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性科学：行为再现

至少从表面上判断，我们的文明中不包含色情艺术。这样，毫无疑问，这是唯一的可以实践与性知识有关的作品之文明；或者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讲述性真理过程的文明，这种真理以知识—力量为形式，与艺术传授截然相反，是一种绝对秘密；我在心里承认这一点。

——米歇尔·福柯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带有了更多的性色彩。一些与性直接相关的文学形式——色情小说和杂志、家庭性保健手册、性医学、著名的情爱小说、诸如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性心理学》和金西报告等翻译作品、对中国古代色情作品艺术的研究、一种叫男科的传统医学新分支——相继出现并在国家不再直接控制的书市上大受欢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看到的性别差异——服装、化妆品、姿态——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异常显著，在年轻人中间尤其如此。服装中的褶边、缎带、金属饰片、绸缎受到了女性的青睐，而皮夹克、牛仔服和摩托靴也受到了男性的欢迎。^[42]许多城市里出现了新型的商店，店员们身穿白大褂，出售计划生育产品、避孕套、草药制成的春药，还有以门诊的方式提供的与性有关的帮助。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拍摄的电影中有关性的镜头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北京观众曾说“情爱镜头”对于电影来说现在已必不可少，甚至一些有关家庭的电视节目也越来越公开地提及婚姻和非婚性关系。

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通过性传播的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商业化的性服务也开始蔓延。1990年以前，不仅在城市，而且在乡村已经出现了治疗性病和“男性不适”的特殊门诊。我认识的一些没有掌握什么新的医学知识、在村镇开小诊所的医生也开始发明或是研究性病和性功能紊乱的治疗方法。^[43]

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很多场所都在公开谈论一些可与性相关的活动。其中包括作为本章的主要论题之一的国家性行为调查，它明确地承认了性话语和性比喻在公众中的激增现象。例如，该调查的第八个问题是针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列举了以下可能获得“性知识”的来源：报刊杂志、中国影视、外国影视、文学艺术、医学或大众健康杂志和色情读物。其他问题，尤其是关于性冒犯的第35题，提及了家庭电视、公共剧院、娱乐中心和“地下录像厅”。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平等地获得这些性知识的机会，但是它们却数量繁多且流传广泛，其影响遍及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的每一个地区，从大城市到村镇的街头巷尾比比皆是。比方说，通常设于火车站和汽车站附近的录像厅，白天放映主流电影——主要是香港和美国的功夫片，有时也放一些大片——晚上却放映明显带有性色彩的影片。相当数量的人认为这种服务可望不可及，有人告诉我说没有人会冒险在家乡（夜晚）经常光顾这样的地方。旅游者经常光顾的地方也备受一些哗众取宠的印刷品的青睐，这些印刷品对暴力比对色情更感兴趣。在我去过的地方里，火车站附近比其他地方更容易找到色情杂志，不过社区的报亭有时也会出售少量的非法出版物。有些书店藏有大量的色情作品，虽然不公开展示，但是想——或者敢——问的人还是可以买到的。^[44]

这是一个农村家庭，主妇在赶集日做缝纫活。他们特意为拍摄换了衣服。主妇穿了裙子，她的女儿穿着她做的带花边的公主裙。这种服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照片由作者摄于1990年。

提供服装的照相馆把样品放在门外供顾客参考。作者提供。

1991年的健康杂志《健康之友》。封面上是一位年轻的女模特。封面也宣称里面包括一篇关于女同性恋的文章。

虽然大量出现的色情作品大部分是关于异性恋的，但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时常也会出版一些有关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出版物，性学研究文献也常把同性恋作为话题来讨论，但这些讨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对态度。在一些大城市，具有易变特征的男同性恋亚文化非常兴旺。^[45]2001年春，北京的报纸报道说新出台的《中国精神疾病的分类及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官方认可的精神疾病清单中删除。^[46]手淫引起了大量的讨论，大部分人认为这种非社会性的行为是自然的，但对健康不利。

