注意，同时也逐渐唤醒了他们的忧惧。实际上，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年里，他们的确曾试图限制这种扩张。大约在罗马纪元528年即公元前226年，由于对新生的古希腊人文主义念念不忘，他们与西班牙东部海岸的两个希腊或半希腊城市结盟，一个是扎金索斯，又称萨贡图姆（即莫维多，离巴伦西亚不远），另一个是伊伯利亚（即安普里亚斯）；他们将此事告知迦太基将军哈斯德鲁巴，同时也警告他不要向埃布罗河之外拓展领地，对此他答应会照办。无论如何，罗马人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防止他沿陆路入侵意大利——任何条约都无法束缚住进行这项伟业的哈斯德鲁巴将军——他们一部分是因为西班牙的迦太基人日趋强大，令人心生畏惧，想以此限制他们的实力，一部分也是为了保住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自由城邦，罗马将它们纳入麾下加以保护，一旦需要在西班牙登陆作战，它们便可用作军事行动基地。至于即将到来的与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在元老院看来实属不可避免；对于在西班牙境内发生的事情，他们所担心的最大不便也不过是可能需要派遣一些军团前往，比起没有西班牙之时，敌人将会得到较为充足的资金和士兵；无论如何，他们毅然决定（如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作战计划所示，而且确实也别无他法），下次战争开始于非洲，也将结束于非洲——这同时也将决定西班牙的命运。此外，还有其他几点拖延依据，最开始几年是由于迦太基的分期付款，一旦宣战，分期付款就告停，之后是由于哈米尔卡离世，众多敌友都以为他的计划也要随之夭折。最后，在较晚几年，元老院确实开始担心迟迟不战并非良策，又有人明确表示希望先除掉波河流域的高卢人，因为他们面临即将灭亡的威胁，罗马一旦发起大战，他们便有望利用良机，引诱山外部落再次光临意大利、重新鼓动仍旧危机四伏的凯尔特人进行迁徙。罗马人迟迟不采取行动，既不是顾忌迦太基的主和派，也不是担心现存的条约，这一点可谓不言而喻。再说，如果他们有意开战，西班牙的争斗随时都可作为现成的托辞。从这一观点来看，罗马的行为绝非不可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罗马元老院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显示出了他们的目光短浅和松弛懈怠——而同时期在处理高卢事务时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则更是漏洞百出、情理难容。罗马政策向来不以卓越的构思和迅速的组织力见长，而以其不屈不挠、狡猾多端和始终如一的特性引人注目——在这方面，罗马的敌人，上至皮洛士，下至米特拉达梯，通常都远超于它。

