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形象：中国身体的历史与现代

本书从几个方面追溯了身体和快乐的问题。在本书涉及的20年间，中国迎来了巨大社会变革。我努力展示了世俗生活如何顺应一个国家的政治，在这个国家中，政治的影响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却丝毫没有减弱。我坚持阅读被体现的本质和文本的再生力量。同时，我把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和电影工作者作为民族志的伙伴，充分重视他们就改革时代共和国困境所做的分析。这样，我想以对最后一个文本的解读来结束此书，该文本是当代中国大部分政治和大众文化所体现的矛盾的范例。该文本——一幅广告画——标志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暗示了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但又表现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形成于现已不复存在的集体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

2000年5月，我再一次来到北京，这次的逗留时间很短。和往常一样，我在街上漫步时，经常会看见各种广告、标牌和通知。但一天早上，我被雷锋的一个新形象惊呆了。这位模范士兵身穿军装的形象突然出现了在出租车的站牌上。这个站牌矗立在闹市区一个喧闹的角落，铬合金边框，前部镶嵌着玻璃，广告灯箱闪着光。广告是为一个健康信息网站所做：www.999.com。这一网站的承办者是中国最大的医药公司——三九公司，这一标志是席卷北京的最广泛、最昂贵的广告大战的一部分。它承诺着“数码健康的新概念”，其网页包括“信息中心”、“健康指南”、“热点透视”、“寻医问药”、“两性关系”、“健康俱乐部”、“美丽新航线”和“在线购物”。^[116]与现今的网络语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雷锋代表的是经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尚。他身着绿军装，胸前佩戴着鲜艳的大红花，标示着他被树为典型的地位，他的形象和特征很清晰地被勾勒出来，他的脸和往常一样闪烁着玫瑰色的光芒。在灯箱底部，有一句标语：“一人上网，全家健康。”这句话是模仿20世纪60年代学习雷锋运动时的一句格言：“一人当兵，全家光荣。”

雷锋以新的形象为一家医药公司的网站做广告。作者摄于2000年。

我对该神奇现象的第一反应就是惊叹它体现出来的精明的广告手法。在这则广告中，一个大医药公司借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和群众政治运动中的偶像，把它转化并使之适应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这种宣传把道德层面上非常严肃的国家主义式集体主义与世界网络化并置起来；它提供了一个极具地方特色和历史反响的身体，他不仅是位模范士兵，同时也是出现在广告栏和海报中一个代表着跨国和现代时尚模式的形象。镶嵌在铬合金和玻璃中的雷锋以及它所提供的获得健康的捷径与雷锋原来的形象大相径庭，以前的雷锋是鼓励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竭尽全力的形象，而这个新形象却强有力且立竿见影地唤起了人们对过去的回忆。

毕竟，海报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像我这样的人群。三九医药公司网络服务的假想消费者是那些仍然记得雷锋的北京人，他们可能马上会被他说服并仿效他，也许自己还会破费一下。不难想象，雷锋的这一新形象会给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第一印象。政府会组织新的运动吗？雷锋又要重新被树成典型吗？这里的宣传包含着什么严肃的公共责任么？答案很快就清楚了——这里所提供的只是随意的、私人性质的快乐，一个到网上寻找关于健康和美丽、性和医药“热点话题”的机会。这倒让人松了一口气，但也让人想起了一段无法忘怀的经历：毛泽东时代的过去在一瞬间又历历在目，在这里，过去充当着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未来的先行者。如果家庭中有一人上网，全家人都可以知晓最新的健康和产品信息，只要轻击一下鼠标，一切购买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这种宣传活动符合广告准则。它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同时也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可以尽一切可能把人们发展成消费者。既然每一个工薪家庭都拥有了冰箱和彩电，家用电脑就成为消费的新宠。许多工作场所也为职员提供了上网机会（我估计每个家庭会有一个成员能享受到这种机会）。网吧的数量也在激增，人人都期待着上网。但是，医疗保健却不能唾手可得，所以这一广告暗示，对那些拥有电脑的人来说，健康是触手可及的。雷锋微笑的形象把一种资产阶级闲适便捷的幻想与可以笑对过去的人们的美好体验联系了起来。这位模范士兵不是政治运动的代言人，而是成为表示消费的、个人的、未来的形象，这一形象并不代表国家的需求。

