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路径：智利与中国比较研究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布的《国际直接投资标准定义第四版（BD4）》，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实体（即直接投资者，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企业）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即直接投资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活动以期建立长期利益关系的行为。国际直接投资者的目的是建立战略性的长期关系，以确保其在直接投资企业中具有管理方面的显著影响力。因此，存在长期的利益和具有有效的影响控制能力，是国际直接投资定义中的两个关键特征。而只有当直接投资者拥有直接投资企业10%以上投票权的时候，这种长期利益关系才被认为成立和存在。从方式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又可以划分为股权资本投资（兼并收购和新建绿地投资）、利润再投资和企业内贷款三种。

从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商业史教授Geoffrey Jones的研究来看（Jones，2005；Jones和Khanna，2006；Jones和Zeitlin，2008），国际直接投资兴起于19世纪初期。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地理的概念与划分逐渐清晰和稳定，这种跨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念逐渐产生，并受到关注。19世纪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英国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金本位货币体制的成立降低了资本国际流动的风险，欧洲其他的经济大国以及随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美国，开始对周边国家及殖民地国家进行跨国投资。这一时期，两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各国的工业化发展催生了获取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投资的行业则集中在资源行业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行业。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初期，各国几乎天然地对资本流动没有限制，东道国（地区）对外资企业也视同本土企业，因此大大激励了跨国公司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全球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发展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但紧接着从1914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事件相继爆发，战事连连和经济不景气自然导致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急转直下，各参战国政府（同时也是当时主要的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国家）出现对敌对国家企业强行征没的情况。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几乎停滞。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国。但一方面，当时美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待发展，而欧洲国家、日本等主要参战国国内经济和城市建设亟待恢复，因此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并没有快速恢复起来。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大量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纷纷独立，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加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大量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对已经存在于本国经济体中的外资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阻碍了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基于上述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处于缓慢恢复时期。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欧洲和日本战后经济重建初见成效，以及美国本土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以美国、英国以及后来的日本为主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方面，拉美国家已经初步完成了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进入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时期，因此产生了对汽车、机械等行业的外资需求，为发达国家MNEs（Multination Enterprises，跨国企业）创造了机会。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率先实现了经济开放，通过吸引外资、技术引进、技术许可等方式参与到MNEs活动中。随着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在这一时期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催生了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ron，1966）、内部化理论（Buckley和Casson，1976）、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77）、渐进国际化理论（Johanson和Vahlne，1977）、边际产业理论（Kojima，1978）、投资发展路径理论（Dunning，1981）等以研究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早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体系中，出现了一批率先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以阿根廷、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和开放本国及地区经济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以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及地区）等不同模式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和MNEs。基于这些早期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包括小规模技术理论（Wells，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Lall，198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Cantwell，1989；Tolentino，1993）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拉美国家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这些新兴市场成为跨国企业的新去处，经济全球化得到了空前发展；另一方面，这些新兴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后，在21世纪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内的主要的对外投资国。尤其是近10年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同行业的主要竞争者，例如巴西的飞机制造商Embraer，中国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中国石油等。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投资，大量对发达市场的投资也令全球瞩目。在新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跨国公司出现加速国际化和对更发达市场进行直接投资等特征后，学术界也在这一时期重新燃起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热潮，并发展出包括LLL理论（Mathews，2006）、跳板理论（Luo和Tung，2007）等针对新时代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同时，也有学者通过修正和调整早期基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理论来强调其在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适用性，主要包括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Dunning，1981）及其修正（Dunning，Kim和Park，2008；Narula，2012）。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和MNEs的学者，主张结合现有理论，强调和注重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几十年前所处的不同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和能力进行研究。

图2.1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各发展阶段

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至今，已经历了四次对外投资的浪潮（Dunning，2008）。第一次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为主，其他的还包括印度、新加坡、菲律宾等少数亚洲国家及地区，并且投资基本都集中在邻近国家和区域内的相互投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及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启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次浪潮。而第一次浪潮中表现突出的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正经历着严重的外债危机，其对外投资在这一时期下降很多。第二次以亚洲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范围并没有局限在亚洲区域内，而是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进入了欧洲和北美这样的发达国家及地区（Chudnovsky，2000）。第三次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浪潮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以拉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复苏为代表。拉美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外债危机后，通过积极的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经过十几年的开放和发展，逐渐成长出一批具有对外投资能力的企业；虽然区域内投资的特征仍然显著，但仍然有少数企业进入了北美、欧洲和亚洲。此外，亚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发展和经验积累后，形成了持续的对外投资能力，韩国等的对外投资甚至超过了IFDI。并且，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及其他东亚地区经济活力凸显，进一步推动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OFDI。近年来，观察到以中国、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增长迅猛，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伴随着大量以寻求新技术、品牌和组织能力为目的的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邓宁认为第四次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投资浪潮出现的迹象已经显现。

可见，当前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是在发达国家统治全球经济下的一个现象，而是逐渐成为全球投资中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