于是，幸有命运之神眷顾，哈米尔卡的绝妙计划得以实施。作战物资已然到手——军队人数众多、惯于征伐，国库充实、财源不断，但是为了寻求合适的作战时机，为了给予军队正确的指引，还须有一个领袖。在危急存亡之秋、在困顿绝望的民族中，有一个人用其智慧与心性开辟出一条救亡图存之路，而眼见他的计划实行在即，他却离世了。他的继任者哈斯德鲁巴不急于进攻，这究竟是因为他觉得时机未到，还是因为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故而自认为无法指导战事，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妄下断言。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初，他被刺客所杀，西班牙军队的迦太基军官随即召回哈米尔卡的长子汉尼拔继承其位。汉尼拔仍在少年——他出生于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因此现在还只有二十九岁；但他已然身经百战、阅历丰富。回忆当初，他脑中仍会浮现出他的父亲在远地作战以及在埃尔克特山杀敌制胜的场景；无论是卡图卢斯和议，还是饮恨归国、杀戮嗜血的利比亚战争，汉尼拔都与他战无不胜的父亲甘苦与共。他尚在孩童时期就跟随父亲去往军营，不久便崭露头角。他身轻体健，因而擅长奔跑和击剑，骑马时也能无所畏惧、全力冲刺；失眠对他并未影响，他也知道如何像士兵一样饮食充饥或忍饥挨饿。虽然他的盛年时期都在军营里度过，但他却拥有当时腓尼基人所拥有的修养。似乎是从他成为将军之后，在知己——斯巴达的索西鲁斯指导下，他开始能用希腊语写作公文。长大成人后，他加入了父亲的军队，在父亲的注目下首次施展武艺，并亲眼目睹父亲在他身旁战死。自那时以后，他统领姐夫哈斯德鲁巴麾下的骑兵，以其英勇果敢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著称于世。现在他的伙伴呼吁他这个虽然年少但却身经百战的将军继任元帅之职，他也能实行他父亲和姐夫终生都为之奋斗的计划。他继承了遗产，并且也确实有资格得到它。与他同时代的人想尽办法污蔑他的人格；罗马人说他残暴，迦太基人说他贪婪；的确，他以一种只有东方人能了解的方式发泄仇恨，一个从不缺少金钱和积蓄的将军也没办法不贪财。但即便他已被冠上愤怒、嫉妒和卑鄙之名，他们也不能玷污他纯洁高贵的形象。且不论自相矛盾的卑劣杜撰，以及他的副官（尤其是汉尼拔·莫诺马库斯和萨莫奈人马戈）以他的名义犯下的一些罪行，典籍记载中有关于他的叙述无一不证明其所作所为顺应当时情势，合乎当时国际法规；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他兼具冷静的头脑与向上的激情、处事谨慎而又富有活力，难能可贵，堪称完美。他尤其以工于心计著称，这也是腓尼基人的一个主要特点。他喜好选择奇异难料的路线，他精通埋伏与各类计谋，他特别细心地研究敌人的性格。通过无与伦比的间谍系统——他甚至在罗马定期安插眼线——他能时刻掌握敌人的计划；经常有人看见他乔装打扮、戴假发，为的就是获取某些情报。当今时代的每一页历史都彰显出他是深谙谋略的天才。与罗马缔结和约之后，他改革迦太基宪法，流放国外后，他又能对东方各国的内阁产生无以比拟的影响，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才干。他驾驭众人的能力也可体现在他以无可匹敌之势掌控着来自不同种族、说不同语言的军队——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这支军队都未曾背叛他。他是一位伟人，无论走到何处，他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汉尼拔继任后（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春），立即决定开战。凯尔特人的领地仍处于动乱之中，罗马与马其顿之间的战争也似乎迫在眉睫：他现在理应立即揭下面具，在罗马人随其自身方便登陆非洲发动战争之前，去往他中意之地进行征战。他的军队不久便做好了上阵的准备，通过一些掠夺性的军事袭击，他的府库得到大规模扩充、资金丰足；但迦太基政府却表示极不愿向罗马宣战。哈斯德鲁巴是迦太基的爱国民族领袖，是西班牙的将军，比起在西班牙，想要保住他在迦太基的地位甚至更加困难；如今，主和派在本国手握大权，他们以政治罪名迫害主战派领袖。统治者已对哈米尔卡的计划进行打压破坏，他们绝不允许现如今在西班牙发号施令的无名少年以妨害国家为代价去表达他们朝气蓬勃的爱国热情；汉尼拔也不敢公然违抗合法权威的意愿擅自宣战。他想煽动萨贡图姆[6]破坏和平，但他们只满足于向罗马抱怨。后来，罗马派专员前来，他刻意怠慢想以此逼他们宣战，但这些专员却已看透实情：他们在西班牙默不作声，企图向迦太基提起诉讼，并报告本国政府汉尼拔已做好开战准备，战争一触即发。于是，时光流逝，安提柯·多宋的死讯已经传来，他与哈斯德鲁巴几乎同时暴毙；罗马人以双倍的速度和精力在山南高卢建设堡垒；罗马准备于次年春季尽快结束伊利里亚叛乱。每一天都异常宝贵，汉尼拔下定了决心。他传信简要告知迦太基，萨贡图姆人正在侵犯迦太基所属的陶尔包勒特人，所以他必须攻打他们。罗马纪元535年即公元前219年春，汉尼拔未等回复，便开始围攻这座与罗马结盟的城市，或者换句话说，他是在向罗马开战。我们从约克投降所产生的某几方面影响可大致推断出当时盛行于迦太基的意见和言论。据说，一切“君子”都反对“未奉命令”的进攻；有传言对此进行否认，也有传言声称要交出猛将。但那是因为相较于罗马，迦太基议会对离国较近的军队和民众更为畏惧；还是因为他们认为事已至此，再无挽回的可能；又或者只是因为惰性，才使得他们不采取任何确切行动；他们最终决定按兵不动，如果不主动发起战争，那就顺应而行、任其发展。萨贡图姆实行自卫，因为只有西班牙城市知道如何进行防御：如果罗马人显示出的只是其客民所做的一点努力，而在萨贡图姆被困的八个月里，他们也不浪费时间与伊利里亚盗匪进行无聊的战争，那么即便他们未兑现曾承诺过的保护之言，但因为他们是该海洋和适宜登陆之地的主人，便可免受此等耻辱，或许也可以扭转战局。可是他们迟延耽搁，最终这座城市还是被人攻陷。汉尼拔将战利品遣送到迦太基进行分配，激发了许多人心中的爱国情和对于战争的热忱，而在此之前，他们并无此感；这次战利品分发活动也切断了一切与罗马和解的可能。因此，萨贡图姆灭亡之后，一支罗马使团来到迦太基，要求交出将军和身在军营的长老，迦太基企图辩解，罗马发言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突然停止讨论，撩起长袍，宣称他把和平与战争都放进了长袍之中，元老院可在其中作出选择。这时长老们鼓足勇气，回答说他们将选择权交给罗马，罗马发言人请战，长老们便予以接受（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春）。

