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为了证明》：非虚构电影制作艺术实例分析

当我们同意承担电影《活着为了证明》制作时，我们认为最有力的卖点是：

a.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而令人吃惊的历史片段，它还没有得到充分记录与了解；

b.我们与克劳斯·穆勒博士的合作，他与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博物馆去接触电影的目击证人；

c.这些证人年岁已高，因此，急需尽早记录他们的一些故事；

d.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具备了讲故事和电影制作的经验及技能。

这是一份早期开发的项目建议书，根据克劳斯提供的信息，最终成为电影《活着为了证明》（最初设想为一部一小时片长的电视片，并以同性恋囚犯在集中营用的标签作为片名）。

《粉红三角形》一小时片长的纪录片

历史背景

纳粹文件资料显示，1933 年至1945 年，约有10 万男子因犯同性恋罪而被捕。其中，大约一半被判入狱，约有10000 至15000 人被关在了集中营。同性恋囚犯在难民营中的死亡率估计高达百分之六十，这意味着到1945 年其中只有约4000 人幸存了下来。

根据解放者和幸存者的证词，男同性恋者被监禁在集中营时，被打上粉红色三角形标记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也许人们并不了解的是，同性恋幸存者在后纳粹时代的德国所遭受的持续不断的迫害，在那里他们被认定不是政治犯，而是依据纳粹鸡奸法起诉的罪犯。许多人作为惯犯被再次逮捕并判决为罪犯，又一次被关进了监狱。所有这些人都被排除在德国政府的赔偿之外。自杀逃避、远离婚姻或完全孤独是他们最常见的生活状态。在20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在西德被判有罪的同性恋男子的人数与纳粹统治时期的一样多，而纳粹炮制的针对同性恋者的法律一直沿用到1969 年。

当国际社会在1946 年纽伦堡审判期间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受害者寻求赎罪时，既没有提到在纳粹统治时期对男同性恋者犯下的暴行，也没有提及反同性恋的立法和措施。在战后的欧洲和美国，对同性恋恐惧症和反同性恋的迫害被视为正常现象。大屠杀的调查和博物馆在展览和文件资料中也忽视了集中营中同性恋囚犯的命运。

在20 世纪90 年代，研究人员开始记录戴着粉红色三角形标志的男人的历史。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United Stat 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改变了公众的看法，在他们的展览中包括了纳粹对同性恋男子的迫害，这是第一家也是唯一这样做的机构。在历史学家和博物馆的鼓励与支持下，其中一些男同性恋幸存者开始出来作证，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八九十岁高龄了。1995 年，8 名幸存者首次发表了一份集体声明，要求在法律和道义上承认他们所遭受到的迫害。然而，直至今天，德国政府仍拒绝正式承认同性恋男子是纳粹政权的受害者。^[11]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排斥和不予承认的政策。

纳粹时代的男同性恋幸存者仍然在为获得承认而斗争。他们是特殊的人群：苦涩，但有时充满着幽默；一生受辱，却常常表现出骄傲与勇敢；饱受着记忆的折磨，却拥有顽强的生活意志。他们的故事将填补历史记录中的一个重要的空白。这也将是对人类面对无情迫害时的精神忍耐力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影片

受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委托进行的一项1993 年的调查，只有约一半的英国成年人和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知道男同性恋者是大屠杀的受害者。虽然粉红色的三角形已经被现代同性恋维权运动所使用，但即使是同性恋者，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符号起源于纳粹。多年来，同性恋大屠杀幸存者被迫躲藏起来，寻求匿名作为一种生存的手段。现在，第一次，这些人中的几个人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结束几十年的不正常的沉默、孤寂和耻辱。

《粉红三角形》是一部一小时片长的纪录片，由围绕在纳粹时代幸存下来的三到六个同性恋男人的故事构成。拍摄他们的证词，与影像素材、个人照片和纪念品等，以及为这部电影所拍摄的原创的引人入胜的镜头编织在一起，将讲述一个关于痛苦与生存的史诗故事。在开发期，我们建立的结构大致如下：

第1幕　魏玛德国的让人振奋与自由的世界，其中活跃的同性恋亚文化开始蓬勃发展。当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时，这一切戛然而止了。

第2 幕　战争年代，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受到迫害与谋杀。我们戏剧性地唤起了我们主角的可怕的故事，从他们被捕到集中营的监禁……最后到他们被盟军解救。(www.xing528.com)

第3 幕　解救后，继续遭受着迫害，被德国当局再次逮捕，在监狱中服完他们剩余的刑期。

尾声　让他们的生活重新回到一起：这些人是如何把这些可怕的经历与他们后来的生活变得和谐的，也许根本就没有。

调研与开发周期

在开发期中，制片人将与美国大屠杀博物馆的顾问克劳斯·穆勒博士密切合作，寻找男同性恋幸存者，调研他们的故事，并进行预采访。制片人和穆勒博士将用Hi-8 摄像机录制预先采访这些可能的被拍摄者的视频。由于这些幸存者生活在世界各地，这需要大量的旅行。

此外，我们将调研影片的视觉材料，例如文物、照片和电影素材等。最后，我们将编写一份电影处理方法，制订一份制作预算，并提出一份制作日程表。

如果可以争取到额外的开发合作伙伴，我们将拍摄一些老年幸存者的采访，其中至少有一位已经是九十多岁高龄了，也许还会拍摄一些幸存者团聚的场景。

日程表

9 月至10 月：调研和对可能的参与者进行预采访。

11 月：编写处理方法；拍摄时间上最紧迫的采访。

12 月15 日：提交开发材料，包括：处理方法、被采访者清单、制作日程表、制作经费预算和采访样片、发行与推广计划。^[12]

这之后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调研和开发的预算，经费总计刚好低于我们所预期的第一个资助者愿意提供的40000 美元，以及一段较长的有关导演和克劳斯·穆勒博士的自我介绍，一份表明我们将努力争取让电影广泛播出与放映（详见下文的推广/发行计划）的大概的发行计划。

不管你认为你的创意有多好，你都不能假设别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特别是当你寻求资金资助时，你需要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部电影是必要的。资助者似乎总是在寻找理由说不：我们已经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的观众是不会感兴趣的；这并不重要，我们只是在制作一部有关一些老人的电影，等等。在我们的实例中，我们面临着来自广播电视台的阻力，他们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50 周年的系列电影已经接近了尾声，所以我们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要突出我们的电影和以往的电影的不同之处。因此，特别强调了一般公众并不了解这一方面的历史。

我们还担心资助者和广播机构可能对这样一个黑暗的主题有所保留。我们试图通过描述我们的人物，“特殊的人群：苦涩，但有时充满着幽默”，来减轻这种担忧，记住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假设。

我们想说明这部电影非但不会令人沮丧，反而会鼓舞人心：它是“对人类面对无情迫害时的精神忍耐力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这句话出自合作制片人珍妮特·科尔（Janet Cole）。

一旦我们获得了开发经费，我们就开始履行我们的承诺：我们调研人物，将概念扩展成详细的处理方法。同样，这似乎是很多额外的工作，但没有一件是浪费的：每一次新的更迭，电影在我们的脑海中就会变得更清晰。针对建议书和处理方法所进行的所有的阅读、思考和写作，都会在电影成型的从拍摄到剪辑的每一个阶段中告知我们如何去选择。

影片《活着为了证明》是一部关于历史现象的电影；我们利用我们能够迅速收集到的信息，来形成我们最好的推销。当你有一个观察类电影的创意，难道历史的调研不会对你的电影有所帮助吗？那么你就得开始发明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