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最近,中国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古典色情艺术的书籍,其中一本就是运用以上古代韵文来开篇的。[82]这部著作出版于1993年,作者罗敦仁认为,《高唐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关于性的韵文,第一次把性活动比喻为“云雨”,这一比喻至今仍被使用。我认为该赋中云在山巅时隐时现的“忽兮改容”的意象以及“暮为行雨”的飘浮之气也可以被用来讨论古代中国的房中术。但是我的目的却与罗敦仁大相径庭。他试图用现代的语言解释所挑选出来的古典文献(有些属于两千年前),而我的重点则在于这些文本在现代的利用价值。改革时代出版古代中国性知识这一流行趋势本身表现了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
性(包括性幻想)是复杂生存体现的一部分,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具有偶然性。性交和关于性的阅读都不仅仅是生物体自然功能的体现。相反,我们对于这些活动的经历与生活中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话语和实践在身体这一场所相互交织,理顺或打乱、激发、阐释以及阻断着经验的各个层面。这些话语和实践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地方性的,既具有随意性也具有特殊性,既让人愉快又拘泥于细节;它们相互作用,构成了我们的欲望,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甚至在现代多少有些色情的大量意象中,只有一些蔓延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多样的形式公开涉及到性欲。但是,它们不断变化的部分和持续存在的片段为性的欲望和满足在世俗生活中为我们带来惊喜创造了条件。
毫无疑问,研究日常的肉体生活事实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让人们阐明其生活中早已想当然的层面并非易事。访谈无法收集到具有特性的东西。一旦涉及到性这一题目,难度就会成倍地增加。很显然,我们在第五章中讨论过的那些无畏的研究者可以直接提出关于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调查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我却不行。我只能通过阅读来了解这一题目,我把流行的文本作为日常物质生活的源泉,因为这种物质生活最终都无法脱离欲望、事件、社会关系、书写或话语等被体现的经历。
所幸的是,这类材料并不匮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读者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机会接触到关于色情艺术的、经典的中国作品。[83]有一位作者在1991年表示,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大约有90项关于性欲的某些特定方面的新研究,其中大约有23项是关于“中国古代房中术”的。他还特别强调,许多地方建立了性学研究机构,创办了许多专业学术期刊。[84]从那时开始,从被称为“房中术”的材料库中获取资料来创作的著作大量出现。例如,出版于1994年的《中国传统性医学》是一部收集短文和简介的文集,共有369条,其中145条是关于房中术的。这样的书籍在大城市,甚至是一些小的城镇的书店和书市里都可以买到。这些小书店的经理告诉我说,关于古代性学的书籍销量相当可观。
也许是性本身善变的属性受到了许多作者的青睐,他们都热衷于描写房中术。[85]这些文本所显示的学术上和教育上的内容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它们是国家主义的、宗教的、经济的、优生学的、治疗学的、道德主义的、女性主义的、人类学的、色情的、现代化的、东方主义的、美学的、政府的、刺探性的、享乐主义的、科学的、教育的或实际的。有时它们同时具有上述特征,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所有关于色情艺术的研究都从为数不多但有趣的古典文本中获得材料,同时他们都试图区分以“养生”为特点的早期文本和以道教长寿术的“炼丹”为特征的晚期文本。[86]随着时间的流逝,道德压迫不断增强。这些概述都基于现代诠释者的共同立场,我将在后文中着力讨论这些方法。[87]但是,总结作家和编辑们从这一共同的档案中所获得的训诫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出版的、关于中国性知识遗产的评论和分析时,这类文献的矛盾性和无所不包的特征几乎难住了我。那些不愿意从道德上解释的史学家们采用了一种分析的范畴,这一范畴以得体为中心;例如,夫妻(或夫妇)一词为了史学范畴的需要有时被男性和女性或是主人和妾这种更精确的术语替代。医学性学家在运用一种中立的口吻陈述古代“炼内丹”从生理上的不可能性的同时也在寻找科学上合理的疗法。许多喜欢古代文献中男权统治的男性作者以一种男性的视角在档案中努力寻找一些所谓性别平等的记录,把对唤起女性性兴奋技术的兴趣转化为对女性幸福的伦理上的承诺。
在很多情况下,对于这种历史文献阐释性挑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不完全的折衷主义。小说中的逸事、古书中关于技巧的摘录、现代针对以往的分析著作的讨论——所有这些都散见于许多近期作品的章节之中,有时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当我在阅读这些现代作品的语料时,我感觉到,记载在这些古典著作中的性欲望的数量远远不足以满足对这些作品进行现代式解读(编辑、注释、出版、分析)时所拥有的学术和说教方面的欲望。虽然我相信读者有能力领悟和分享这些好学的欲望,但是其中许多欲望在文本的矛盾和多重目的中仍然未被言传。
这种观点的繁复和阐释的迥异促使我更加仔细地检视了自己的目的。虽然我把改革时代中国色情文学的复兴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但我在这里并不打算简单地陈述它的内容。我要探讨的是,这些关于古籍的著作和文章在中国的出版,到底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特定消费者带来了什么样的满足。把这些著作的条理性放在它们特定的消费环境中去理解,可以为理解现代中国对肉体生活的想象打开方便之门。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论述、在全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共同的物质世界把作者(编辑、档案保管员等等)和读者连接在文本的易读性同实践的恰当性这样一个历史性特定结构之中。虽然有些立场会招致非议,但必须假定某个共同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语言有意义,行为可以被想象和模仿,某种特定的身体生活可以被假定。这一区域具有文化上和历史上的特殊性。(www.xing528.com)