同时，带有鲜明性别色彩的日用品在公共场合也非常多见。改革时代中国的广告很快就采取了这一策略，他们在洗衣机广告上画上魅力四射的模特，而且许多非常严肃的家庭杂志——关于健康、家居装修、缝纫——的封面上也有性感女性的照片，她们服饰鲜艳、珠光宝气（或是佩戴其他饰物），这些诱人的形象与出版物的内容并无多大联系。进口或是国产的电影、电视节目也公开描述性关系，同时其他媒体也描述亲昵行为，这一切都开始与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场景相似。(www.xing528.com)

事实上，这种明显沉湎于性（以及沉湎于商品和暴力）的街道生活不仅仅是与美国相似，而且大部分就是从美国引进的。^[47]无论中国城市日常生活具有什么文化特性，这种特性都不可能只由文本材料体现，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特性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与构成北美日常生活的书籍、杂志、电影和电视节目相似。美国畅销书和经典书的译著占据了大部分媒体产品市场，北京的一些书店除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译著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书籍。换句话说，急风暴雨般地席卷了中国市场的性与在我们生存了几百年的欧美西方文化中的性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48]

虽然其多重性和商机几乎没有为思想提供空间，但这也许只是表面现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类学家总是要思考这些全球化文化实体在当地所体现的意义。例如，中国历史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宣传以及八九十年代的计划生育运动都暗示着甚至仅在20世纪后期，性的意义就曾发生了几次变化。一旦那种可以通过一种关于缘分和婚姻的复杂政治来维持家庭和财产的复杂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发生变化，性也就随之改变着自己的功能，这在把个人和工作单位作为许多政策目标的毛泽东时代尤其如此。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集体化之后，旧的家庭模式已不再受到重视，那种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主体性也发生了改变，甚至在以这种模式世代生存的广大农村，情况也是如此。性成为了语言中的禁忌，而且（正如我在第二部分导言中指出的那样）所有的激情已经转向了为国家利益而进行的集体劳动。曾几何时，模范母亲由于为社会主义建设多生了孩子而受到嘉奖，因为按照当时的逻辑，正确运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可以应对国家发展中遇到的挑战。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开始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各行各业的中国公民——农民依然需要繁衍后代以维持家庭生产，工人的“铁饭碗”被打碎，白领阶层把金钱凌驾于家庭之上——为适应新的政策和新的市场形式调适着自身的欲望，性在生活和经验中的作用再一次发生了急骤的改变。本章中所探讨的材料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性欲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仅仅是繁衍需要或对国家的责任。性已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成为一个独立的话题。虽然当时性欲在中国越来越像是资产阶级个人的特征、一种个人快乐的源泉、一种需要道德监督的社会力量——换句话说，根据世界主义的标准，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它在当时的快速出现无疑赋予了它一种特殊的迫切和魅力。同时，正如我在第四章已经探讨、在后文即将探讨的那样，这种世界性性欲的自然化也是个性化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与中国社会科学尚未陈述的假设及其现代知识产品的其他形式有着一定关联。

可以说，目前大量出现的性感形象在激起人们的性感觉和向没有经验的青年传授性方式的同时，也传达着一种现代和富裕的普遍化想象。当然，这一点对于那些在自己的家中展示着（或多或少）带有色情意味挂历的人来说通常确实如此。例如，在农村新婚夫妇的房间里，除了陈设着嫁妆家具和漂亮的灯饰之外，还有些近乎裸体的、被（虽然并不总是穿着）各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包围着的女性图片。例如《花花公子》杂志，现在的模特不仅仅是欧美人，还有亚裔人的形象。^[49]这些形象所传递的信息是复杂的，与其消费者当时关注的事情是分不开的。这类事情包括：在大多数婚姻依然由家长安排的农村，配偶的选择和家庭规模最小化的政治；与此相关的政治包括把夫妻性欲半公开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人都要参观“新房”的结婚仪式的表述性要求；最近房屋建设对农村耕地的占用使得某些乡村地区工业化；年轻的农民企业家与大一些的城镇和城市之间商业联系的需求；毛泽东时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与其节俭的父母之间的差异等等。也许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农村发展的现代化”，性感挂历中的艺术形象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为它的主人提供一种全新的、雄心勃勃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把这些形象看作是狭隘而直接的性欲似乎是无益的。^[50]

