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为了证明》非虚构电影制作艺术

影片《活着为了证明》与影片《共同的线索》一样，我们考虑到了三大幕。第1 幕将是魏玛德国（纳粹上台之前的生活，男女同性恋的亚文化在柏林开始兴起）。第2 幕将是纳粹期间和镇压。而且由于我们这部电影的历史比《共同的线索》还要早半个多世纪，所以我们能更好地把握我们的最后一幕：第3 幕将是关于战后时期以及挥之不去的与同性恋相关的耻辱标记。

但半个世纪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在二战期间受到纳粹政权影响的同性恋者亚群体。我们的调研主管克劳斯·米勒一直在寻找受纳粹迫害长达十年的同性恋受害者，但他也只知道极少的人。在纳粹时代同性恋者的那个年龄段的大多数男人在战争期间或者之后的时间里已经去世了，或者他们已经非常老了，身体状况也不好。同时，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通常对公开他们的性取向持非常谨慎的态度。那一代的同性恋者一般倾向于对他们的性取向保持沉默。再加上多年的监禁、强制劳动和经常遭受的酷刑以及战后几十年的社会排斥，难怪这些人不愿意在镜头前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其次还有记忆的问题，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记忆力也多少有些问题。50 年过去了，这会如何影响我们听到的故事的准确性？记忆会被压抑吗？被润色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在担心，我们将无法找到足够数量的讲故事者来填满一部电影或者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我们加大了克劳斯和我们自己的调研工作，与在德国和阿姆斯特丹其他历史学家进行接触之后，他们给了我们新的线索。但这些联系总是间接的。通常，年长的人都有年轻的助手或热心的朋友帮助和照顾他们，并且也充当他们与外界的联络与保护。因此，我们开始了艰苦的历程，说服每一个年轻的保护者，等待他们再去试图说服年长的人，我们是值得信赖的，该项目是值得的。

最终我们汇集了一小部分已知的幸存者和证人。第一位在我们有机会采访他之前就不幸去世了。第二位因健康原因拒绝了，第三位在面试当天因害怕也拒绝了，因为他担心他的邻居知道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在楼里后可能会开始瞎问。第四位愿意让我们采访他，然后在拍摄的那一天改变了主意，只是在谈论他为什么不想接受采访。(www.xing528.com)

我们最终找到了七位讲故事者进行采访。我们甚至最终使用了那个不想接受采访的人，他将会为这个故事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曝光提供一个生动的例证。在余下的采访中，只有一个或者两个符合我们最初的理想的讲故事者的概念，也就是纳粹迫害的典型受害者。所以我们最终扩大了这个故事的范围：不仅仅是纳粹迫害的男同性恋受害者，而是制作了一部关于在纳粹政权时期的同性恋男女经历的电影。一位曾是战时柏林坚持地下斗争的年轻人；另一位是一名犹太女同性恋者，在被捕前逃离了德国。当环境逼迫我们不得不扩大我们选择讲故事者的想法和范围时，我们关于电影的概念也扩大到包括他们的其他故事。通常情况下，这种看似的障碍却最终改善了电影，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复杂的层次。

对我们来说，最让人惊讶的采访之一是阿尔布雷希特·贝克尔，一名93 岁的爱调情的花花公子，曾因同性恋在纳粹监狱服刑。他被释放后，发现自己是村里剩下的少数几个年轻人之一。因感到孤独，他离开家乡加入了仍在与盟国作战的德军。他唯一的解释是：“我想和男人在一起！”起初，我们对于阿尔布雷希特的故事持很大的保留看法，因为他的故事是如此的意想不到。我们真的是想讲述同性恋德国士兵的故事吗？进一步反思后，我们发现，阿尔布雷希特的故事可能会提供一些领悟，普通德国人是如何调和或无视这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他的故事增加了一种道德模糊度，这是我们当初参与这个项目时无法想象的。

最接近我们最初一直在寻找的人，那个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海因茨·F，他同意讲述他以前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他自己的故事，但是他要求他的家庭姓氏不得透露，并且他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应该无法辨认。我们同意拍摄他的剪影，我们太需要这个故事！虽然我们无法从他脸上看到他的情感，但我们希望从他的声音中听到，而且他的选择是留在阴影里，我们也觉得很合理，这将生动地说明这个故事仍然带着耻辱。幸运的是，当联合制作人迈克尔·埃伦兹维格（Michael Ehrenzweig）和珍妮特·科尔（Janet Cole）在监视器上给海因茨播放回放以证实他的脸被遮蔽时，他的反应是：“但是太黑了！”我们后来开玩笑说，他的虚荣心赢了，我们感激不尽，因为他那双极具表现力的眼睛提供了电影中最痛苦和辛酸的时刻。他的故事如此有力，五十年来第一次讲述的痛苦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它大大提升了电影的情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