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与比较研究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迄今为止主要经历了萌芽、缓慢发展、快速增长以及跳跃式增长这四个发展阶段。

5.2.2.1　萌芽阶段（1979—1991年）

中国在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没有对外投资。随着改革开放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破冰，中国政府于1979年8月才第一次明确提出“允许出国办企业”。由于在该阶段中国经济开放的重点是吸引外资和对外出口，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的首次尝试，因此当时的政策规定非常谨慎，只允许少数对外经贸部所属的大型国有贸易类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以满足国家当时的经济贸易需要。

1985年，外经贸部出台《关于在境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的实行规定》，将中国允许对外投资的行业范围从贸易类扩大到初级产业、能源、轻工业、制造业等非贸易类行业，投资主体也从贸易公司向资源开发、工程承包以及为贸易服务的运输业扩展。

尽管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但一方面由于改革初期中国企业自身能力还十分弱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当时的海外投资态度谨慎、政策开放程度仍较低、限制也还较多，因此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投资的量还是极少的。与此同时，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和国际私有化浪潮（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于英国）的大环境下逐渐展开（白重恩等，2006），为下一个阶段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发展奠定了基础。

5.2.2.2　缓慢发展阶段（1992—2003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了市场化经济体制，并向企业释放自主经营权；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开始试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政策推动了一批国有企业在当时率先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例如1992年底，首钢就在政策支持下斥资1.18亿美元收购了秘鲁铁矿公司。而中国对外投资在1992年和1993年出现的跳升也与这些推动政策有较大关系。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这一阶段持续进行，并逐步明确了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国家控制，而在其他行业则采取引入民间资本和逐步开放引入外资进行合作发展模式（李楠和乔榛，2010）。可见，中国在战略性行业中的对外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把控，而在其他行业中则由非国有企业主导的格局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投资行业结构来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加强了对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海外投资。除了首钢以外，随着中国自1992年起从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以中国石油为代表的石油资源企业也开始了对外投资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也从早期的援建转向资源类投资（姚桂梅，2009）。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鼓励并带动了家电产业、电子产业、信息设备产业等领域的对外投资。

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策刺激带来的对外投资跳升并没有维持下去，受到中国企业自身能力的限制、政府对投资过热和投机现象的调控以及1994年汇率并轨后带来的人民币贬值的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资从1994年起又恢复到此前缓慢发展的水平。(www.xing528.com)

5.2.2.3　快速增长阶段（2004—2007年）

2001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即鼓励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开发资源、发展国际工程承包、扩大劳务出口等。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又再次强调，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并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

除了政策以外，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快速增长，21世纪以来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壁垒问题越发严重，中国企业不得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绕过贸易壁垒。加之这一阶段正值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产生了较大需求，推动了中国资源类企业的海外投资。而随着中国长期改革开放带来的本土企业能力的积累，一些中国企业也具备了一定海外投资的能力。

在国家政策支持、外部环境压迫、内部需求推动和企业能力积累的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企业在该阶段的海外投资较此前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海外投资主体更趋多元化。投资的行业范围也涉猎广泛，遍布以金属加工、专业设备制造、电信设备、电子计算机、汽车等为代表的制造业以及资源开采、贸易、金融、建筑和电力供应等各个领域。

5.2.2.4　跳跃式增长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以后，得益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国际环境机遇，全球市场尤其是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出现了大量并购的机会。中国企业抓住了能够在发达国家市场迅速抄底的机会，使得其对外投资在危机后不仅从数量上呈现高速增长，在投资的地域分布和行业结构上也都有所变化。

在投资国家分布上，由于发达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务问题，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瑞士等国家的快速并购机会。在行业方面，中国企业重点增加了在金融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等领域上游产业链的投资，尤其是早前难以通过投资方式获得的发达国家金融资产、已经被老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自然资源以及与技术和研发相关的高端制造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