因萨贡图姆人顽强抵抗，汉尼拔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与之作战。罗马纪元535—536年也即公元前219—前218年冬季，他照常退至卡塔赫纳，一方面为进攻意大利全力备战，另一方面筹划西班牙和非洲的防御工作——因为他与其父亲和姐夫一样，掌握着两地的最高指挥权，所以筹备本国防务的责任也移交到他身上。他的全部武装力量大约有步兵12万人，骑兵16000人；另外，除了留在首府的战象和船舶，他还有战象58头，配备船员的五桨木船32艘，未配备船员的五桨木船18艘。除轻装部队里有一些利古里亚人以外，这支迦太基军队里没有雇佣兵，除了几支腓尼基分遣队之外，军队主要是由服兵役的迦太基属国民众——利比亚人和西班牙人组成。汉尼拔非常了解他要打交道的人，为了确保西班牙人的绝对忠诚，他给他们所有人批准整个冬季的假期以示信任；不同于腓尼基人爱国心的狭隘排外，他向利比亚人发誓，倘若他们能凯旋回到非洲，他必定会赐予他们迦太基的公民身份。然而，这支大军中只有一部分为远征意大利之用，大约2万人被派往非洲，小部分人去往首都和腓尼基本土，大多数人则派至非洲西端。为了保卫西班牙，12000名步兵、2500名骑兵以及将近一半的战象都留在了后方，此外还有舰队驻守在那里。西班牙的主要兵权和行政权都委托给了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迦太基的直接领地防卫较弱，因为首都有充足的财力以备不时之需；同样，西班牙容易征得新兵，适量的步兵就足够当前之用，而非洲的特别兵力——战马和战象则大部分都留在了西班牙。汉尼拔将主要精力都用于保障西班牙和非洲之间的交通，因而他把舰队留在西班牙，非洲西部则由一支强大的军队守卫。为确保军队的忠诚，他不仅从西班牙城绑押来人质，把他们拘留在萨贡图姆的要塞，而且还把士兵从征募之地转移到其他地区：非洲东部的民兵大多移至西班牙，西班牙的民兵移至非洲西部，非洲西部的民兵移至迦太基。他为防御之需做了充分的准备，至于进攻策略，则是将兵力分为两队，一队由20艘五桨木船载着1000名士兵自迦太基驶向意大利西海岸进行劫掠，另一队则是25艘，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将重新占领利利贝乌姆。汉尼拔相信政府可以发挥一定的效力，他决定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进攻意大利，这无疑是哈米尔卡原有计划的一部分。只有在意大利才有可能对罗马发起决定性的攻击，一如只有在利比亚才有可能对迦太基发起决定性的攻击一样；当然，罗马有意将后者作为它下一次战争的首要目标，所以迦太基起初不应将自己局限于西西里这样的次要军事目标，也不应只局限于防守——无论如何，战败必会两伤，而战胜却不会实现获益均等。

可是如何攻打意大利呢？他可以沿海路或陆路到达这个半岛，但如果他的计划将不只是一场不顾一切的冒险，而是一次带有战略目标的军事远征，那么一个比西班牙或非洲更近的军事基地则必不可少。汉尼拔不能依赖舰队和防御海港的支援，因为罗马现在掌握着海上霸权。意大利同盟境内没有任何可驻守的基地。如果是在不同的时代，尽管同情希腊人，但意大利同盟经受住了皮洛士[7]的打击，那么它如今便不会一遇腓尼基将军就土崩瓦解；毫无疑问，一支侵略军在罗马堡垒网与稳固同盟的双重夹击下必然溃不成军。拿破仑的俄罗斯之战与汉尼拔的意大利之战类似，利古里亚人和凯尔特人的领地之于汉尼拔就像波兰之于拿破仑。这些部落仍苦于无休无止的独立战争，他们与意大利人种族不同，罗马堡垒与干路联合封锁的第一批盘管正将他们紧紧束缚起来，他们感觉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只能将腓尼基军队视作救星（在军中任职的有许多西班牙的凯尔特人），并充当它可依靠的第一支援方——一个可供它招兵买马、集资筹饷的来源地。波伊人和因苏布雷人已缔结正式条约，条约规定他们必须派出向导前去迎接迦太基大军，为其取得同族部落的殷勤招待和沿途补给，一旦大军到达意大利，便起兵攻打罗马人。最后，罗马与东方的关系使得迦太基人也趋向此地。马其顿于塞拉西亚战役中取胜，于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8]重建主权，与罗马关系紧张；法罗斯的德米特里乌斯背弃了罗马同盟转而投向马其顿同盟的怀抱，随后其国为罗马所占，他亡命于马其顿朝廷，罗马人要求马其顿交出德米特里乌斯，马其顿予以拒绝。如果能将瓜达尔基维尔河与卡拉苏河的大军集合于一处以对抗共同的敌人，那么此地非波河[9]莫属。于是，所有的一切都驱使汉尼拔去往意大利北部。罗马纪元524年即公元前230年，罗马人在利古里亚突遇迦太基人的侦察队，可见其父当时的注意力已转向此地。

汉尼拔为何舍海路而取陆路，我们无从得知；无论是罗马人的海上霸权还是马西利亚同盟，都不能阻挡热那亚登陆，这一点显而易见，后续也会得到证明。这个问题的满意答复取决于几个因素，但权威著作并未有所提及，我们也不能仅凭猜想就妄下定论。汉尼拔必须两害择其一。对他而言，海上航行和海战偶发性强、凶吉难料，与其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还不如接受波伊人和因苏布雷人诚挚无疑的保证，而且即便军队在热那亚登陆，也仍须翻山越岭，这样的话则更当选择陆路了。而与阿尔卑斯主干山脉相比，翻越热那亚的亚平宁山脉的难度系数到底小多少，他无法确切知晓。无论如何，他所循的路线是原始凯尔特人的路线，许多更大的队伍都曾沿此路线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凯尔特民族的盟友和救星都可谨慎而行，涉险越过它。

所以在适宜的季节到来之时，汉尼拔便将参加大军的队伍集结于卡塔赫纳：有9万名步兵，12000名骑兵，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是西班牙人。随行的37头战象或许只是为让高卢人眼前一亮之用而非真正用于作战。汉尼拔的步兵不再需要像克桑提普斯[10]率领的步兵一样藏身于战象的队伍之后，象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挫败敌人，也经常能令本军失利，这位将军非常睿智，他审慎而又不加吝啬地使用这一武器。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春，汉尼拔率领这支武装部队从卡塔赫纳出发，向埃布罗河挺进。他一早就将他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他与凯尔特人建立的联系以及此次远征的资源和目标，都告知他手下的士兵，以至于即使是久经沙场深谙军事的普通士兵都深感其领袖英明睿智、统帅有方，故而愿意无条件地信任他，追随他去向陌生遥远的地方。汉尼拔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向士兵阐明了他们国家所处的位置以及罗马人的要求，奴隶制度必将席卷他们亲爱的祖国，他们也会背上可以牺牲所爱的将军及其部下的污名，深为耻辱，这激发了所有人心中的英勇爱国热情。

