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食与色对比集体主义道德

这些例证最终把我们引到再现的伦理，这是我在本章的开篇所承诺的。我们前面讨论的各种话题组成了一个现代房中术身体的意象：这是一个有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国家主义者，养生、存精、有性无能的可能（因此令人焦虑）但又是彻底的后极“左”时代的男性。换言之，这个身体就是改革时代的产物。他以男权主义的视角反映了这个国家漫长的文明史，但又小心谨慎地忘却了最近的某几十年，他羡慕在祖先的写作中对于身体和快乐的深刻理解，他把日常生活的准则定位于对稀有资源的保存和节俭消费上（或者他希望他能办到），如果管不了远亲，他的目标就延伸到对近亲的要求上。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是否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这种人比比皆是。中国的一些评论家，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道德观，或者期望有利他主义的新形式出现，指责新兴中产阶级以及他们女伴的自私。我发现，中年人很容易谈论一些不开心的话题：现在的人们是如何地自私，自打毛泽东时代一结束，有多少道德被忘却了。

1997年中国上映了一部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这部影片描绘了新兴中产阶级趋于自私自利的恼人问题。电影从头至尾都具有宣传的性质，它的道德形象没有超越毛泽东时代的再现。故事讲述了一个倒霉的但是有理想的卡车司机，1962年由于他的疏忽，造成了雷锋的死亡。尽管他一直保持着自己从朋友兼领导雷锋那儿学到的无私奉献的传统，然而他遭遇到的却是腐败和自私的人们。电影中讲述的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家，开着豪华车，穿着最时髦的衣服。在荒野里最终救助了英雄和他儿子的仁慈天使，也和雷锋有关联。她在训练年轻人要把（她认为）的“爱”延续下去，要“助人为乐”。在电影的结尾很突出的是她那群快乐的学生，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冰冻的泥沼长草间。这是梦幻般的电影手法，富有相当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却是缺乏说服力的。

大众批评中产阶级的自私，当然我对此也有同感。我乐于和我的中国朋友谈论这些问题和过去的道德观。这些谈话的好处之一就是使我发现（在第一部分也提到过），中国有一些人用新的方式记忆过去的时代，寻找在社会生活某一阶段的道德观，而在十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段以前，这是曾被斥责为错误和极端的东西。这和新的性学家们还有他们研究文物并编辑房中术的同事们所喜好的历史编纂不一样。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历史要么化解在人的性本质中（参见第五章），变成对于本能进行封建压抑的冗长叙事（或者，更加确切些，是对谈论性这种自然欲望的压抑），要么为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文明，使它在中国的文化概念中消失，成为一种永恒的情感与洞见结构。通过跳过建国后剧烈转型的头30年，否认20世纪革命的历史力量，以及殖民时期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根基，这种历史编写否认眼前的特殊性。这对国家主义的读者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需要在“屈辱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前寻找中国人的优越感。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在欧洲和北美流行的汉学人文学和文化人类学现存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实践。无论它们在哪儿出现，只要历史编纂把自然或文化的（或通常是二者兼备）抽象概念凌驾于对构成生活真实条件的话语和实践的经验主义关注之上，那么它就等于是对历史的背叛。对于现代读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喜好和资源成为本章关注的重点，在我看来，一个自然—文化的历史编写，不能提供切实讨论当前问题的实际基础。

任何种类的集体记忆都要求，也会产生艺术作品；为了新的价值而对历史进行重塑涉及对某些现实的重写。当代文化研究的原则是方法论的必然结果：所有的重写都是为了他们要继承的新的社会价值。从表面上看，新的文学题材尽管有的幼稚肤浅，有的成熟练达，有的远离政治和社会变迁，但是我们都可以通过政治和伦理的解读提炼出它们所包含的基本社会价值。然而，有时我们不得不向自己司空见惯的“常识”妥协。正如进行文化研究的这一代学者所坚持和展示的，常识随处可见，是充满了特定意识形态的东西。本章所提供的例子非常有预见性：原始房中术文本和现代评论所谈论的性关系的自然性，都依赖于常见的异性恋的不对称关系，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无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过去，都是如此。这些文本令人们激动，因为人们的幻想（还有记忆和欲望）都乐意接受房事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这一观点。在历史的不同时空中这也许是非常普遍的房事特点。但是在令我们痴迷的同时，我们也许忘记了这并不是唯一的、自然的可能性。

因此，房中术又复苏了，作为健康和快乐的自然资源来重写某些古代文本，它表明“身体”是如何把政治隐含其中而具有“常识”性的。这和性别政治有特殊的关联。我们从小接受的训练就具有性别意识。至少对我个人的体验而言，我们的欲望并不屈从于小心谨慎的性别政治，那是我们成年人为自己刻意制造出来的。无论我们多么信仰男女平等，试图使我们的政治生活平等，我们总能感受到古老的、可依赖的、不对称性的细微诱惑力，它依然隐藏在公共思维中，至今安然无恙。但是，如果把我们多样的、不可预测的幻想看成是疯狂的、直觉的，或者是和我们从书中所读到的规定相冲突的自然力量，然后公开讨论并理性地接受，那将是个错误。无论是我们“自然的”欲望还是我们所屈从的“文化”道德的限制，都是在生活实践的复杂领域中形成的。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关于养生、培养男权意识、对于房事生活的优生作用的文本与我们自己的幻想和实践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些相同点更多地证明了社会建构的世俗想象中所存在的权力和局限，而不表明它们是唯一的人性。

