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开始开发影片《共同的线索》时,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想要制作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电影,并使用艾滋纪念拼布作为聚焦点。
起初,我们考虑制作一部关于全国医疗器械供应商协会(NAMES)项目的观察类电影,NAMES 项目是设立和管理艾滋纪念拼布的旧金山协会组织。我们拜会了该组织的共同创办人及董事克利夫·琼斯(Cleve Jones)和迈克·史密斯(Mike Smith)。我们还结识那些负责该组织的日常运作的人。我们是需要领导层的支持,但一旦我们开始实际拍摄,那些每天都在岗位上的人,将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容易、更困难或不可能。
我们在商业街的店面工作室里闲逛,与正在为死去的亲人缝制拼布的人们交谈。我们只是以这种方式在摸索,试图弄清楚我们正在应对什么。我们想知道在工作室里所发生的一切是否足以创作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否可能会像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那样,成为一个盛大的展开式展示。我们开始阅读成千上万封随成品拼布板一起发送到工作室的信件。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信件以某种方式构建一个故事。
我们仍然不确定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也不知道它将如何展开,我们开始确认可能的专题领域并收集相关信息。我们收集了疾病控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和社区艾滋病组织的统计数据。我们进行报纸和杂志的查阅,以追踪媒体是如何报道这种疾病的,以及国家和各地方政府是否有回应或者如何回应的。
我们也本能地认为,从20 世纪60 年代的节育运动到70 年代的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解放等的“性革命”可以提供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的历史系找到了一名研究生,她对性的历史特别有兴趣;她花了一个学期在Telling Pictures 公司当实习生,期间她创建了一个美国性史的关键事件的编年大纲。
最后,我们知道这部电影的中心主题应该是死亡与悲痛,因此,我们开始收集关于不同文化应对这些问题的信息。
对于观看完电影的观众来说,这些调研可能很少或根本发现不了,但调研过程本身加深了我们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并帮助我们在开发故事时集中我们的思路。(www.xing528.com)
罗伯特通过对电影《哈维·米尔克的时代》的档案调研,与在旧金山的一个地方新闻电视台KRON 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在那里有许多关于早期艾滋病的故事。本地新闻总是比国家新闻便宜;不幸的是,由于媒介从电影胶片切换到了录像带,许多地方新闻站没有保存他们的新闻片段档案,经常擦除和重复录制他们的磁带。国家网络新闻机构在保存档案方面做得更好,支撑他们的是收取许可证费用,且这些价格高得有点夸张。我们知道,在电影的某一时刻,随着人们对艾滋病的关注将成为全国性新闻,我们必须想办法获得一些这方面的素材。因为我们所叙说的故事的前半部分都是在旧金山的,而KRON 电视台保存了这个时期的新闻档案,所以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资料。更重要的是,我们与KRON电视台的关系可以免费为我们提供素材,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项目(关系重要性的一个例子)。我们在档案材料的整理上花费了好多时间,观看和编目了艾滋病故事,并复制了我们认为可能会用到的新闻片段。
我们开始列出一份在健康学、人类学、死亡和悲痛的心理学等领域的杰出人士的名单。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与他们进行电话交流或者会谈。我们采访了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专家。只要有可能,就会请求他们允许我们把这些访谈录制在音带或录像带上。
我们使用便携式家用视频设备进行了预采访。我们向被采访专家解释说,这些录制的视频仅用于我们的内部研究,而不是用在最终的电影里,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有压力。
这是我们在后来的电影拍摄上继续沿用的做法,我们通常从一个简短的问题列表开始,随着我们对这个主题的了解越来越多,这个列表也会越来越长。我们对自己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都很坦诚,这也表达了我们愿意了解更多信息的真诚兴趣。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能够安排好人们的时间,他们通常对时间还是很慷慨的。我们与知识渊博的人交谈得越多,我们也就变得越聪明。
渐渐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最引人注目的资源将是艾滋纪念拼布上所呈现的个人故事的集合,这些故事以人们所写的信以及他们所缝制的拼布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我们选择了不采访任何相关领域的专家,而只是探讨艾滋病的各方面问题,因为艾滋病最强烈地影响了应对这种传染病的人:那些被感染的病人和那些爱他们的人。
最终,我们交流过的一些专家成为该项目的官方或非官方顾问。一些资助者,特别是基金会和人文理事会,会要求你拥有一个与你电影相关的领域中公认专家组成的顾问小组。我们带回来的调研录像带也成为我们要编写的项目建议书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让我们能够评估这些采访是否会在成片电影中发挥作用的元素,同时能够帮助我们确定采用哪些故事以及故事讲述者。最后,我们用这些资料剪辑成一部6 分钟的样片,说服HBO 开发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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