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是不可预知的。不知道别人会如何回应，或事情将会如何发展，这恰恰正是制作和观看纪录片的经历可以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对于非虚构电影制作人员来说，这种不可预知性可能是极其恼人的。这种不确定性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成功的纪录片把已经发生的事件作为他们的主题：知道结果，人们可以就如何建立有效的叙事做出明智的决定。对于有关过去事件的电影来说，安排计划和预算要比安排那些结局难以预料的正在进行的故事要容易得多。但是，无论你在制作观察类或历史类纪录片上采用哪种制作风格，重要的是对意想不到的东西做好准备以及保持开放的态度。
罗伯特与哈维·米尔克在胜利庆典上，1978 年。（罗伯特·爱泼斯坦提供）
当罗伯特开始制作影片《哈维·米尔克的时代》时，米尔克还活着。这部电影一开始是对一场草根运动的审视，后来演变成一个反对加利福尼亚州一项允许学校歧视同性恋教师提案所进行辩论和投票的故事。虽然哈维·米尔克是这场辩论中关键的活动家，但这部电影没有以他为主题。显然，如果不是哈维·米尔克和市长乔治·莫斯康（George Moscone）在该项目开发期间遇刺身亡，这本来是一部完全不同的电影。
正如虚构电影导演从脚本场景中的意想不到的自发情绪或人物之间的化学反应中受益，观察类电影制作人也总是希望能产生戏剧性的和不可预知的神奇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通常将纪录片制作人放在通过别人的不幸而受益的不舒服的位置上，而纪录片制作人的本意是想通过意外事件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当电影制作人把接受这种矛盾作为光荣的义务时，伟大的社会问题电影就可能诞生：尽可能巧妙地传达一个特定情境的真相。这里所谓“巧妙”，是指情感动人、引人深思、诚实可信和效果明显。(www.xing528.com)
当然不是所有的意外事件都是悲剧性的。影片《我们在哪里？》就有一些幽默的场景和一些苦乐参半的人物。由于这部电影只有五次相遇是事先安排的，其他依赖于意外的发现，这不断要求我们作为导演去做出大大小小的自发的创造性决定。这会让人精疲力竭，但对于刚制作完成不久的影片《共同的线索》，其中每个细节都是精心策划的，这段经历也是令人振奋的。
导演的技巧意味着在出现重大事件时，意识到如何去捕捉并将其传达给观众。无论你是在拍摄观察场景还是在拍摄采访，目标就是创造出偶然事情发生的条件，然后置身事外地去确认和诠释它们。
詹姆斯·弗兰科、杰弗里·弗里德曼和罗伯特·爱泼斯坦在影片《嚎叫》拍摄现场。照片摄制乔霍·惠尔登（JoJo Whilden）。（所有权属于Radiant Cool，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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