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你应对的领域里你能找到一位公认的专家，就如我们在影片《活着为了证明》中的克劳斯·穆勒博士，并且想在你的电影中对他进行采访，你需要判断这个人在摄像机前是否足够吸引人，进而可以成为你的被采访对象。如果不是，你可能要说服他作为你聘用的顾问加入这个项目。在镜头前的专家与项目顾问这两个角色代表着非常不同的关系类型，这种差异可以从财务安排的角度来理解：支付给顾问的是他们付出的时间与专业知识，而采访对象不是。这是纪录片制作的一个基本规则，你永远不能让人怀疑，你电影中的人这么说，是因为你已经付钱给他们了。[4]我们确定克劳斯的角色，是让他担任调研主任，因为我们对他在研究中与老人们建立的关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还讨论了让他成为一个被拍摄人物的可能性，即在电影中担当引导角色，我们跟踪拍摄。我们还同意给他一个副制片人的荣誉职位，以感谢他为电影诞生所起的牵线搭桥的作用（也就是说，把被拍摄对象带给了电影制作人）。
虽然克劳斯在这个主题上比我们更为精通，但我们一开始对仅仅依靠他来提供信息持怀疑态度。我们认为，作为美国人和犹太人，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对纳粹时代有着不同的观点，即使这些差异是细微的。所以除了借助于克劳斯外，我们还决定寻找我们自己的线索。我们阅读了所有我们能找到的有关纳粹时代同性恋者的经历，并聘请莎伦做深入的调研和编写工作，我们还与一位母语为德语的联合制片人迈克尔·埃伦兹维格（Michael Ehrenzweig）合作，他不仅可以阅读那些没有翻译过的作品，还能帮助我们与在德国的联系人沟通。通过迈克尔在欧洲的联系，发现了我们最重要的讲故事者之一，海因茨·F，他还从来没有公开讲述过他自己的故事。
寻找影片《活着为了证明》的档案材料也特别具有挑战性。为了构建我们在纳粹之前、期间和之后的同性恋者生活的故事，我们需要故事、照片和电影素材。与德国魏玛政府时期的男女同性恋者生活有关的大部分资料都被纳粹分子系统性地销毁了。我们与柏林的同性恋历史博物馆（Schwules Museum）取得了联系，该博物馆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一直在收集私人照片和记录相关生活故事。该博物馆又引导我们找到了新的纳粹迫害的目击者和受害者，他们最终也成为电影中的故事讲述者。(www.xing528.com)
我们还寻找了在纳粹时期之前和期间有关德国普通生活的图像资料。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图片，以至于我们觉得这些图片已经开始失去一些情感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找到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图片。我们梳理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商业档案影像馆和德国联邦档案馆的目录，我们希望从中找到冷战后东德开放后的新的影像。我们逐渐发现了一些对我们来说有新鲜感觉的影像。我们还从纳粹宣传电影中提取了相当数量的镜头，想办法在一个在新的语境中呈现这些镜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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