新房并不是把女人图片钉在墙上以供欣赏的唯一地方。我经常发现人们把它们悬挂在全家经常活动的房间里：用餐、儿童戏耍、会客、做针线以及家庭活动的场所。张贴的方式与其他挂历别无二致：毛茸茸的小猫、长着酒窝的婴儿、受大众喜爱的音乐明星或是荷兰的郁金香园地。很显然，这种挂历在此所展示的是一种普遍化了的现代、富裕和世界主义的形象。

美也是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在山东一座小镇上的一个摇摇欲坠的小餐馆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后屋（营业时间之后这里既是卧室也是起居室）那面破败的墙上贴着十二张大的挂历纸。这些色彩绚丽的照片展现的是一些亚洲模特，她们都穿着高跟鞋，比基尼外面罩着华丽的皮草。1991年夏天我经常在这家小餐馆吃饭（老板的手艺不错，他热切地揽着一切可能的生意）。我经常和服务员——她一星期在这里工作六天，一个月回遥远的村庄两次看她的五个孩子（这么多孩子是不合法的！）——闲聊时得知，这些图片让她快乐，因为她们都很漂亮。当我问她想以何处为背景照相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面墙。

我们可以把这种贴画的方式解释为对女性的侮辱。可以说，很多妇女并没有察觉到这种侮辱。但如果努力去理解现代中国生活中这种表面的性感如何影响人们的欲望和满足，我认为会出现许多有趣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会关注某些特定的方式和过程，通过它们，一种对以性活动和“试图阐述性事实过程”为中心的肉体生活的相对新的阐释真正触及了现代中国人：换句话说，是大众文化的全球化革命如何改变本地人的生活（或者并不触及生活或为其提供新的能力）。

例如，观者是否把这些形象变成了幻想描述？当男人们与妻子做爱时是否在幻想着香港、新加坡或是好莱坞女人？他们的妻子介意吗？他们的妻子是否把自己当作那些女人或者幻想她们由此而出现的性冲动？那些穿着细细的高跟鞋和皮草的形象是否出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什么时候？在实际中，我们将如何得知这一层次上会发生什么？我认为，人类学研究并没有特别的办法涉猎这种经验。也许全球这些代表着富裕、现代和标准女性美的海报女郎正深入中国男人的心并在中国夫妻的床笫之间暗暗地起着作用。但是，仅仅出现在墙上或市场中的这些形象并不足以揭示她们所带来的主观效果的实质。我们当然不得不相信人们所言：富裕、美丽和现代是色情形象消费的重要元素。但是，如我后文所述，我们不能从这些现代的形象中排除性的因素。相反，我们必须假设，在某一段时间内现代的东西是性感的，同时性的明显表现也是现代的。

因为北京、山东、广州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居民很明显倾向于认为现代的都是完美的，同时也因为我并不确信色情经验可能会需要权威的建议，所以我也必须假设中国的身体生活的各方面是变化的，同时，性感形象的商业传播与这些变化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我对已经出现的欲望的新刺激力量感兴趣，但我又不想尝试着把那种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我也认为任何一种这样的尝试都不会成功。

那么，在这一章，我假定在中国已经存在一种叫性欲的客体，它与全球的现代性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科学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调适着这种关系。这样，在下文中我将把重点放在性学研究和性教育的某些特定方面，在这两个新兴的（同时又是紧密联系的）领域内，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普遍专业知识的权威性共同使特殊的欲望和实践形式具有真实性。通过科学方法中典型的具体化和简约化方法，出现在中国大众文化主流中的“性欲”问题逐渐被自然化和普通化。正如布尔迪厄在其他语境所言，历史正在转变成自然。

当然，这种历史并非与政治毫无关系。这里我将简单考察几个新的项目：“性行为”调查研究以及与肉体直接相关的正规性教育方法。在这些项目中，改革时期出现的许多广义上的社会和政治困境都可见一斑。同时，这些性欲化了的、被关注的客体在创造了明显引起他们（和我）兴趣的经验之特别形式的同时也闭锁了它们。虽然关于性行为和肉体的问题在科学和教学上已经出现了权威性观点，但是这些领域的专家提出更宽泛的文明化项目建设依然非常重要。这种文明化的项目试图采取与上述大部分大众喜爱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视角来定位身体。不过，这种社会学调查中的“官方的”性以及正规的性教育非常有趣，因为它包含着科学的权威和全民的兴趣。^[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