在这里，普及计算机和获得健康的未来都让人们想起了中国的过去。形象本身的巨大吸引力——雷锋幸福的微笑、直视的目光、鲜亮的红绿搭配、胸前佩戴的象征荣誉的大红花和肩上挎的绶带——并没有因为现代高科技信息的出现而褪色。这位模范士兵，超脱了许多嘲讽，依然像过去一样能够唤起人们的道德感；对于广告的对象来说，他体现了健康本身。雷锋热爱劳动，慷慨助人，努力学习，坚定不移。即使在今天，又有谁不希望能这样生活呢？即便是集体化形式消失了，适应社会主义世界的健康和道德模式依然葆有自己的吸引力。

当然，重要的是，雷锋永远年轻，那些上了年纪的、面临健康问题的中国人也曾和他一起年轻过。他鲜活的面庞和闪光的丝带唤起了当代消费者对无忧无虑的童年和竞争压力相对较小的时代的怀恋。只要雷锋被当作国家的典范，他就是属于中国人的。他和其他广告牌上着装很少（或者裸体）的模特——这些形象宣称北京积极参与着转型期的文化——不同，雷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人们的认同已经和标语的节奏紧密相连：“一人上网，全家健康。”

海报中的雷锋并不时尚，但他依然体现着北京那些业已人到中年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他代表着他们的青春，也代表着他们的未来。这位身披绶带的模范士兵，呼唤着一个又一个意识到健康与道德和财富同样重要的市民。但雷锋身上慷慨的集体主义幻想仍然起着作用。也许由雷锋引导你进入世纪网络，你就可以连线到毫不利己公司，这个公司会保证你的身体健康。同时，你和你的家人会重又找到“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感觉。运用模范的形象，广告商找到了一条展现新时代特性的道路，这条路超越了可预知的“现代化”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种种程式。但是，雷锋这一模范所代表的健康、负责的中国式身体能坚持多久呢？他的这一形象能够体现非常地方化的快乐形式，但这种体现又能持续多久呢？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史学问题。如果想感知在争论的喧嚣之中身体的节奏——这种节奏一直处于学习与改变、期望和老化的过程之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呢？书写是否只能触及我们的“灵魂”，还是可以被解读为对作者和读者物质存在的想象呢？作为民族志研究者，我们在参与并观察对我们来说有些陌生的日常生活时学到了什么呢？如果想与被体现的社会变革的现实真诚实达成协议，作为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我们是否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存在呢？——不是只作为食色之徒，而是作为读者和作者？孟子把“欲望”看做是“自然”的东西——在所有的历史化完成之后——是否依然正确呢？

本书试图通过例证来回答上述问题。我与在中国所认识的人分享的欲望与这本书的读者的欲望之间有着共通的东西，这一点是我尤其坚持的，也许它可以把我的读者和中国人民联系起来。但是，我希望我已经说明了以下观点：我们所有欲望的客体与这些欲望的特质都是可能的。我们对熏肉或油炸蝎子垂涎的味觉和我们深受他人各种魅力诱惑的想象力，这些经验形式的内容是很难预测的。当然，这也是孟子或告子错误的地方：人们可以宣称食和色是自然属性，但对特定时间和地点中的食和色到底是什么却不能做出想当然的判断。不过，这些细节与对欲望本身的认同过程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把狗仅仅看做是宠物的人难以接受吃狗肉的习惯，但我们仍然可以理解剥夺是如何增强欲望的。古典色情文献可能会被拙劣地转化为特定的现代性，但是它对感观的直接吸引力仍然非常强大。肉体的隐喻针对的是真实的身体。

真实的身体？当我所引用的材料都是文本、笔记、印象或是些略带伤感的记忆的时候，我能说这是真实的身体吗？穿越世俗与文化界限的身体其真实性问题与翻译的问题相类似：描绘凝结在用另一种语言写就的文本中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但人们一直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世界人民或者通过感觉或以质朴的方式在阅读着彼此的文学，食用和享受着彼此的食物，在彼此的身体中寻求着快乐，同时也孕育着彼此的后代。与其说我是在描述这种际遇，不如说是在用我自己的叙述来使这种际遇物质化。换句话说，我是在努力为读者的身体欢呼的同时，探索它们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被体现的实践。我也在尝试着描绘和分化那种时间和地点——“20世纪晚期的中国”——把它们当作本地的但是又非常普通的经验。

