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该研究的总体目的归结为教育国民，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实施这一研究的原动力来自上海几家性教育先锋机构。这项全国调查的后记叙述了现代中国性教育的短暂历史。[62]该叙述明确说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正式的性学研究，同时，性教育也纳入了学校的教学大纲，这主要是位于城市的学校同社会学和心理学专业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63]与中国的其他科学研究一样，调查所得出的结论试图尽快起到应起的作用。
对这项性学研究任务的态度并非源自研究过程本身。调查项目的中文名称以及最后报告的题目都清楚地表明其目标是，而且永远是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该项调查被定名为国家性文明调查，而最后的总结报告的名称为《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题目中对“文化”和“文明”两个词的援引把该项目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范畴。安·阿纳哥诺斯特曾对这两个术语的关系作过精妙的论述：“文化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国家文化必须被重构于迈向文明的规划之中。这种文明是指为高度发展的亚洲和西方工业化文化所认同的礼仪状态。”[64]尤其是在对文明细致的定性分析中，阿纳哥诺斯特强调，这一具有现代性和文化特质的术语描绘了中国人民长期缺失状态的特征。例如，在性这一范畴内，人们相对无知、落后、保守和压抑。文明的话语——种类繁多，包括中国政府智囊团提出的精英社会理论、民间的扫黄运动以及受其影响的日常闲谈等——假定并寻求补救大众缺憾的方法。正如阿纳哥诺斯特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方法就是在全国开展性教育。”[65]在改革时代的中国，以进步的名义进行的研究和干预并不是非常独特的事情。
调查所涉及的两万名被试者也清楚这一点。在他们都可能读到的调查问卷的简短前言中，研究者提及了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性是人类生活的一件大事，它密切关系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夫妻的幸福生活，关系社会的安定团结。由于社会长期以来实行性禁锢和其他一些原因，所以目前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我们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就是为了要了解情况，探求解决矛盾的办法。这一调查对社会发展意义很大，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帮助。”[66]直到最近，中国的这种社会调查依然是在国家的领导下进行的。“调查”这个词本身就和革命动员密切相关。该序言以“性文明调查”核心领导小组的名义撰写，这些名称使人们不禁想起了以前的群众运动及其“领导小组”。前言的语言也体现出其以“探求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词语——为目的，会引起大家广泛的关注，它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发展。
这样，对性的讨论在何种领域是妥当的，公民有什么样的义务，在调查的一开始就得以明确。高中生、大学生、已婚夫妻（包括城市和农村）和性罪错人员在通过多重选择和回答正式访谈问题谈及个人的隐私时，都可能会感到自己是在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以及福利事业做贡献。研究者也许还会希望他们能够排除任何可能干扰他们全面而诚实回答问题的性禁忌（或是政治！）。毕竟，调查组的目标是高尚的，它不仅仅要研究性行为，同时也试图理解和干预“与性有关”的许多社会问题。
性行为的再现和对其进行干预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调查的最后一份报告中解释得更加清楚。[67]我在这里大篇幅地引用该报告的原因，部分在于该段在英文版中只是被简要地概括了一下，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它非常得体地表达了研究者对其社会责任的看法。
通过调查资料的理论分析，得出一些看法和结论，是为了对社会生活进行指导。金西在他的第一份报告中说：“我们这份报告，首要的目的是说明人们在做什么，而决不涉及人们应该做什么，也不涉及对这样做的人的评价。我们的报告只揭示美国男性的性行为，而决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对于‘有德’或‘无德’的男性及其行为的研究。”我们姑且不去评论金西是否能真正做到这样纯粹地客观、中立，我们只想说，一般说来，科学研究都应该具有它的实用价值和社会目的。既然人类性行为有它的社会属性，而且这还是主要的；既然金西也说过人类性的释放途径取决于社会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研究什么样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模式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就不能不涉及是非问题，就不能不具有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等一定的倾向性。这样，科学研究才能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才能引导群众、推动社会走向进步。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道德观念呈多元状态，我们很难在性问题上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很难对此做出一个统一的结论。但是能做到的是：努力地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看问题，不拘泥于现状；从客观数据中提出一些探索性的看法，而不武断地下结论；是启发、引导，而不是灌输、说教。我们的一切调查以及从这个调查中所提出的看法都不是绝对真理，而只是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探索的脚印。[68](www.xing528.com)
在本章的结尾，我们将回到真理——当然也包括脚印——的问题上去。但是，最为重要的是，理解客观的科学理念和适度的说教责任之间特别的结合。当然，性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但是，在现代中国生活的语境中却有着某种特殊的特征有待于人们的理解。
健康是我们讨论的核心之一（另一个是发展）。在经历了如此贫穷的国度里，健康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却并不容易界定，特别是多数专家的目标是要为它找到一个超出简单除病范围的、积极的定义。[69]即使未被界定，这个词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公众生活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70]虽然它在中国大众文化中有更长的系谱，但是在人民共和国，健康这一不容置疑的目标已经被用于进行大量的规范性宣传和规范日常生活等诸方面。它已经被许多中国人内化为一种经验，他们可以为打坐或是冬泳等“有益健康”的活动提供理由。（本书的其他章节，尤其是第一章和第六章对健康的经验和政治维度也有探讨。）
但是，一涉及到性，健康的状况就千差万别了，对性健康好坏的区别往往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例如，有些已婚夫妇和大学生可能并不认为全裸是性交过程中最健康和进步的方式。中学生中手淫或“性兴趣”的低比率报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健康的。这也许就是客观研究为什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决定什么是正常的，什么行为通常会导致“性健康”。由于再现性正常状态已经开始在世界上或地方研究中出现，所以即使只能得到暂时性的科学结论，专家们承担起“引导社会生活”的责任也是非常必要的。有些事情应该得到推广，而有些则必须反对。中国性科学别无选择，只能在某些细节还尚待进一步研究的情况下权威性地宣布性健康的本质。
由于该调查有些“模糊的地方”，也有一些偏差，所以很难知道人们私下里真正在做什么、感觉什么。科学方法应该提供给我们有关现实的镜像。其经验性术语很难理解，但即使是基于这种并不完善的知识，（研究者们认为）我们依然应该着手启蒙性教育这项重要的工作。即使中国人的性行为被描述为“展现出的性健康状况很‘普遍’，甚至有些部分还很强健”，把性带入公民话语范畴的紧迫性依然不容置疑。当然，关于性学的模糊之处还应当澄清，因为科学只崇尚知识。但是，让民众对性处于无知的状态也是一件危险的事。
虽然这项全国性的调查已努力去了解这种“无知”（方法上尚需改进），但是其真实程度尚不明确。多年以来，有些关于年轻夫妇不知如何过性生活的逸事和传言在医学和教育界广为流传，在性话语不断普遍的90年代，这些故事也流入了一些大众性期刊。这些传言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和专业人员相信，中国大众对性问题异常的无知、保守和落后。人们不仅需要参与性活动（为健康、快乐和社会稳定），还应该学习如何进行性活动。随着正规性教育项目的不断拓展（已超出大城市的范围）以及大众性健康杂志逐渐成为文学的一种大众性题材，一种特定的、现代的性幻想有望不仅在公共话语，而且在个人期望中获得一席之地，也有希望在正规教育和个人行动中获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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