罗马政府身处困境，即使是稳固英明的贵族阶级也会遭遇这样的情况。毫无疑问，罗马人知道他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为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却没有一件事行之得当，也没有一件事合乎时宜。它们原本在很久之前就可以掌握阿尔卑斯山脉的门户，解决与凯尔特人的争端；而现在凯尔特人依旧难以对付，阿尔卑斯山脉也仍旧对外开放。如果他们信守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的和约，便可与迦太基开展友好关系，又或者如果他们无意守和，那很久以前他们便可征服迦太基：实际上，撒丁岛被攻陷后，和平就已经遭到了破坏，他们却允许迦太基休养生息、恢复国力，长达二十年之久。罗马要想与马其顿维持和平，其实并没有多大困难，但他们却因一点蝇头小利而葬送了与马其顿[11]的友谊。这时一定缺少一位领袖政治家对事态作一个系统全面的观察；当下所做事务纷繁复杂，不是过少，就是过多。如今，经过他们的许可，战争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均由敌人决定；尽管他们有理有据地坚信自己的军事实力优于敌方，但对于首次行动的目标及要遵循的路线，他们却茫然不知。他们手上有超过五十万的可用士兵听其调遣；只有罗马骑兵不及迦太基的精良，数量也较少，罗马骑兵约占出兵总数的十分之一，迦太基骑兵占其总数的八分之一。罗马舰队有220艘五桨木船，它们刚从亚得里亚海驶回西海，而受此战影响的国家却没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舰队。对于这种压倒性的武力优势，其天然适当的用途自是不言而喻。战争应该以登陆非洲为开端，这是长久以来所遵循的策略。之后形势有变，罗马人不得不将同时登陆西班牙纳入他们的作战计划，主要是为了防止西班牙兵临迦太基城下。实际上，汉尼拔于罗马纪元535年即公元前219年初进攻萨贡图姆就已经拉开了战争的帷幕，依照计划他们首先应该做的是在萨贡图姆沦陷之前派一支罗马军队入驻西班牙，但他们却忽略了名誉及利益的要求。萨贡图姆奋起抵抗长达八个月之久，终是徒劳：罗马甚至还未将登陆西班牙的部队武装起来，该城就已落入他人之手。然而，埃布罗河[12]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区域仍是自由之地，该地各部落不仅是罗马人的天然盟友，而且与萨贡图姆人一样得到了罗马使者所给的迅速支援的承诺。自意大利沿海路到达加泰罗尼亚[13]并不比从卡塔赫纳沿陆路到此地多耗费很长时间，如果罗马人在这期间正式宣战，然后仿效腓尼基人于四月出发，汉尼拔则有可能在埃布罗河战线上与罗马军团相遇。

最后，罗马的大部分陆军海军固然都已做好了远征非洲的准备，第二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也被派往埃布罗河；但他从容前进，遇波河上发生暴动时，他让准备登船的军队留在那里，转而另组新军团以供远征西班牙之用。所以即使汉尼拔在波河上遭遇了激烈的反抗，这反抗也仅仅是出自当地的土著人；当前形势下，对罗马人而言，时间要比战士的鲜血更为宝贵，数月之后，他们克服了阻碍，损失四分之一的兵士，最终成功到达比利牛斯山脉一线。罗马的西班牙盟友因此次耽搁而再度被牺牲，这实属预料之中，此次耽搁本可以轻易避免，但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春季迦太基远征意大利必定出乎罗马人的意料，如果罗马人及时出现在西班牙，或许也可避免这次军事行动。汉尼拔绝对无意牺牲他的西班牙“王国”，将自己如亡命之徒一般弃于意大利。他将许多时间用于围攻萨贡图姆、铲平加泰罗尼亚，并留下大批军队以驻守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新收地域，足见如果有一支罗马军队与他争夺西班牙的所有权，他必不甘心就此撤退。更重要的是，如果罗马人能让他晚几周从西班牙出发，那在汉尼拔到达阿尔卑斯山脉之前，冬天就已经封锁了山路，远征非洲的大军就可畅通无阻地朝目的地进发了。

抵达比利牛斯山脉之后，汉尼拔将一部分军队遣送回国。从一开始他就决意采取这样一项措施，一方面向士兵展示他们的将军对取胜何其自信，另一方面消除这样一种顾虑，即他所从事的是一项有去无回的冒险行当。他率领一支由5万名步兵和9000名骑兵（全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组成的军队，轻松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然后沿纳博讷和尼姆附近的海岸线穿过凯尔特人之境；迦太基军队一路畅行无阻，一部分是因为先前就建立的联系，一部分是因为迦太基的黄金，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武力。直到七月底，迦太基军队抵达阿维尼翁对面的罗讷河，才似乎遭遇一场激烈的对抗。执政官西庇阿在航行去往西班牙途中就已登陆马西利亚（大约在六月底），他到那里才得知他来得太晚，汉尼拔不仅已经渡过埃布罗河，而且还越过了比利牛斯山。罗马人一听到这些消息，才开始明白汉尼拔的手段和目标，执政官暂时放弃远征西班牙的计划。这里的凯尔特部落一贯受马西利亚影响，从而也受到罗马人的影响，西庇阿与他们联合，决定在罗讷河[14]上等待腓尼基人的到来，阻止他们渡河及进入意大利。汉尼拔很幸运，目前在他即将经此渡河的地点对面只有凯尔特人的普通民兵，而执政官西庇阿本人及其所率领的22000名步兵和2000匹战马仍在马西利亚，顺下游至此需四天的行程。高卢民兵遣信使火速通知西庇阿。汉尼拔的目标是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在西庇阿抵达之前把他的军队及其为数众多的骑兵和战象运过急流，而目前他连一只船都没有。他即刻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收购罗讷河附近大批船户的全部船只，另外伐木造筏以弥补船只的不足。事实上这支人数众多的队伍能在一日之内得以运送过河。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波米尔卡之子汉诺率领一支强大的分遣队向上游急进，直至抵达一处适于渡河的地点，此地无人防备，且与阿维尼翁[15]只有两日行程的距离。在这里他们利用仓促建成的木筏渡河，以图沿左岸顺流而下，将正阻止主力军渡河的高卢人甩在身后。迦太基军队抵达罗讷河之后的第五日即汉诺出发后的第三日清晨，分遣队在河对岸发放了事先约定好的烟雾信号，以指示焦灼等待的汉尼拔尽快渡河。高卢人看见敌方船队开动，急忙占领河岸，就在这时，他们身后的军营突然起火。事发突然，兵力分散，他们既不能抵御敌人的进攻，也不能阻止其渡河，最终只得落荒而逃。