这就涉及到联系的问题。对研究意义和认为语言首先具有指涉性的理论人类学来说，“被置于”文本中的身体的现实性的确是个问题。对我们来说，身体似乎总是游离于文本之外——这样就无法真正地谈及身体——因为我们坚持把文本的指涉理解为隐喻和再现的（词汇代表着事物），而不是换喻和历史的。但是，根据广义上语言运用的换喻方法，词汇与其他词汇和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毕竟，就其自身的本质而言，词汇和文本都是可靠的（respectable）事物。它们是具有物质性的存在，具有功效，可以使事物得以产生。词汇生发经验的力量至今仍无可辩驳，这样，无论关于身体的阅读和书写运作于何地，它都具有现时性。

因此，我不能把雷锋的新形象仅仅看做是广告美学的一个善意的玩笑，或是对当地宣传手段的历史性利用。相反，我认为，这位模范士兵在北京街头巷尾的突然再次出现引发了体现的形式——也就是说，市民们——仍然知道如何用自己的手、足、心灵、思想和肠胃解读这位模范。市民们第一眼看到这些海报所体会到的震撼显示着资本已经取代了乌托邦的位置，这种乌托邦曾经用一种利他主义的精神为人们提供着青春、诚挚和乐观。伴随所有的沮丧，这一充满幻想的形象承诺了，并在一段时间内提供着更加健康的身体。这些身体与集体主义更加紧密相连，这些身体可以从共享生活的平凡中获得快乐。

几年前我到好友艾伦儿时曾住过的房子去拜访一位朋友。时值夏日，当我跨出后门时，茉莉的芳香迎面袭来。这些花的花龄很长，但依然茂盛。它们在这个长长的夏日午后之前就已经盛开了30多年了。闻到芬芳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多年前的感受：我是多么惧怕艾伦的小性子，可当她搬走时我又是多么的伤心，我对失去家人的焦虑是多么的幼稚。就在那一刻，过去的经验回到了我眼前，但我却体验到了比儿时更加强烈的情感。我想我已经忘却了我八岁时它们的模样，但却有一种并不愉快的东西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茉莉花的香气渗入我精心构筑的成年时代，我对快乐的童年和挚友的描述，让我回想起了一个主体，这个主体令我颤抖，让我出汗，使我在那一刻被定格在对恐惧和无望的爱的痛苦感受中，无法移动。

我想三九医药公司所提供的雷锋的形象在2000年夏天的北京并不会引起如此极端的反应。但是，它是在为一个被记忆、体现、因此并未远离的自我欢呼。本书所提及的几位中国当代思想家——陆文夫、莫言、张洁和周晓文——都在疑虑当下时代能否提供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替代简单但却不可否认的集体主义式快乐。当他们的读者在寻找某种新的集体主义幻想时，我也不禁和他们一样感到疑虑。

【注释】

[1] 这里我倚重的是Tani Barlow 对丁玲小说的译本以及她对丁玲生平著作的分析（1989：1—45;329—54）。小说的汉语版本参见丁玲1988。

[2] Barlow 1989：335;丁玲 1988：254。

[3] Barlow 1989：345;丁玲 1988：264。

[4] 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头十年里“人民的女儿”一词被过度使用，用来描述模范妇女。

[5] Barlow 1989：345; 丁玲 1988：266。

[6] “杜晚香”的故事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Barlow把它置入作家丁玲的所有作品之中，从而展示了这个故事所充分反映的政治（和性别）历史的复杂性。但是，它更多地体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头十年的文学传统，却与随之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的个人和非政治化的文学联系甚微，不过它为本研究的阶段划分提供了清晰的例证。

[7] Barlow 1989：354;丁玲1988：273—74。

[8] 整个第二部分，我都故意不对爱和性关系加以区分。在本研究中，我更注重明确什么是性而非什么是爱，但是我坚持认为只有把二者看成是紧密相连的事物，我们才能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某些色情性。本研究的焦点不在诸如色情业、单身酒吧或是恶劣的婚姻关系，因为在谈论这些题目时把爱和性混为一谈是错误的，甚至是令人作呕的。

