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活着为了证明》是我们在美国以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每次拍摄都意味着几个人要飞往欧洲，因此我们在策划时特别小心。我们在柏林的火车站站台上和我们的德国电影摄制人员在一起，历史顾问克劳斯·米勒在公用电话上与我们此行要去采访的卡尔·戈拉斯通了电话。克劳斯向我们表示，卡尔改变主意了，想取消对他的采访。我们不得不快速制订一个替代方案。我们让克劳斯继续与卡尔电话交谈，因为此时摄制组正在拍摄他们的电话交谈。
我们决定还是坐火车，从柏林去汉诺威，卡尔就住在那里。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打算在电影中使用克劳斯的镜头，但为了应对卡尔取消采访的突发情况，我们选择通过在火车上问克劳斯一些问题来让他也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在卡尔所居住的公寓楼外面，我们在克劳斯身上放置了一个无线麦克风，让他进去。我们则坐在一辆面包车里，我们的翻译和摄制组用耳机监听着，克劳斯说服卡尔邀请我们的摄影师和录音师到里面去。当他们到达那里并开始拍摄时，克劳斯请卡尔拿出自己的相册让他看，并想方设法让卡尔开口说话。克劳斯惊讶地发现相册中的许多照片被拿走了，便问卡尔为什么。“哦，对于集中营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卡尔回答道，“你知道，这些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何况还有那么多其他的和更好的回忆。”(www.xing528.com)
当我们进行剪辑时，我们发现了一种方法，将所有这些场景都包含在电影中，火车上、打电话、卡尔和克劳斯在公寓里看着卡尔的照片。卡尔起到了不愿谈论“那些不舒服的回忆”的“不情愿的见证人”的作用。[1]
卡尔的不情愿也为另一个不情愿的证人皮埃尔·塞尔设定了表现风格。皮埃尔在采访之前和期间的戏剧性爆发，让他又想要讲述他的回忆和又想要保持沉默的相互冲突变得更加生动。当他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德国人克劳斯时，他感到特别难堪。可以感觉到的是，他那显而易见的愤怒给了场景强大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导演的职能就是坐在相邻的房间里戴上耳机，在翻译的帮助下，尽可能地跟随采访，通过克劳斯所戴的耳机指导和鼓励他，帮助他进行困难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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