同时，西庇阿在马西利亚召开战事会议，就占据罗讷河渡口的事宜展开讨论，即便凯尔特首领火速告急，他依旧按兵不动。他不相信他们的话，仅仅派遣一小队罗马骑兵去侦察罗讷河左岸的情况。这支骑兵队发现敌人全军都已被运至左岸，正忙于接应独留在河流右岸的战象。仅仅为了完成侦察工作，分遣队在阿维尼翁区域与迦太基军队激烈交战——这是此战中罗马人与腓尼基人的首次交锋——他们急忙回到总部汇报情况。西庇阿现在才行色匆匆地率领全军朝阿维尼翁进发。但当他抵达那里的时候，甚至留在后面掩护战象渡河的迦太基骑兵都已于三日前离开了，西庇阿只能率疲惫的军队灰头土脸地回到马西利亚并斥责布匿首领的“抱头鼠窜”。于是，罗马人第三次纯粹因疏忽大意而抛弃了他们的盟友和一条重要的防御线。不仅如此，在初次犯错之后，他们先是拖沓行事，后又操之过急，几天之前还胜券在握的事，现在已然毫无成功的可能，他们却仍想去做，因而使得可弥补过错的真正良方从手中溜走。一旦汉尼拔进入罗讷河上在罗马这边的凯尔特境内，罗马人便无法阻挡他抵达阿尔卑斯山脉。但如果西庇阿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刻率全军前往意大利——经热那亚可于七日内到达波河——并与波河流域内的薄弱队伍联合的话，那他至少可以给敌人沉重一击。可是他不仅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进军阿维尼翁上，而且，尽管他颇有能力，但他缺乏政治胆量或军事才干，不能因时调整军队目的地。他派其弟格涅乌斯率主力军前往西班牙，自己则带数人返回比萨。

渡过罗讷河之后，汉尼拔召集军队，向部下说明了他远征的目标，并请来自波河流域的凯尔特将领马吉鲁斯利用翻译亲自向军队发表演讲，同时，他继续行军，一路畅行无阻，来到阿尔卑斯山道。虽然他没有时间迂回前行，也没有时间投入战斗，但不能以路线长短或民心向背来决定通道。他必须选择一条适用于辎重、为数众多的骑兵及战象能够通行的路线，军队要能沿这条路线以友好或武力手段获取充足的给养，因为汉尼拔的军队尽管损失惨重，但仍有近5万之众，他虽已做好了用驮兽随军运送粮饷的准备，但这也仅能供应军队几日之需。汉尼拔放弃海上路线，不是因为罗马人拦路，而是因为海路会使他偏离航向，距目的地越来越远。除此路之外，古时仅有两条从高卢出发经阿尔卑斯山脉至意大利的著名路线[16]：一条是通至陶里尼（经苏萨或腓尼斯特莱斯而至都灵）境内的科蒂安阿尔卑斯山道（即日内瓦山），另一条是通至萨拉西（至奥斯塔和伊夫雷亚）境内的格雷晏阿尔卑斯山道（即小圣伯纳德山）。前一路线较短，但在离开罗讷河河谷之后，它要途经难行且贫瘠的德拉克河、罗曼什河及迪朗斯河上游诸河谷，穿过艰难困苦的山区，至少需要翻山越岭七八天。庞培首次在这里修建了一条军用道路，为山南高卢和山北高卢之间的交通开辟了一条捷径。

经由小圣伯纳德山的路线稍长，但在越过形成罗讷河河谷东部边界的第一层阿尔卑斯山壁之后，它沿伊泽尔河上游河谷而行，该河谷自格勒诺布尔经尚贝里直至小圣伯纳德山山麓，换句话说，它沿较高的阿尔卑斯山脉而行，在所有阿尔卑斯河谷中，该河谷地势最为开阔，土壤最为肥沃，人口也最为密集。此外，小圣伯纳德山道不是阿尔卑斯山所有天然山道中地势最低的，但却是最易于通行的。这里虽未建有人工道路，但一支奥地利军团却带着炮兵队于1815年沿此路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此路线只需翻越两个山脊，自古以来它就是从凯尔特到意大利的绝佳军事通道。因此，迦太基军队实际别无选择。它是一个幸运的巧合，但不影响汉尼拔的决策，即与汉尼拔在意大利结盟的凯尔特部落居住于直达小圣伯纳德山的地方。若选择紧靠日尔瓦山的路线，则必将先进入陶里尼境内，而他们自古以来就与因苏布雷人不和。(www.xing528.com)