[9] 卷首引语引自周等著（1981—85：Ⅰ：Ⅰ）。

[10] 我整章都在谈论经验，好像它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一种像包容老医生积累的经验一样可以容纳奇妙情事的自然范畴。但是，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述，我把经验看作是一种极其不易把握的概念。对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老中医而言，它是个人权威形成的土壤。对于一年左右之前的小说读者而言，它是隐私主体性的展现。虽然经验有时貌似简单的现实，对于整个话语来讲有时容易书写，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书写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很难定论。例如，即使是汉英语言在用法上应该相似这一事实也无定论。但是，正如张洁在其短篇小说中所展示的那样，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认为把文本看作是对经验的明晰反映是无知的。

[11] 王菁1996：32—36，引述戴厚英，讨论了“人道主义”的特殊形式，指明改革时代早期出现了“‘有血有肉、有爱有恨、能够独立思考、充满感情和欲望’的小说人物”。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初版于1985年。

[12] 除了“伤痕文学”，20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早期其他小说也以同样的笔调描写了“文化大革命”。典型的例子是谌容的幽默小说（[1983]1987b）《减去十岁》，它描述的是一种想把“文化大革命”从历史中抹去的趋势，因为“文化大革命”仅仅意味着一场噩梦。小说描述了一群干部风闻上级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耽误了许多人的青春，所以所有人在计算年龄时都可以减去十岁。

[13] “伤痕文学”在其他地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虽然它在强调个人重要性方面——尤其是它通过展示与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相符的某种人本主义的罗曼司——毫无疑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在这里将不对其加以探讨。在本章中，我更感兴趣的是展示过去 。“ ”Link 1983，复杂情况和以非简单化的乐观主义展望未来的文学姿态 伤痕文学的译著参看 1984。

[14] 五四运动时期的学者们就已经探讨了民国时期创造和书写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性征的 形式。参见Anderson 1990，Lee 1973，Prusek 1980，和Schwarcz 1986。同时也可以参见Barlow 对丁玲作品的讨论以及丁玲的作品《莎菲女士日记》（1989：1—45）。

[15] 张洁：《传记笔记：我的船》（1987：223—27）。

[16] 参见注张洁《传记笔记：我的船》（1987）以及Gunn 1991 和张旭东 1995。

[17] 此为张洁中篇小说的汉语版本（1980）和英文译本（1987）的页码。

[18] 我曾经把“灵”放在中医常用的词语“ 灵活” 中加以讨论（1994）。关于神“ 灵” 的论述 请参见Feuchtwang 1992。

[19] 小说还描写了其他的迷恋，比如钟雨对恋人赠给她的《契诃夫全集》以及对无论天气如何都会去独自漫步的柏油小路的迷恋。

[20] 处于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激进政治和80 年代晚期市场经济的一个有趣的交 合点在“自然辩证法”中可以找到。这一领域的专家们，追随着恩格斯的思想，研究了中国医学 的唯物主义历史，所涉及的文献包括中国古典医学、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以及诸如库恩和蒲伯 等西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参见Farquar 1995b 讨论部分。

[21]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0。

[22] 周等编著1981—1985。

[23] 同上：Ⅰ：Ⅰ。

[24] 虽然这种医学出版物在80年代之前的传播从未如此之广，但它却不是全新的。据第二卷收集了其自传文章的董德懋称，他在40年代早期就在一个期刊中开始了介绍名老中医的生平和影响的文献出版工作。但这些早期的文章很少关注这些名医的个人历史，更多关注的是其成功病例以及特定技术的医学意义。

[25] 周等编著1981—85：2：I。

[26] 参见Farquhar 1995c。

[27] Farquhar 1994。

[28] 这些特别的观点并没有考虑到性别问题，因此我在这里同时使用了第三人称单数的两种形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名老中医之路》这三卷本中，只涉及了一个女性。