比方说,这些书籍的读者被定位成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那个时代的话语中不包括所有个人欲望和古代艺术。那么,无论这类读者对其远古的祖先留下来的房中术有什么样的兴趣,都将折射出一种全新的、反叛的意义。关于性的书籍所提供的快乐,不管它们是什么,都被有意识地强化了,因为这种书籍在几年前是违禁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中国的文雅受到了把性置于中心位置的全球大众文化和消费经济的冲击。这道新兴的色情风景画随处可见,但清楚的是,中国现在最触手可及的性概念谈及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与谈及色情活动本身一样多,前者甚至比后者还要多。这样,可以明了的是,对个人欲望的引进已经远远超出了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的意义,它唤起了一种全新的、“自由”的政治价值观念,同时也使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政治不再起作用。
性的现代性的全球化在没有摒弃地方特点的同时,也使许多中国人不断把传统的中国观念和客体与外国、西方或者说美国的观念和客体相比照。正如阿帕杜亥所阐明的那样,全球化的过程通常会使当地文化感得到提升。[88]和中医学一样,房中术也适应这样的文化消费模式。同时,对私生活的物质压抑也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使得小家庭拥有更多的余钱,他们不与老年人住在一起,住房也相对宽敞。新兴的中产阶级有更多的私人活动空间,但他们在大城市的激烈经济竞争中追求着成功,也许无暇沉湎于私生活之中。这些条件与其他的因素一起构成了可被分析的弥散的(discursive)场所,因为它对于某种特殊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
这样,我可以提出以下问题:有什么文本可读?文本“期望”怎样被阅读?在阅读中它们可以提供何种可能的变量?阅读的这一问题——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场所中它的魅力和力量——仅仅是理解文化生活的人类学众多方法之一。[89]但涉及到色情文学,它会引出涉及体现的历史性特定作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改革时代的文本要求什么样的身体?这些身体来源于或者回应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他们希望记忆什么样的过去?他们希望或者害怕什么样的未来?他们想当然的快乐是什么?他们寻求其他何种快乐呢?也许最重要的是,文本本身如何对身体生活起着微秒的转型作用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所有的人群都能得到,尤其是当我们把体现——有沉寂的倾向——当作我们关注的中心时,能回答的人群比率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则更小。但是,如果说文学是作者和读者文化上的共谋,同时必须把许多事情视为想当然,以期得到共同的想象空间,那么我认为,这些问题依然可以为有关体现的阅读提供好的方法。
和同时期的医学典籍一样,这些关于房中术的古代文本对活跃的、快乐的和痛苦的人体都有直接而细致的描写。虽然上千年的历史以及文化和语言的差异隔离了我们(21世纪的读者)与这些文本的作者和编纂者,但是阅读这些典籍的好处却是令人惊奇地直截了当。他们对性活动有非常细致的描写,同时(有时)运用了优美的文言文,这一切为身体的实践所提供的世界显得怪异但又熟悉。[90]我们甚至在阅读时要想象所描述的场景,它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迷蒙而又充满诱惑的卧室氛围。同时,文本还可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因为这些古代著作所假想的身体和社会秩序对于现代读者来说非常的奇异。例如,妻妾成群、仆从如云的封建大家庭以及精液通过脊柱入脑聚集的想法在21世纪的日常现实生活中都不存在。这种陌生只能使运用和假定这种结构的文献变得更加扑朔迷离。[91]
作为读者,我和其他人一样对房中术文本着迷,我迷恋于它亲密、随意和惊人的情调。不同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幻想和好奇也会迥然不同,也许性别尤其重要。不过,反思一下引起人们共同兴趣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语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身体实践的非常直截了当的再现,它们是那么熟悉,或者说至少可能被今天的身体实践所使用或采纳。与其他研究中国色情艺术的学者不同——我想大部分人也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个人并不打算为丰富我自己或读者的性习惯而挖掘有关特定技巧的材料。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文本提供的性体现带有明显的男性气质,后文还将进一步讨论这一点。但是,即使是对我这样的女性读者,这些文本展示的熟稔和魅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打算寻求一种方法,可以在坚持这些文本的历史特殊性和当代中国消费特殊性的同时,承认这些文本被转化了,这种转化可能是源于普遍的色情感染力。
与第四章讨论的个人生活历史或者第五章进行的学术批评不同,讲述性身体的生活常规性的编年史或序志非常罕见。这样,我感觉很难采取一种可以再现文化特殊性——一种“改革中国的性/实践的身体”——的循序渐进的论述方式。因此,我采取的策略是,首先介绍一系列看似散乱的题目,所有的题目都来源于中国关于性的文献,把它们作为关于书写、阅读和体现更加综合的观察之背景。这些题目范围颇广,触及从关于性这个普通的字到具有考古特质的国家主义问题和中国医学生理学。它们将涉猎一些技术细节,思考个人动机、共同的议程和经历。这些题目最终都将围绕性这个多中心的、神秘的存在,阐明古代中国为改革时代的中国身体提供了快乐这样一个观点。
这种变幻的、“云雨”的意象一旦被描绘出来,它将有可能再一次成为讨论和书写(不仅仅是性)经验的原因和界限。在后文中,我将讨论再现的伦理问题,而不对性应该被如何再现做出广义上的判断,而是要指出,把再现理解为被体现、实践的日常世界中的一种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开辟出一个新的伦理范畴。虽然古代文本毫无疑问是关于性的,同时也具有不平等色彩,但是,能否从反对父权制的新视角来解读呢?很显然,整个国家都在积极发现文学上“中国人”的过去;国民们是否应该被引导去拥有——这样就可以享受——关于身体实践的古代遗产呢? 21世纪的性与道德和得体是不可分割的;坚持不懈地用一种道德家的腔调来书写“本能”的感觉对读者的主体性有何好的或坏的影响呢?如果说再现能有效地建构真实和被体现的世界,那么这样的问题就大有商榷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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