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学与国家主义的钩连：解析当代中国的性无能问题

至此，我已经讨论了一些正在出现的性话语，它们以中国为对象，实际上是把国家主义的幻想指向了（真实的或者是想象的）卧室的私密空间。我不是唯一把中国的国家主义和性学联系起来的人。然而，改革时期的中国作家在叙事中经常使用性元素来讨论中华民族的现代困惑。他们当中很多人试图把问题的焦点指向性无能——放荡的结果——的丈夫。

近年来，性无能成了中国显著的流行病。^[110]我在第五章讨论过，它的出现伴随着性教育运动的兴起。教育家和性学家希望能通过更广泛的公开讨论和健康科学的建议来减轻这种性无能。例如，许多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关于自我保健的新书给家庭和新婚夫妇提供建立良好关系和健康实践的建议，这些书把可能出现的性无能视为问题。这个话题比房中术的古代文献更模棱两可，他们建议妻子要敏感，丈夫要耐心。他们认为偶尔的性无能是正常的，并不是什么警示，只要在态度和自我控制上稍微做些调整就可以改进。

与此同时，这个话题被罩上了科学的光环，这种病好像变得很流行。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期，治疗性功能障碍的小广告随处可见。这些广告“铺天盖地”，不仅在电线杆上、公共厕所内、垃圾桶上、小区的墙上，连医疗设施并不健全的村里都能看见。^[111]这些广告提及最多的病症是阳萎。尽管这些私人诊所能给予患者的主要是治疗淋病的抗生素，但是阳萎患者是他们主要的广告对象。

“伟哥”曾在中美两国都引起过轩然大波。在它之前，也有许多治疗阳萎的药物，包括从外科针剂到利用机械刺激性欲的设备和春药等。20世纪80年代末期，性时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很多杂志和自我救助以及家庭健康的书籍里，都刊有关于这类治疗的讨论。从1985年开始，中医开设了新的门诊——男科。对此感兴趣的医生们开始撰写教材和研究报告。长期默默地为有“男性性功能障碍”的患者看病的中医可以增加男科专家门诊（尽管在电线杆上张贴的小广告和主流的传统医院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共同的患者和治疗技术）。运用传统医学来治疗阳萎迅速增多。例如最近出版的《传统性医学》文集有43个摘要，其中几个标题是：《利用强心平衡酒治疗60起阳萎病例的报告》、《利用自我配制的红蚂蚁—蜈蚣粉治疗83起阳萎病例的临床视角》、《利用〈前汉养生经〉治疗34起肾精亏损型阳萎病例的临床视角》和《对于800起肾虚型阳萎病例的分析》。^[11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个标题，概括了一家医院对所治疗的阳萎患者进行的研究。尽管在简短的摘要中很难看到细节，但是作者们说他们选择这800名患者是因为他们患有同一类型的阳萎（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常见型阳萎），他们也提到所有这些患者如果按西医诊断则属于“心理型”阳萎。

电线杆和小区的墙上贴着小广告，介绍治疗男性阳萎、早泄、梅毒以及各种皮肤病的诊所。这张广告声称有专家使用秘方进行治疗。作者摄于1997年。

这样一来，就有证据表明阳萎这种病比几十年前更加流行，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去诊所就诊。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似乎患有“性功能障碍”的男性越来越多。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大众文化的数字所揭示的焦虑和期望在不久之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还有，它的可视性不仅仅限于广告、传统医学和自我保健的文献。它在文学和新闻报道中也举足轻重。

例如，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小说中，最先描述这种疾病的是张贤亮颇为流行的代表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7年）。^[113]小说的主人公是个政治犯，在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服刑。在他英勇地从水灾中救助了附近村子之前，他一直是位阳萎患者。直到他表现出为人民献身的英雄行为之后，他才得以与另一位囚犯真正结为夫妻——她以前是个妓女。这样，他在集体主义劳动改造中获得了男人的刚毅。他英勇行为的直接结果是使他成为（相当于）模范工人。之后不久，他通过在性生活上征服（突然变得虚弱和依赖的）妻子，完成了个人的升华。最终，他离开了她，到了一个海滨城市从事行政工作。人们有理由假定如果他克服不了“半个男人”的弱点，就不可能有能力和勇气投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过热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去。(www.xing528.com)

