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的小说涉及的范围很小，仅涵盖了个人日记和平静的家庭生活。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中国医学界出现的杰出的个体却遍及临床、出版和研究领域。但是他们却遭遇着同样的后毛泽东时代的危机，他们被重新发现的个人经验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
中国医学界也经历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它虽然也卷入了影响着专家们生活的、强调激进集体主义和群众路线的运动，但这一领域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却没有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不止一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医生在谈及当时医学界所面临的挑战时都提到“红卫兵和高官也得病”这样的观点。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最如火如荼的打倒学术权威的政治运动中，好的医生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医生、诊所甚至医院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由于各阶级的人都会生病，同时也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传统中医机构（学校、诊所、医院，但不包括学术期刊或专业研究机构）依然运转，所以对医生的好经验或治疗方式的口头传授并没有消失。但是，除了最基本的诊疗工作之外，任何人都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出头”来承担责任或是接受荣誉。尤其是医学著作和个人医学权威已不复存在。1966—1977年间中医杂志停止出版，在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间最重要的出版物（教材、参考书以及带注释的古典著作）都由庞大的委员会来编纂创作。
“四人帮”倒台以后，这一领域开始了重建工作。多种独立完成或合著的著作开始出现，尤其是学术期刊和时事通讯开始大规模创办。文章的研究焦点从大众健康保健的理论与实践转向了技术性的医学问题。从1977年开始，大专院校开始大量需求最新的关于传统医学的教材，这样，编撰机构开始运作，同时对该领域及其经典知识的重新系统化工作也得以开展。实验室研究和指导性临床实践吸引了在学院和大医院工作的年轻人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逐渐非政治化的编史工作框架内重新审视中国医学的成就。[20]
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东中医学院学报》（季刊）开始发表名为《名老中医之路》的系列自传体散文。学报的编辑计划每期发表两三位名医的个人经历，以期“发掘中国医学的宝贵治学和临床经验……挽救宝贵的研究材料，丰富医学史的研究”。编辑也指出了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抢救和挖掘名老中医宝贵的治学经验，可以诱掖一代新的名医成长”。[21]为实现这些目标，所收文章的重点放在了回顾作者治学经历、临床实践经验、（有时也包括）一些亲历的政治运动，描述的是那些数十年来引导中医领域并获得令人瞩目的声誉的老中医们所走过的“道路”。(www.xing528.com)
读者对这些文章的反应迅速而且异常积极，这甚至出乎了编辑们的意料。在以后的几期中，他们发表了全国医学界杰出人物的信件，这些名医对这一项目高度评价并提出为此撰写个人回忆录。大部分文章最后在1981—1985年间以三卷本文集的形式出版。[22]文集正式出版之时，第一卷的编者按展现了这部著作在文化上所具有的特殊分量。
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十年动乱的原因，目前尚在的著名中医学者和名老中医已经是寥若晨星了。而且，据我们所知，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是弱病交加，甚则是久卧病榻了。所以，从这项工作的开展之初，我们就怀抱着一种难以稍缓的急迫感。及至工作全面展开，虽然许多名老的热情应征使我们欣喜过望，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还是时有传来：有的同志在接到征文函时已经久卧病榻，但仍然抓紧神志或清的时候，时辍时续地口述成文；有的同志在接到征文函后未及动笔，或为文及半，就溘然长逝了；而有的同志抱病成文后曾风趣地说：希望能看到文章印出时名字上不带黑框。但时过仅月，噩耗就传到了编辑室……这些消息使我们难以平静，使我们在翻阅诸老文稿时手里如同捏着一团火，直感到一个无声的命令在催促我们：快些整理，快些誊清，快些使专辑问世；抢救老中医经验的工作实属刻不容缓了！[23]
普通读者似乎认可了这一项目的重要性，中医界几乎人手一册。同时，医学界的学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广州认识的一些好学的研究生，更是仔细阅读了这些文集。而且，这些新的传记体风格很快遍布中医出版界。在1984年的一个文献检索中我发现，几乎每一种中医月刊都有一个名为“老中医经验”的专栏，大部分文章的体裁都采用与名老中医之路这一项目相似的传记风格。[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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