[29] 前三篇文章收录于第一卷，其余都在第二卷。第三卷是中医界新近去世的著名教师的传记文章，都是以各自的名字作为标题的。

[30] 对于中医界新近出现的权威性实践的详细描述参见Scheid（即将出版）的著作。这些描述与我所观察的80年代早期之间有很大差异。

[31] 参见我关于邓铁涛的论文：《重写后现代中国的传统医学》（1995c）。

[32] 周等编著1981—85：3：2—3。

[33] 对80 年代中期关于语言危机的论述参见王1996：313—14。她探讨了李陀具有极强说 服力的观点：这种危机达到了高峰，并通过80 年代中期的寻根和创作实验学校的开办来发现实 际的解决办法。我认为语言的后毛泽东主义问题在改革初期的文学作品中就已经得以展示。 但可能主要是因为语言如何再现经验的最基本问题是现实主义体裁的基本要素，任何一位试图 用语言来构建真实世界的作家都必须面对语言的力量及其不足这两方面问题。

[34] 参见刘 1995。

[35] Frolic 1980：11。

[36] 谌 （1982） 1987a。

[37] 古 1981，1983。

[38] 张贤亮1988。

[39] 最近一位评论毛泽东时代以及以后文化转型的评论家特别提出了语言实践的变化，这 些变化也带来了经验的变化。杨东平1994 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解放以后……领导的用语成 为官方的和标准的用语，儿童离开摇篮后很快就接受了这种用语。” 他描述了一种新的社会禁欲 主义者如何变换措辞，降低爱和婚姻这些词语所暗含的亲密意义，这段描述对我们这一章的探 讨也具意义：“在这种新的、松散的结构中，爱和婚姻被认为是‘私事’，但它们却被一种结构所限 定，这种结构组织并使它们系统化。”

[40] 双簧管这一词语在汉语中暗含着一种关于恋人的意象。描述无间的友谊还有另外一个词：同音，或倾听同一种声音。

[41] 请注意struggle这里所用汉字是“挣扎”，与本章开头的引文中使用的政治术语“斗争”是不同的。

[42] 日常生活中这些明显的方面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保守的北方尤其引人注目，这种趋势在南方城市上海和广州发展的更早些。但是到1987年以前，当我在山东农村工作时，具有明显性别特征的各种服装式样在离大城市很远的县城已经相当流行。不过，在农村，由于受体力劳动的限制和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道德观念的影响，单一性别的服装仍占主导地位。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媳妇为自己做了一条裙子，但只是晚上在家里才敢穿。当她不得不穿着裙子出去把牛赶进牛棚里时，她希望任何人都不要看到她穿着这种丢人的服装。

[43] 关于改革的中国日常生活的性欲化问题，参见Dutton 1998：131—32，该评述简洁，但很 有意义。关于小诊所医生的论述参见Farquar 1996。

[44] 关于北京和上海等地“淫秽书籍”的论述参见Tani Barlow即将出版的著作。我这里的观察也得益于与Tani一同探讨不光彩文学的那几个令人快乐的下午。

[45] 参见Rofel 1999b。

[46] 冯2001。

[47] Michael Dutton 在《中国街道生活》（1998）一书中对中国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运用了 文化研究方法，因而“街道生活”这一术语在中国文化研究中与“ 文化” 和“ 社会” 具有同样重要 的作用。

[48] 福柯 1978。说“性”在美国文化中占一席之地并不意味着那些挂历、音像制品、广告、 色情电影等等都是在美国或中国境外其他地方制作的。许多，甚至可能是大部分这类产品都是 模仿“发达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制作的。模特和演员可能是中国人，但形象却是某种舶来的现代 性。

[49] 参见Schein1994。

[50] 参见Louisa Schein 关于贵州省苗寨和乡镇人的现代性形象展示的重要著作（2000）。 她的著作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现代性与性欲之间的关系。关于中国现代性概念的其他重 要研究包括Anagnost 1997，Litainger 2000 以及Rofel 1999a。(www.xing528.com)

[51] 关于在20 世纪中国科学的地位，参见Kwok 1965，汪 1995，和Simon and Goldman 1989。

[52] Latour and Woolgar 1986：77 分裂和转化这种语言也被运用于精神分析中。虽然在 这里我并不打算做精神分析性的阐述，但当我们所关注的是社会心理学研究时，重提分裂和转 化的精神过程是尤其有用的。这一产生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统一体也许尤其有吸引力，这 主要是因为它们可以通过相同的“逻辑”程序，运用精神生产过程来明确表达出知识生产过程。

