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兴起的第一次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子公司几乎全部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Wells，1983）。因此，早期的理论主要分析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跨国公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投资的动机。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部分解释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对外投资。该理论把产品周期划分为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成熟阶段以及产品标准化生产阶段。在产品的标准化生产阶段，会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向更具有劳动力成本和市场需求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和最不发达国家转移，形成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是产品生命周期进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Lecraw（1977）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的动机和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其中分散资本风险、保护出口市场、本国市场狭小、获得东道国（地区）市场高额回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同胞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主要动因。

Wells（1983）在弗农学派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动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Wells认为，第一，保护出口市场是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会借助出口进入国外市场。当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出口市场受到威胁时，例如同类产品模仿、关税壁垒、贸易配额等，会激励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该出口国的投资以保护出口市场。第二，为了获得本国无法引进的原材料，支持对外出口产品的生产。有些需要达到国际水平的商品的生产原料无法在国内获得或者通过进口得到，因此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会将这些原料国作为第三国跳板，进而再出口产品。第三，为了谋求更低的成本。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为代表的出口外向型地区，为了使其产品在出口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因此投资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以节约劳动力成本和运输费用。第四，出于种族纽带的关系。第五，为了分散资产。对外投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企业避免由于国内政治动荡、汇率波动频繁等原因造成损失的方法。

Lall（1983）在研究了印度、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对外投资基础上指出，影响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因素。中国香港作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地区，在新兴工业国家冲击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因此需要对外投资来降低土地、劳动力等成本；并通过对中国内地的投资来获取便宜的原材料，以及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来获得新技术。同时，由于中国香港非常狭小，在竞争压力（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下，寻求对外投资。而阿根廷和印度的国内市场很大，但国内面临经济停滞和高经济周期的影响。因此，逃避宏观经济的限制也是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的动机之一。从东道国（地区）因素来看，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的贸易出口受到关税和配额的影响较大，以及有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也激励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对外投资。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出现和增加，早期以保护出口市场、寻求低成本、国内竞争压力等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动机已经不足以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还以学习和获取先进技术为目的。

Lecraw（1993）将印度尼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扩展经营为目的的投资（operation-extending），另一类是以加强出口为目的的投资（export-enhancing）。经营扩展性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国际直接投资）多由国内资历较老、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开展，并投资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而出口加强型FDI则是由国内一些新的、市场份额小的企业开展。这些小企业多是在印度尼西亚降低进口关税和放松国内产业限制后，受到市场压力转而寻求出口方面的突破。这类企业通过向出口市场（多为发达国家市场）进行直接投资，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能力以及出口市场渠道，从而加强母国（地区）企业的出口能力。

Dunning（1997）的研究指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第二次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浪潮与早期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相比，除了都有以资源和市场为目的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投资，还出现了以获取资产和市场为目的的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Dunning（1998）指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国际直接投资中，关于投资动机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日趋增长的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并购或者与外国企业合作，来保护或扩大本国企业在国外的所有权优势。作者认为，战略资产寻求型的投资与自然资源寻求型的投资有相似之处，但企业在东道国（地区）的选择上却大不相同，主要是因为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所寻求的资产一般都集中在先进的发达工业化国家或者大型发展中国家及地区。(www.xing528.com)

吴彬等（1997）提出的二阶段理论指出，如果母国（地区）企业相对东道国（地区）具有优势，其对外投资是以获取投资利润为主要目的；如果具有劣势，其对外投资则是以获取经验为主要目的。

冼国明等（1998）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两类动机：一类是以学习为目的的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另一类是以积累技术为目的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投资。

孙建中（2000）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兼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特征，主要包括资源获取、技术寻求、效益导向、利用外资、扩大出口、产业转移、集团市场进入和战略防御这八种。

楚建波等（2003）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企业对外投资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传统的利润为目标的投资，主要包括突破东道国（地区）贸易壁垒、获得廉价要素以及寻求效率的投资。第二类是以获得石油、矿产、木材等自然资源为目标的直接投资。第三类则是以培养和提升企业竞争力为目标的直接投资。

杜群阳等（2004）在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企业实践案例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技术获取型海外直接投资的“MAL三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企业同时具备国内大市场、技术吸收能力和东道国（地区）技术要素区位优势时，则具备了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海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Daniels et al.（2007）对拉美主要国家智利、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对外投资进行研究，认为拉美国家对外投资仍然是以区域内投资为主，并主要受到市场和资源的驱动，极少有寻求知识技术或者便宜劳动力的对外直接投资。

Dunning（2008）对比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动机的不同，认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以资产扩大型的投资为主，即通过对外投资获得现在没有的资产；而发达国家则是资产利用型投资为主，以利用已有的资源和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同时，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的进程会比发达国家经历的过程要更快、更短，因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处于一个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其在国内市场受到的竞争较大，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对外投资起到了推动作用。

Morck et al.（2008）指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增长迅速并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是受到国内储蓄率过高、股票市场和监管体系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企业留存收益增多，以及国有银行和国家政策引导下的资本配置向国有企业倾斜促成的。同时还指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80%都去到了中国香港和加勒比等地区的避税天堂，其中部分动机是规避监管、进行资产转移、支持贸易活动以及获得更好的融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