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性行为：揭示自然的欲望与社会限制

科学与写作同样都是一种再现的实践。但是它与第四章探讨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主要区别在于它坚持所再现现实的独立存在。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在其关于科学实践的经典研究中指出：“客体和关于该客体的陈述之间的联系力量来源于在实验的语境下对某一陈述的分裂和转化。”^[52]伍尔加在其后来的著述《科学，真正的理念》（Science，the Very Idea）中详细地阐明了分裂和转化的过程。^[53]他指出了这一过程的五个步骤或曰阶段，认为科学通过这一过程分裂了一个看似自然的客体，把它置乎“其外”，而且转化了它与再现工作的实际关系。这种实验室科学中的知识生产过程，在阐发中国现代性学的社会学研究中也清楚可见。理解某种自然物体在科学实践中的存在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改革时代出现的其他普通客体。伍尔加关于科学发现的五个步骤如下：

1.首先存有文献或“踪迹”。这包括关于外国性学、关于性传播疾病的流行病学、对强奸、卖淫或色情文学的最新统计数字的经典著作。这些文献毫无疑问被认定是属于性的领域，可能比任何个人的经验都既狭隘又宽泛。

2.研究者对文献的各种题目进行重新组织，并把它们界定为一种诸如“中国性行为”这样的新的（假设的）客体。根据手头的文献，这种客体的存在似乎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它们包含着一种性的形象，这一形象既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又在特定的集团中为社会和文化所折射。这些文本提出了人类自然的普遍模式，这些模式在关于性的全球性话语中得以创造和接受。这些文献依赖的并不是区域印象或假设，而是国际认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样，社会科学面临着关于性的、不断变化的“常识”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在中国境内进行的调查正是基于此。任何一个社会学家都知道，界定这一对象需要花费相当的努力，其目的在于保证研究的连贯性和清晰度。必须剔除那些肮脏的色情成分和理论上的论争（例如关于“本能”的争论），确立被纯净化的行为客体。

3.在实验中，客体和文献（再现或踪迹）都呈独立存在之势。换句话说，它们被相互分离。例如，下面将要讨论的性调查就基于中立的立场（即不提供任何居先评价），问及的问题可以使被调查者真实地陈述自身过去的性经历和嗜好。这些经历和嗜好可以被认定为在实施调查之前就已经存在，同时在调查之后仍不会改变。问题后面的多重选择项非常关键。这样，这一调查手段必须假定“性行为”的存在是独立的，不受这些书面问题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细致社会学范畴的影响。

4.以此种方式构成的自然客体促成了新的文献，这些文献又真实地再现了自然客体。调查的结果反映了“中国性行为”。镜子的隐喻非常重要；性行为这一被反射的客体在调查报告这面镜子中，抽象而疏离地存在于彼地。对于制造精确的形象而言，镜子本身是一种被动的、可预知的技术。虽然研究者也许会承认，他们所假定客体的反射形象会存在一些问题——调查的措辞会使数据不尽真实，同时也无法避免所有的偏差或其他“方法恐惧”——但是研究的结果仍具有意义，可以为真实的行为提供客观的描画。^[54]无论是否进行研究，这种真实的行为都存在于“彼地”。(www.xing528.com)

5.最后，研究者否认，或者忘记第一至第三步。他们藉以假定中国性行为独特范畴的纯净化过程以及决定如何再现这一范畴的各种社会过程（以及可能被忽视或延迟的可能性）都不再是这一项目官方历史的一部分。相反，客体被表现为永远存在于自然之中；在中国历史的某一特定阶段，它开始要求通过科学实验加以系统化定性。调查的结项报告、严谨而科学的语言都表述了性到底是什么，并严格地界定了中国的性行为：它是自然生理需求，根植于个体之中，受社会和个人知识水平的限制等等。

那么，分裂和转化就是可以把色情活动自然化和具体化为“性行为”的再现实践。关于性行为（特定的中国式的存在）的初始文献和相关研究活动都与性本身无关。性行为变成了非文本的客体，只是特殊的文本形式、调查问卷以及一系列统计报告的目标。它脱离了文献这一原始家园，置身于许多以获得知识为目的的困惑之中。那么这一客体就被自然化到一定程度，这时它成为展现于新的、总结了研究结果的文本中各种简单反思的源泉。

我认为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拉图尔和伍尔加关于科学研究实践的论述并不否认科学所关注客体的现实性和物质性。他们只是试图提出这种客体相对于人类活动的自主性，换言之，这些客体脱离人类知识活动的纯自然属性。与此相类，我也不否认中国性活动的现实性和物质性，相反，我相信存在于中国的色情生活之真实性和可能出现的多样性，这也是全书关注的焦点。很显然，中国人已经设法运用基本而普通的方式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同时，他们也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有欲望的冲动，并寻求各种身体的快乐。正如我在第二部分的导言中对杜晚香的故事以及我将在第六章中讨论的那样，色情活动和性快乐可能与许多处境有关，并使许多种动因得到满足。但是，这种认识是通过区别性行为与非性行为来阐述那些可以明晰地界定性行为的重要性的，同时它也坚持，通过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来找到定性当今性行为普遍状态的客观途径也同样是非常必要的。性是一个术语，它在为某些活动提供明晰的分类框架的同时抹杀了其他不甚明晰但将来可能会更加有趣的色情真实。

但是让人焦虑的是，鉴于这一范畴的影响力和诱惑力，人们会轻率地想象或是相信某一特定的性范畴。甚至在回答调查问卷问题或阅读杂志上关于性科学的某篇文章这一特定的时间内，读者对其自身经历的理解都可能经历某种再组织的过程。如果所涉及范畴与现代性、解放、自然和科学这些积极的价值观念相关，那么上述变化极有可能发生。更好地理解这种转型过程的出发点在于运用具有影响力的新话语来描述新的、散乱的客体。那么，在本章中，我将讨论被性调查所“发现”的性活动的独特特征，考虑这一发现与关于“文明”的标准话语之间的关系，最终再回到没有被再现的、容易被忽视的性本身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