[53] Woolgar 1988：68—69。

[54] “方法恐怖”是Woolgar 的术语（ Woolgar 1988：30—38）。关于客观描画这一问题，请 注意Woolgar 把再现定义为“我们对处于‘彼地’的客体产生形象化描绘（ 反映、再现、报告） 的 方式”。同时他又指出：“再现不仅对科学，而且对任何一种基于客观主义认识论的所有实践都 是自明的，简言之，对宣称所有超越其自身的活动都是如此。”（30）

[55] 这部著作（刘主编，1992） 的名称可翻译为Contemporary Chinese Sexual Culture：Report of the “Sex Civilization” Survey on 20，000 Subjects。美国译本的名称更注重行为，而删掉了关于文化和文明的问题：Sexual Behavior in Modern China：Report on the Nationwide Survey of 20，000 Men and Women （ Ng and Haeberle 1997）。这两个版本 的前言和对结果的讨论措辞颇为不同。我这里将分别引用。

[56] 刘等，1992：6;Ng and Haeberle 1997：12。这里我引用的是英文版本，因为这一句子 源于黑伯乐的序，这一序在该书1992 年出版时由英文译成汉语。

[57] 刘等1992：7。

[58] 刘等1992：816—18。

[59] 同上：403。

[60] 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些触犯隐私问题的可靠性。大部分这类问卷都是由被调查人私下填写的，并不受访谈者的控制。

[61] 无知也是该问卷的一个问题，它经常涉及一些对于某某（诸如同性恋、分娩、月经等）知道多少等问题。受试者不禁会奇怪，这些他们早就清楚的问题为什么还会被问及。

[62] 刘等1992：838—59;Ng and Haeberle 1997：553—64。

[63]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诸如社会学和心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只是在近期才正式确立了在学术界的地位。

[64] Anagnost 1997：79。

[65] 同上：78。

[66] 刘等1992：774。

[67] Ian Hacking（1983）。 详细地阐述了科学具有再现和干预特质的概念 虽然他在该书中主要探讨的是试验研究的历史，但他所涉及的一些哲学和历史问题对社会科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作用。

[68] 刘等1992：6—7。

[69] 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以及对其在日本的民族志研究参见Lock1980。

[70] 关于这一主题的早期材料参见Lampton 1977。

[71] 关于历史中的身体的文献最近有很多。范例式研究参阅Feher 1989。

[72] 针对中学生性教育教材有四个官方版本，对其内容的概述参见Ng and Haeberle 1997（561）的附录2。

[73] 洪等1989：40—41。下文中恩格斯关于性行为的论述摘自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228）。

[74] 阮1988：101。

[75] 参 见 Ames 1993;Jullien 1995，以 及 Zito and Barlow 1994 的 文 章 。

[76] 尽管如此，作者们还是通过用“体验” 一词表示“ 内心情绪” 来模糊心理和生理之间的 区别。这一合成词是由表示“身体”的“体” 以及表示“ 检测” 的“ 验” 来组成。这样的话，如果更 追求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通过经验来体现”。在这里，心理学的本体论特征已悄然消逝。

[77] 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日记》对此有清晰的阐释。参见Barlow 1989：49—81。

[78] 参见Hall 和du Gay 1996;Henriquest 等（1984）1998;Holand 等1998 和Smith 1988。

[79] 参见Butler 1990。

[80] 参见孟1993，阐述了一位女性主义者的观点。

[81] 刘等1992：11。

[82] 宋玉：《高唐赋》，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引于罗1993：3。

[83]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读者的数量比任何时期都要多，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国建立以来全国义务教育制度的有效实施。我在本章要运用的文本最初并非为大众撰写，它只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色情艺术领域的学者所运用的资料。虽然早期（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书籍的流通渠道并不广为人知，但从大部分这些著作的历史来看，它们在精英收藏家之间或寺庙之间私下流传。

[84] 宋1991：3。

[85] 爱德华·赛义德（1978）指出了对中东经典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何引导了一种“东方学”的产生，这一学说与欧美人对反映政治差异的东西方差异有关，而与对这些地区特定历史和社会实践的研究并无多大关系。他的大部分见解对研究东亚和中东地区都相当适用，当然也影响了西方核心学术思想对中国色情艺术的看法。

[86] 关于这类古典文本的最好最新的英文译本参见Wile 1992。

[87] 巧合的是，他们与英文的这类著作持相同观点。参见Needham （ 1954—：vols. 2 and 5）; van Gulik （1961），和 Wile （1992）。