这些相同点和那些文本的诱惑同样令人沮丧地见证了父权制的顽固。从本项目一开始，我就不赞同国际上对研究中国古代色情艺术的男性史学家的排名定位。这并不是因为这一古代遗产有猥亵之嫌，相反，其学术成就具有典范意义，其表现出的透彻、敏感性以及广度甚至是令人兴奋的。但是重新审视这些先前的研究，我禁不住要思考当时学者的写作动机和条件。在敬仰范·久利克的社会历史、李约瑟的把性知识和中国科技传统相连、怀尔的迷人写作以及他那本《女子独自冥想》、中国学者的哲学冥想的同时，人们还注意到在这些经典的写作中具有某种怀疑的力度。他们挖掘并提供了这些文本，仅仅因为它们原本存在，这里有约束性的假设把戏，这些资料不能再隐藏在床帏之内。他们指出，性也是历史的合法组成部分，只有落后的假正经才不许在认可的历史记录中加入人类话语的关键部分。这显然和他们的视角毫不相干，这些性爱艺术只关注一类艺术家——男性。(www.xing528.com)

在这些历史中，对于道德和女性地位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范·久利克在介绍他的第二部被大众广泛阅读的研究中曾经提及，李约瑟曾责难他，因为他说道家的传统包含了性“掠夺”。^[114]两位学者都注意到，对残酷性爱的研究还相对匮乏，两人都不能确定炼丹术的某些做法是否是对女性的剥削。李约瑟坚持说不是，因为对于女性的性需求他有充分的证据。但是两人都无法面对这些文本中权力的性别构成的挑战，或者找出权力分布相对平衡的例子。

中国官方依然十分关注妇女的权益，中国的学者，在此监督之下特别热衷于道德上的解读。正如我已经讨论过的，有时，他们的写作和古代文本想阐明的并不一致。但是，随着所有中产阶级思想的灌输，这些道德观也具有某些功效；评论家们明确地认可并避免当代再现房中术可能会导致对妇女和儿童的不负责任的社会压迫。我想他们一定认为写作本身有能力创造它想描述的对象，所以学者们必须反映多数现实主义的叙事（例如：经验主义的历史）的社会涵义。为了和主流的长期文化政策保持一致，很少有不带价值观的学术。历史学家书写历史时，他的理解是，再现过去是个道德工程。既然性别不平等是权力问题，它也是个政治问题。

中国和欧美一样，即便是在最看重道德的房中术评论中，性别政治依然带有明显的父权制逻辑。人们赞扬男性使用技艺给女性带来快乐，女人应该举止得当才能不受处于主宰地位的男性的苛责。通过把两者结合起来，20世纪关于中国性的话语得以创造出一个有细微差别的、有发言权的阳性意象。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女性依然生活在其阴影中，没有发言权，只能在房事协议的范围之外行使被施予的些许权利。这种“妇女”的“自然、常识性”的性伦理没有把她的意愿明确地呈现在21世纪的议事日程之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上具体的女性没有——至少在某些时候——自主行事过。如果欲望和冲动超越了书中所述，也有可能对这些文本进行非父权制的、非异性恋的解读。谁又能说它们没有？用古汉语写就的古代文献，事实上，比现代文本，特别是比那些翻译成西方语言的现代文本具有更多重的解读方式。古汉语很少有指示性别的代词，多数句子从谓语动词（有时是以“话题”）开始，没有主语和宾语。当然，英语从语法上要求有动作的发出者，这个主语通常是有明确性别的。尽管房中术的英文翻译们正确地假设这些文本强调异性恋，但是，在按英文的要求补充特定的性别是“他”还是“她”时，这种做法减少了古文原著中的模糊性。但是这就不容易按男性是主动的，一定是异性恋的方式再次翻译，人们很容易用更广阔的视界来看待这些文本。

无论这些原著的内涵有多深，毫无疑问，20世纪的学者们把这些房中术的文本当成自然性活动的古代话语来对待。这样，他们可以忽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不同文本的差异，他们也可以让这些文本所蕴涵的父权制自然地传承下去了。与此同时，在中国，房中术文本的复兴，在儒家讲究忠孝的社会关系中把性爱和反对苦行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社会关系在一种对文明的静止的和与历史无关的话语中维护着国家的独特性，同时也维护了不平等性。依我之见，这些趋势都是值得有良知的学者们讨论的问题，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从来都是有价值取向的。目前，房中术文本的功能是通过依赖行乐把对国家和父权制的自然化愿望结合起来。这并不是精英们有意和人民作对，相反，这是一种极端矛盾的常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和我们的身体都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