所以迦太基军队最初沿罗讷河而上朝伊泽尔河上游河谷进发，他们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取最近的路线，从瓦朗斯沿较低的伊泽尔河左岸上行至格勒诺布尔，而是穿过阿洛布罗热的“岛屿”，这是一片土壤肥沃且当时人口密集的低地，西北两面有罗讷河围绕，南临伊泽尔河，东临阿尔卑斯山脉。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如果走最近的路线，他们就要行经崎岖贫瘠的山地，而该“岛屿”则是一片平原，土地肥沃，与伊泽尔河上游河谷仅有一层山壁之隔。十六日内，迦太基人可沿罗讷河进入并穿过“岛屿”直至阿尔卑斯山麓，这并没有太大困难。汉尼拔在“岛屿”之内巧妙利用阿洛布罗热两首领之间的矛盾，使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首领归顺于他，这位首领不但护送迦太基人穿过整个平原，而且为他们供应粮饷，给士兵武器、衣服和鞋履。但远征军在攀越第一道阿尔卑斯山脉时好不容易才免遭大难，山壁陡然耸立，只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行（过Mont du Cha，在Chevelu附近），而阿洛布罗热人已严守此路。汉尼拔早已知晓事态如何，他在山脚下安营扎寨，以免遭遇突袭，待到太阳落山之后，凯尔特人分散到附近城镇的各家各户，他才于夜间夺取此路，最终攻下了山顶。但从山顶通向布尔热湖的小路异常陡峭，骡子和马匹都不免失足跌落。凯尔特人适时对行进中的军队加以攻击，攻击本身不足为患，但因其引发混乱，故而甚是恼人。毫无疑问，汉尼拔率轻装部队从上面与阿洛布罗热人交战时，想要把他们驱逐下山、致其损失惨重并不困难，但战斗噪音更进一步加剧了混乱尤其是训练中的混乱。因此，在遭受重大损失后，汉尼拔来到平原地带，他立刻出兵攻打最近的城镇，以惩戒蛮族之人，令他们心生畏惧，同时尽可能弥补他们所失去的驮兽和马匹。在怡人的尚贝里谷地休整一天之后，迦太基军队继续向伊泽尔河上游行进，只要尚贝里谷地依旧宽阔，土壤依旧肥沃，他们便不会因缺粮或遭受攻击而耽搁行程。他们第四日便进入森特隆（今Tarantaise）境内，河谷渐狭，他们更有理由再次进入戒备状态。森特隆人手持树枝花环在国界（约在孔夫朗附近）迎接迦太基军队，给他们提供肉牛、向导和人质。迦太基人行经此境便如行经友邦，然而，军队既已抵达阿尔卑斯山麓，路径偏离伊泽尔河，沿雷克吕斯溪盘旋而上，倚崎岖险峻的峡谷蜿蜒而行，直抵圣伯纳德山山巅。这时森特隆民兵突然出现，一部分在军队后方，一部分在山道左右两边的巉岩岩顶，欲切断长队及辎重。但机智如汉尼拔，百密无一疏，他早已洞察这一切，明白森特隆人先前所为只不过是为了不祸及本国之境，同时又能马上获取丰富的战利品，他预料到会有此一击，于是送辎重和骑兵先行，并以全部步兵为其掩护。这样一来他成功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可是敌人沿平行于步兵行军路线的山坡移动，并向其投掷乱石以作攻击，给迦太基人招致了很大的损失，汉尼拔却不能加以阻止。一座高耸的白垩绝壁立于圣伯纳德山麓，控制着登山路段，称作“白石”（今仍称作-la roche blanche-），汉尼拔率步兵在此扎营，以掩护终夜辛苦攀爬的马匹和驮兽。在连绵不休的血战之中，他最终于次日抵达山道顶峰。这片掩蔽的高原绵延2.5英里，中间有一小湖，为多利亚河的源头，汉尼拔准其军队在此歇息。士兵们已开始灰心丧气。道路日渐难行，粮饷匮乏，行经峡谷时不断遭到暗敌的攻击，队伍弱小，散兵与伤兵身处绝境，除了满腔热忱的领袖及其亲近的部下以外，所有人都认为所求目标无异于镜花水月，是痴心妄想而已——以上种种甚至都开始影响到非洲及西班牙的老兵。但汉尼拔的信心依旧如故。众多散兵重新归队，友好的高卢人身在不远之处。分水岭到了，令登山者舒心愉悦的下坡路近在眼前。稍事歇息后，他们重振旗鼓，为最后最难的大业——行军下山做准备。下山时，迦太基军队并未受到敌人的极大干扰。但天色已晚——已是九月初——给下山行程带来了不少麻烦，不亚于上山时邻族进攻所引发的麻烦。多利亚河沿岸的山坡陡峭光滑，新降的大雪掩埋了山路，行人牲畜不免迷路打滑，猛然跌入峡谷之中。事实上，第一天行军结束时，他们走到一段约200步长的山路，山路位于克拉蒙悬崖之上，常有积雪发生崩塌从悬崖上坠落下来，这里即使夏季仍然寒冷，积雪则终年不消。步兵已过，可战马和战象却无法通过这平滑的冰面，冰面上只覆盖着一层新降的薄雪，汉尼拔带辎重、骑兵和战象在难行的地点上方扎营。次日骑兵奋力挖掘壕沟，为战马和驮兽造出一条可供通行的道路。他们轮班工作三天以后，这些饥肠辘辘的战象才最终被牵引过去。这样一来，耽搁四日后，全军再度会合。他们在多利亚河河谷又走了三天，河谷日益宽阔，土壤日益肥沃，河谷居民萨拉西人是因苏布雷人的客民，他们高呼迦太基人是他们的盟友和救星，之后军队大约于九月中旬抵达伊夫雷亚平原。筋疲力尽的军队在各乡村安顿下来，补充营养，休息两周，以便从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中恢复过来。这时，罗马人可在都灵附近的某处组建一支军队，军队由3万名准备作战的绝对新兵组成，即刻逼迫敌人作战，如果真能这样做的话，那汉尼拔宏伟计划的前景则十分堪忧。但汉尼拔非常幸运，罗马人再一次不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出现，敌军急需休息，他们也不横加干扰。[17]

