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危机：语言与现实的探索

为解决文本如何再现或者说处理经验这一问题，我将再次讨论《爱，是不能忘记的》。这部著名小说的中心大部分在于书写和语言的困境。甚至除了钟雨的日记构成了叙事的中心这一明显的事实之外，从某些方面来说几乎小说的所有细节都在解决言语再现的问题。重要的不仅仅是钟雨是一位作家，她非常珍视爱人赠送的那套《契诃夫文集》，以及她的恋人死于对一篇理论文章发表了意见。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从未对对方说过“那三个字”：我爱你，这在她的一生中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无言的中心。

张洁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运用连他们自己也认为是处于危机状态的语言进行创作的众小说家之一。^[33]现代白话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它在20世纪早期的“白话运动”中经历了第一次半殖民的现代化过程^[34]，后来又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化，其结果是使语言带上了浓重的政治历史色彩，而这种色彩正是改革时代初期一些作家所要竭力规避的。

但是，如果认为他们能够重新发现一种不妥协的语言来描述经历、表达意义未免太过简单。书写和实践都不可能被话语的历史所净化，我们生活的世界无法离开对过去的再现。因此，任何一种追求创新并希望留存后代的文学都要运用旧的方法来谋求新的形式。这样，张洁和20世纪80年代其他作家一样，陷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他们都试图用承载了沉重的历史的语言赋予经验以意义，同时用写作来创造一种新的（更隐私和自主的）经历。

这些作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嘲弄语言的有限力量来回到被主题化了的语言本身。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它既是一种痛苦，又是一种对语言与“现实”的脱离这一现象的自嘲。例如，麦克·弗罗里克在其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做的访谈中提到下乡知青用毛泽东话语中不恰当的术语来为其养猪的失败提供理论依据：“内部矛盾（猪本身）是主要矛盾。” ^[35]在谌容的小说中，记者们可以承认一个小村子经济上得到改善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却无法公之于众。^[36]古华的小说《芙蓉镇》的结尾是非常乐观的，镇子上那位热衷于搞政治运动的人被称为“运动魔王”，最后被送到收容所时嘴里还念叨着那些已成为陈词滥调的口号。^[37]在张贤亮具有悲观色彩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人们都害怕那个由于政治运动成为“哑巴”的人有一天会突然开口说话。^[38]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陆文夫的《美食家》中也发现了语言本身的问题，并对其效力提出了质疑。有些人一开始认为老高对食品所做的唯物主义分析是谎话，但最终它变成了仅仅是毫无实际内容的空话，不能再阐明现在或是断言未来。^[39]

《爱，是不能忘记的》比上述任何作品都更早地表现了对语言问题的兴趣。小说对这一方面的探索开始于故事一开头珊珊对男友乔林的失望。珊珊把男友描述为希腊雕塑，一开始并没有像她母亲一样注意真理和写作的问题。乔林除了“是”或“不是”之外无法清楚地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她依此分析了男友的弱点。他的弱点主要体现在木讷上。珊珊这样说道：

我和乔林相处将近两年了，可直到现在我还摸不透他那缄默的习惯到底是因为不爱讲话，还是因为讲不出来什么？逢到我起意要对他来点智力测验，一定逼着他说出对某事或某物的看法时，他也只能说出托儿所里常用的那种辞藻：“好”或“不好”，就这么两档，再也不能换换别的花样了。当我问起“乔林，你为什么爱我”的时候，他认真地思索了好一阵子。对他来说，那段时间实在够长了。凭着他那宽阔的额头上难得出现的皱纹，我知道他那美丽的脑壳里一定在进行着紧张的思维活动。我不由对他生出一种怜悯和一种歉意，好像我用这个问题刁难了他。然后他抬起那双儿童般清澈的眸子对我说：“因为你好。”我的心被一种深刻的寂寞填满了。（103；1—2）

当珊珊审视她母亲所爱的人和自己的男友时，她的这种寂寞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了，这种寂寞不仅仅来自于语言的缺失：“他准是以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动了母亲的心。那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维，他工作上的魄力，方方面面的修养……而且——说起来奇怪，他和母亲一样喜欢双簧管。”（112—3；8）^[40]事实上，这是一位可以与之交谈多年的完人。这对恋人之间的对话一直是单向的，这一事实使得这种对话很容易持续下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都热爱语言并明白语言的力量。和珊珊与乔林不同，他们有很多话要说，但却苦于没有机会。钟雨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日记中，但却不能直接指涉这种“不正当”的关系。所以她的日记只是些谈话的碎片，她无法试图描述她的爱、她的爱人或者她自己。《爱，是不能忘记的》正文甚至都没有真实地再现一个表意清楚的世界，它只是运用了一种世俗的但却无感情色彩的语言。(www.xing528.com)

珊珊和钟雨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真正交谈的对象。她们的语言生活有一种唯我主义的特质：她们阅读，至少她们中还有一个人写作。她们梦想能用语言来表述变化着的现实，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她们都对语言充满了信心。虽然生活没有为她们提供合适的可交流对象，但她们从不怀疑谈话的价值以及写作能够描述她们共同的世界的力量。

虽然语词在小说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但它们的确具有某种真实的力量。也许我们在文本中看到语词的最直接效果就是钟雨的日记对她女儿的影响。这种效果并非有意而为。钟雨已经让珊珊把她的日记本和那套《契诃夫全集》和她一同火化。在记日记时，她想象中的读者没有别人，只有她自己，即使那位被她想象为对话者的老干部也不在读者之列。但是珊珊却不忍毁掉日记，阅读日记改变了她的生活。她甚至在阅读日记时重新评价了自己的母亲：

“起先我以为那不过是她为了写东西而积累的一些素材。因为它既不像小说，也不像札记；既不像书信，也不像日记。只是当我从头到尾把它们细读一遍之后，渐渐地，那些只言片语与我那支离破碎的回忆交织成了一个模糊的形状。经过久久的思索，我终于明白我手里捧着的，并不是没有生命、没有血肉的文字，而是一颗灼人的、充满了爱情和痛苦的心，我还看见那颗心怎样在这爱情和痛苦里挣扎、煎熬。”（109；6）在阅读她母亲为自己所写的日记片段时，珊珊超越了没有生命、没有血肉的文字。当她设想母亲长期的煎熬时，她甚至也想起了一些事情。^[41]并不是文本本身使她思绪万千，而是她母亲的去世使得她用一种新的方式来阅读，这些方式通过她使某些事情变得温暖而富有生机。

语言的这种激发情感和想象力的能力在小说的其他地方也有所提及。钟雨的一位作家朋友在夸赞她的生花妙笔时曾说“光看你的作品，人家就会爱上你的”。（107；4）钟雨的皱纹和白发酸楚地回答了他。她的朋友提及了她语言的力量，但钟雨却展现了它对描绘真实生活的无能为力。

当然，这只是对语言再现能力的字面理解。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我们依然无法确定书写语言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世界。也许故事中最触动人情感的是日记使得珊珊做出了不结婚的决定。“每每我看着那些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我就不能抑制自己的眼泪。我哭，我不止一次地痛哭，仿佛遭了这凄凉而悲惨的爱情的是我自己。这要不是大悲剧就是大笑话，别管它多么美，多么动人，我可不愿意重复它。”（121；14）如果这种爱不是悲剧，也是滑稽剧。它到底是什么？人们该如何决定？甚至珊珊在母亲日记所记录的情感的感召下，也无法得出结论。但最后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