[88] Appadurai 1996。

[89] Boyarin 1993。

[90] 这些文本都是我在书店发现并收集的，都出版于1980年以后，几乎没有插图。部分是由于出版费用（图片更加昂贵），同时也是一种保持学术气息的方式。

[91] 本章将不尝试探讨有关房中术的真正历史意义方面的文本。这些著作本身非常复杂，与创作时期的其他文献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密切相关。我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一是关于优生技术，这一技术几乎与长寿术一样重要（当今更受到了重视）；另一个是统治的艺术。我怀疑它构成了早期的文本，它们先于道教术士房中术。Charlotte Furth在她评论van Gulik对这些文本的解读的文章中曾提出了后一种可能性。同时也请参见Roger Ames对古典中国哲学中统治的广泛研究。

[92] 此百科全书没有找到原本，因此为译者根据英文所译，不妥之处请读者见谅。——译者。

[93] 这种语法上的用法似乎是从现代日语中借来的。参见刘1995：348页，附录E。

[94] Needham 1954：2：51。我对Needham 的译文做了一些修饰，避免nature 一词的运用过 于频繁。

[95] Lau 1970：161。正如在引言中指出的那样，性在这个语境下的含义是“自然属性”。

[96] 宋1991：1—2。

[97] 参见Anderson 1991，Chatterjee 1993，和 Sakai 1997。

[98] “两人的操练”是Wile的用语，指“双秀”（1992）。

[99] 樊等人1997：19—20;Wile 1992：78。在这里和以下的摘录中，我一直使用Wile 的古文 翻译。尽管他在脚注中用括弧提供了名称的解释，但是它们很不明确，而且和编辑这类书的中 国学者提供的解释有很大差异。例如，在所引的这一段，中国编辑们喜欢使用针灸穴位来命名，与诗意的名称所指的部位相对应。Wile 对身体部位的命名以及他认为男伴应该进入女伴阴道 的时间也比樊等人解释得宽泛得多。

[100] 樊等1997：22—23;Wile 1992：79。

[101]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是“中医”的正式英文翻译，它指的是人民共和国基于古代传统的本土医学。

[102] 阎德良等1996。

[103] 曹等1992：1—2。

[104] 关于“精”的意思，参见Wile 1992。

[105] 事实上，有些房事文本说在房事中，女人和男人一样也射精（指狭义的精）。两性的身体在生产精和对明显可知的生理学上精的依赖性是对等的。精再转化为气和神。

[106] 关于炼丹术的形式参见Needham 1954，第五卷。

[107] 参见Wile 1992，有一些19 世纪和20 世纪的文本反映了更加古老的传统，是和尚的操 练，还有一些妇女全身心地进行冥想。

[108] 同上：78;樊等1997：21。

[109] 古代文献勾勒出的权力和刚毅的本质是非常复杂的。在古代的汉学中，对这个问题的 讨论很多。一个著名的例子是Authur Waley 的The Way and Its Power（1934）。最近重读孔子关于权力的以警句写就的作品是1995 年Jullien 的《势》。对于18世纪中国的皇权及其本质和范围的建议性探索，参见Zito1997。尽管像这样的作品表明，在现代中文的语境下，个人和政治的权力概念和我们在英文作品中发现的有所不同，但是自从古典文献问世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凭空瞎猜是错误的。该话题需要民族志进一步的推论式研究。

[110] 我在这里借用Paula Treichler在关于艾滋病的文章中使用的说法“an epidemic of signification”（1987）。阳萎是一种具有古典意味的流行病。但是考虑到没有官方的或者可靠的统计数据，所以很难知道这种病传播的程度。

[111] 朋友们告诉我任何诊所的广告散发范围都很广，因为他们需要的是远处的患者，而不是附近的患者，大家都坚持认为阳萎患者不会在家附近的诊所求医问药的。

[112] 该文集包含74个关于性紊乱的摘要，其中有43个或多或少是以治疗阳萎为中心的。参见康和崔1994。（本书未找到汉语原文，文章标题是根据英文译出的，不妥之处请读者见谅——译者）

[113] 英文翻译本参见张1988。

[114] van Gulik 1961：xiii.

[115] 李1990：47—51。

[116] 译者在翻译此书时三九网首页已无法打开，因此网页名称乃根据英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