目标达成了，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迦太基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时，共有5万名久经沙场的步兵和9000名骑兵，其中超过半数都已在战斗、行军和渡河中牺牲。据汉尼拔自己所述，他现在拥有不超过2万步兵（其中五分之三是利比亚人，五分之二是西班牙人）和6000骑兵，一部分人无马可骑。骑兵损失相对较轻，一方面显示了努米底亚骑兵的精良，另一方面也说明汉尼拔将军深谋远虑，不滥用如此精锐的部队。行军526英里，耗时约33天——整个过程虽未大规模遭受突如其来的重大灾祸，但另一方面，它之所以得以继续进行并最终完成，可能仅仅只是因为不期而至的好运以及敌方难以计数的错误。此次行军不但以这些牺牲为代价，而且使得军队疲惫不堪、士气低落，以至于需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再次备战。此番军事行动的价值受到质疑，而汉尼拔本人是否认为它仍是成功之举，还尚未可知。我们不可仅凭此言就简单粗暴地对汉尼拔横加指责。我们洞悉其作战计划的弊病，但却无法断言他是否能预知这些弊病——他拟定的路线是行经无人知晓的蛮族之地——或者其他计划，如取沿海道路或在卡塔赫纳或迦太基乘船渡海，能否降低他所冒的风险。无论如何，他执行具体计划时的小心谨慎与高明手腕值得我们敬佩，无论这种结果源于何故——主要是由于幸运之神的眷顾，还是由于汉尼拔的本领——哈米尔卡的宏伟理想，即与罗马在意大利交战，现在得以实现。这次远征是经汉尼拔的才智筹划而来，因为斯泰因和沙恩霍斯特的任务较约克和布卢彻的任务更为艰巨，也更为可贵，所以历史记载在论及一大串准备工作的最后一环即攀越阿尔卑斯山脉时，总是赞其机智聪敏，无失无过，而对特拉西美诺湖[18]和坎尼平原两战，则不似那般赞誉有加。

[1]雷古鲁斯（？—约公元前249年），古罗马将军，在公元前255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被迦太基人俘虏，后随迦太基使者赴罗马议和，趁机力促元老院继续对迦太基战争，然后遵守自己事先立下的议和不成就回到迦太基为囚的诺言，重返迦太基，被杀。——译者注

[2]关于这些事件，我们所有的记载不但残缺不全，而且还是一面之词，因为罗马编年史家所采取的说法当然是迦太基主和派的说法。然而，甚至在我们残缺失真的叙述中（最重要的记载见于波里比阿、阿庇安和狄奥多罗斯等人的著作中对法比乌斯的论述里），各派的关系都显而易见。关于敌党用以污蔑“革命党”的卑鄙流言在奈波斯书中可见一斑，我们很难找到可与之相匹敌的流言。

[3]巴卡家族能缔结最重要的政治条约，行政部的批准只是一种形式。罗马向他们和元老院提出抗议。在许多方面，巴卡家族对迦太基的地位与奥兰治王家对三级会议的地位类似。

[4]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公元前247—前183年或前182年），北非古国迦太基著名军事家。生长的时代正逢古罗马共和国势力的崛起时。少时随父亲哈米尔卡·巴卡进军西班牙，并在父亲面前发下一生的誓言，要终身与罗马为敌，自小接受严格和艰苦的军事锻炼，在军事及外交活动上有卓越表现。现今仍为许多军事学家所研究之重要军事战略家之一。——译者注

[5]巴卡家族（Barca）是迦太基贵族，其家族名“巴卡”在腓尼基语中的意思为“闪电”。巴卡家族的知名成员包括：哈米尔卡·巴卡（公元前275—前228年），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开拓者，育有三子三女。长女（佚名）：嫁给迦太基将领波米尔卡（Bomilcar），汉诺（Hanno）之母。次女（佚名）：嫁给哈斯德鲁巴。哈斯德鲁巴（？—公元前221年）：哈米尔卡之婿，继哈米尔卡之后成为西班牙统治者。幼女（佚名）：嫁给努米底亚首领那拉瓦斯（Naravas）。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年）：哈米尔卡长子，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迦太基名将。哈斯德鲁巴·巴卡（公元前245—前207年）：哈米尔卡次子，迦太基将领。马戈（公元前243—前203年）：哈米尔卡三子，迦太基将领。——译者注

[6]萨贡图姆（Saguntum，今萨贡托）位于西班牙东部沿海，为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工商业较发达，且在罗马和迦太基对抗中与前者结盟。公元前219年汉尼拔经八个月围攻，攻占此城，罗马反对，向迦太基提出最后通牒，被拒绝。次年，罗马向迦太基宣战。此事件被认为是导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一个直接原因。——译者注