小说用阳萎来标志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转型；越来越多地用于个人阳痿的寓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国情。尽管从那时起，国家的政治文化已经改变了许多，但是性无能的比喻依然十分具有诱惑力。例如，一部1997年上演的吴明（张小帅）的电影《极度寒冷》虚构了一位年轻的北京行为艺术家的反常和渴望，艺术家的中年姻亲兄弟阳萎；很明显，他代表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更适合已成过去的集体主义和官僚主义，而不太适应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电影显示出这一代人与他们虚无主义的孩子们和年轻的兄弟姊妹们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但是，改革时代竞争和贪婪的大环境使他们无法让后者听从他们的教导，或者过上他们认为有意义的生活。

关于阳萎，我最喜欢的例子莫过于1994年周晓文执导的电影《二嫫》。在这部描写新农村乡镇企业的喜剧中，主人公二嫫的丈夫是位阳萎患者。他是名退休的共产党干部、前村长，多少是个重要人物。改革开放后，村里人依然还叫他村长，这很是让他心烦。既然大家都需要靠做生意过活，他唯一的本事——当村长就无用武之地了。他只能屈尊在妻子的（但是无尽头的）商品生产之下。她做面条，他的邻居瞎子有辆卡车，和城里的销售网点有联系，他可以让二嫫赚钱。当然，二嫫和瞎子有恋情，这使商品的生产者和经销者的重要关系得以完善（按我的农民朋友们的说法，这种关系在那些年中国农村经济成功范例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村长最终（稍稍地）恢复了一些他的实际权力，当二嫫想方设法购买了县里最大的电视机后，他施展自己的组织能力来安排足够位子，让全村人看到电视上的新年春节晚会。但是电影的结尾没有给二嫫长期矛盾的生活提出解决方案。她嫁给了阳萎的男人，而瞎子能给她的未来只能是把她变成他的附属品。在二嫫问题多多的家庭之外，她所能看到的是孤独的竞争和以现金交易为基础的关系。

在这部电影中，物品被很好地用来做比喻。例如，电视给二嫫农村的家带来了全球化的世俗生活，电视天线是用做面条的勺子凑合的。加工面条是古老的生产方式，在中国一直具有地方特色，也是比较适合消费的全球模式。晚上二嫫辛苦劳作的大木制压面机也是性交场所的替代物，在院子的其他地方见不到。这位村长面对这个替代物主要能做的就是喝中药，汤药对这位国家的前任残疾公仆而言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处方。二嫫也到医院去卖血。值得争议的是，在她这里血和其他商品没什么不同，为了多卖血，她喝大碗的盐水。她对产品的商业关系的本性十分清楚：她乐意卖掺了假的产品——被稀释了的血，但是没有产品就拿不到钱。这样，当她发现瞎子通过一个短工间接地偷偷塞钱给她时，她拒绝了他的爱。

一个涉及新产品的场景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章的主题。在客厅里，二嫫和瞎子比较新买的产品。她买了个华丽的胸罩来讨他的欢心，他给她买了一盒除皱霜。她脱下衣服给他看，他把除皱霜大把地抹在她的肩膀和胳膊上。这个场景被比喻为性交：在宾馆的房间里，他们各自悄悄地潜入，一面破碎的镜子映着女子那张可爱的脸。这个场景如果不是荒唐的，那么就是色情的。但它是荒诞的，部分因为瞎子用了过多的面霜。这个农民企业家可能知道如何挣钱，但是在世俗消费上，他还显得过于“老土”。很明显，为了表示他乐意花钱，他上演了这么一出戏，但他这个能保存精的男人，也并不拥有房中术所倡导的技艺。事实上，他把面霜涂在她身上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利用它来保持她外表的美丽。显然，他们在意的并不是传统中国的养生之道，而且就连经典的资本主义的利润再投资策略也不再重要了。

这个场景描绘的性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表明，中国正快速地遭遇全球现代化。一个彻底现代化的二嫫越来越困在两难的境地中，一边是阳萎的老丈夫，一边是放荡的新情人，两者都不能使她远离无止境的家务劳作和小商品生产。如果我们试图从中寻找国家的寓意，这个场景和电影一起可以被看成是在各个层面上谴责过去的失败和中国未来的世俗生活。在这个领域的阳萎现象其实是非常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