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能力

Wells（1983）在《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一书中，基于对963家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企业对外投资的研究，提出了解释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能够实现对外投资主要依靠小规模制造优势、本土采购和特殊产品的优势、种族纽带优势以及价格优势。第一，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是，技术知识也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对外投资提供了竞争优势，只不过其技术是“小规模技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制成品市场规模较小，单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照搬生产的话，这些大规模成熟技术并不适合市场规模小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引进技术后，改造成为适应当地小规模市场的技术，而这种优势又可以继续向其他类似国家和市场进行直接投资。同时，“小规模技术”具有劳动密集性和灵活性两个特征，使其更加适合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第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家外汇少，长期进口一些本国无法生产的特殊资源会带来贸易逆差，因此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会鼓励企业在本国生产可替代的原材料。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企业培养出了用本地原材料和零件替代进口产品的革新技术，从而可以推广到其他有类似困难和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更进一步地，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企业在国内革新的经验，让它们具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在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时也能利用东道国（地区）的原材料进行顺利生产。第三，种族纽带类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尤其是少量对发达国家投资的能力来源之一。这种类型的投资多出现在餐饮、传媒等领域。第四，相比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具有营销技术、商标力量、名声等优势，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企业对外投资争夺市场时主要依靠的还是价格这个市场工具。由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生产技术多为劳动密集型，这使它们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能以较低成本生产。同时，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跨国公司在广告和市场营销方面的花费较发达国家要低很多，进一步降低了产品价格。虽然，技术革新是Wells在“小规模技术理论”中最强调的一点，但他也指出，从技术水平来看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立足点仍然很低，并且在研发和项目开发方面相比发达国家的重视程度不够。

Lall（1983）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能力不仅仅来自小规模、低成本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优势，而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将引进的技术在熟练掌握和与本地结合后改进的基础上有意识的创新过程中产生的。

上述理论主要针对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进行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跨国公司主要来自南亚、东南亚和拉美地区，其对外投资具有集中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尤其是相较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及地区，以及投资大多发生在邻近国家及地区的特点。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开始，来自韩国、新加坡等的对外直接投资却呈现出发展速度快、对发达国家投资显著增加、并购与绿地投资方式相结合的新特点。针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出现了以Mathews（2006）的LLL理论、Luo和Tung（2007）的跳板理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Mathews（2006）在对以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第二次OFDI浪潮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些国家及地区的OFDI具有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无法解释的快速、突然的发展特征。Mathews因此提出了LLL理论（Linkage、Leverage、Learning），指出这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的渠道把企业连接（Linkage）进入国际市场，并通过将这种优势杠杆化（Leverage）以后进一步实现海外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企业学习（Learning）的机会从而实现企业国际化的动态加速效果。

Luo和Tung（2007）提出跳板理论对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不遵循传统的向地理、心理和经济距离都临近的东道国（地区）投资的行为进行解释，认为这些新兴跨国公司通过开展具有侵略性和风险性的国际扩张作为跳板，以获得在本土市场无法获取的战略资源，进而弥补其在海外市场竞争时相对成熟跨国公司的竞争劣势。

除了上述已成体系的理论以外，国内外还有不少针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区域或者国别投资能力问题的研究。

吴彬等（1997）提出的二阶段理论认为，跨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都需要先经过一段对东道国（地区）市场进行熟悉的经验获取阶段，然后才能进入利润攫取阶段。如果投资国企业相对东道国（地区）是具有优势的，例如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投资，那么熟悉市场的低级阶段会相对较短，进而迅速进入投资获利阶段。如果投资国企业相对东道国（地区）处于劣势，例如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那么该跨国公司处于经验获取阶段的时间就会较长；但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能够接近更先进的技术、参与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按照国际惯例生产经营，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跨国公司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并通过提升母国（地区）公司的经营水平补偿FDI的损失。

冼国明等（1998）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先期并不具备资本、技术方面禀赋的时候，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获取技术或管理能力后加速本国技术积累的速度和效果，从而在后期实现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此外，他们还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政府介入后，会对该国企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相对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产生正向的影响。(www.xing528.com)

Cuervo-Cazurra和Genc（2008）指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MNEs的国家环境劣势，反而造就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的优势，尤其是对存在制度缺陷的不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投资，相对传统发达国家MNEs有更大的优势。

Ramamurti（2009b）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区分为国家优势（CSA）与企业优势（FSA），并指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OFDI不同阶段所需要的能力不同，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主要依靠国家优势，而高级阶段则对国家优势的依赖程度降低。还强调，并不是所有在这个国家的企业都可以获得CSA的，要与国家制度安排和企业特征相结合。

孙建忠（2000）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优势理论，认为投资动机多极化、差别优势多元化以及发展空间多角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优势。

Morck et al.（2008）认为，中国企业在特有的经济氛围下打拼多年，能够在有相似制度环境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此外，在一些制造业领域，中国能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是因为有些产业的核心竞争环节从原来的创新、技术向产品制造、成本管理转移。而中国企业在制造环节具有优势，因此在当前环境下会出现诸如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TCL收购汤姆逊的欧洲业务等案例。

Chudnovsky和López（2000）对拉美国家的两次OFDI浪潮进行了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对外投资浪潮中，处于进口替代时期的拉美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市场上，但也在满足国内客户的同时形成了特定的与产品设计、产品适应性以及（或者）市场管理或者生产管理相关的所有权优势，并能够通过对外投资的形式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阿根廷就是进口替代时期，第一次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浪潮中的先锋国家。而巴西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投资的优势也是主要依靠国家优势形成，一方面是依靠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积累的生产性和市场性资产，另一方面则是受益于20世纪70年代在巴西政府政策主导下的技术升级路径的帮助和培育。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拉美国家第二次对外投资浪潮中，经济结构调整、私有化改革、国内竞争加剧，让拉美国家的企业更加注重提高效率和升级产品质量，加强了这一时期拉美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优势，而不再仅仅依靠国家优势。

由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整体产业能力和产业组织结构方面相比发达国家都要弱，因此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企业能够实现对外投资，企业领导人在其中的作用会更为突出。Casanova（2009）在对拉美主要跨国企业的研究中，将这些企业领导人的商业才能、个人魅力和高瞻远瞩的视野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Yang（2009）对中国海尔和日本松下的对比研究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海尔作为中国最早实现海外投资的企业，其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海尔的创始人张瑞敏在企业发展战略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