[7]皮洛士生于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分裂的希腊化世界，是小国伊庇鲁斯的王子，他是一位战争艺术的大师，战略之父汉尼拔就自称是他的学生，把他排在亚历山大大帝后列为古典时代的第二位名将。——译者注

[8]伯罗奔尼撒位于希腊南部，面积21439平方公里。人口98.6万。岛上不仅有丰富的历史典故和古迹，如最早的奥林匹克体育馆、阿伽门农的迈锡尼等，还有细腻优质的海滩、碧绿的海湾，以及原始质朴的马伊纳山区。伯罗奔尼撒名字来源于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帕罗普斯以及希腊文“nisos（岛屿）”一词，科林斯运河横越地峡，把该岛屿的一端和大陆相连。——译者注

[9]波河（Po，River），意大利最大河流。发源于意大利与法国交界处科蒂安山脉海拔3841米的维索山，注入亚得里亚海。河流全长652千米，流域面积约为7.5万平方千米，河口多年平均流量735立方米每秒，年均径流量231.8亿立方米。——译者注

[10]克桑提普斯（Xanthippus）是一名希腊（可能是斯巴达）雇佣兵首领，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由迦太基雇用，帮助他们对抗罗马军队。他对迦太基士兵进行训练，最终于公元前255年的突尼斯之战中带领迦太基军队击溃罗马军队，并俘获罗马统帅、执政官马尔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译者注

[11]马其顿共和国（Pепубликa Мaкедοниja）是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地区。马其顿地区包括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马其顿共和国、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地区，以及保加利亚的西南角。马其顿共和国自立国以来，一般简称为“马其顿”，但马其顿共和国和马其顿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腊方面认为“马其顿”是希腊历史的一个概念，反对马其顿共和国使用“马其顿”的名称。2009年8月，两国的谈判似乎出现了转机，据称，希腊方面已经接受了“北马其顿共和国”的说法。——译者注

[12]埃布罗河（Ebro）是伊比利亚半岛第二长的河流（长910公里），也是完全在西班牙境内最长的河流（更长的塔霍河下游在葡萄牙）。发源于坎塔布里亚山脉，朝东南方流入地中海并形成了三角洲。历史上是罗马共和国和迦太基，以及查里曼帝国的西班牙边疆区和后倭马亚王朝的分界线。——译者注

[13]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语：Catalunya；奥克语：Catalonha）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是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区，相对于西班牙其他地区，在文化发展上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是西班牙经济较为发达、独立意识也较鲜朋的地区。——译者注

[14]罗讷河，也称作隆河（法语Rhône，普罗旺斯语Roun，德语Rhone，意大利语Rodano，都从拉丁语Rhodanus来）是欧洲主要河流之一，法国五大河流之首，地中海流域尼罗河之后第二大河。——译者注

[15]阿维尼翁是法国东南部城市，沃克吕兹省首府。在罗讷河畔，南距迪朗斯河和罗讷河汇合处4公里，人口8.9万，包括郊区15.8万。——译者注

[16]到了中古时期，途经塞尼峰的路线开始成为一条军用道路。东边诸道在这里自不成问题，例如攀越波宁阿尔卑斯山（即大圣伯纳德山）的道路，经恺撒和奥古斯都建设后它才变成军路。

[17]曾多次讨论的地形学问题，与这次著名的远征联系在一起，经过威克姆和克莱默的巧妙研究可谓已经整理就绪，并大致得到解决。至于同样困难的年代学问题，或许可以让我们在这里特别说几句话。
　　汉尼拔抵达圣伯纳德山巅时，“山巅已开始被深雪覆盖”，路上的雪可能大部分都不是新降的雪，而是崩落的积雪。圣伯纳德山的冬季始于米迦勒节（9月29日），降雪始于9月。上文提到的英国人于8月底登山，他们在路上几乎没有看到雪，可是夹道两旁都被雪覆盖。因此，汉尼拔似乎是在9月初抵达隘口，这与他“在冬季降至时”到此一说相吻合，因为“sunaptein ten tes pleiados dusin”的意义不过如此，而绝不是指昴星团与太阳同时出没的日子（约在10月26日）。
　　如果汉尼拔于9日后也就是在大约9月中旬抵达意大利，那么自此时至12月底特雷比亚战争期间的事便有发生的可能性，特别是把开往非洲的军队从利利贝乌姆运到普拉森舍。这种假设又与另一种说法相吻合，即：大军集结，宣布在临近春季即3月底启程出发（upo ten earinen oran），行军历时5个月（据阿庇安说是6个月）。如果汉尼拔9月初在圣伯纳德山，那他就必须在8月初到达罗讷河，因为到达罗讷河需要花费30天时间，这样一来，则西庇阿的登船时间是在初夏（最迟在6月初），他肯定沿途耗时较多，否则就是过于懈怠，在马西利亚逗留了太长时间。

[18]特拉西美诺湖（Trasimeno，Lake）亦称佩鲁贾湖（Lake of Perugia），意大利语作Lago Trasimeno，拉丁语作Trasimenus Lacus。意大利半岛的最大湖泊。位于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西面16公里，面积128平方公里。水浅，最深点仅6公尺。由一些小溪流补给，湖水经人工地下水道排入台伯河。湖滨多沼泽，人烟稀少。
　　公元前217年，汉尼拔在湖北岸大胜弗拉米尼努斯（Gaius Flaminius）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队。汉尼拔的部队由非洲人、伊比利亚人和塞尔特人组成，打死约15000罗马人，俘虏约6000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