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饕餮之欲

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我们要有民族自豪的气魄，放宽眼界，解放思想，以自然辩证法为武器，去珍视和研究这个宝库。应当真正认识到，中国医药学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自然作斗争，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有丰富内容的一门科学。我们古代和先辈的高深学者，常常站在朴素的、唯物辩证的角度去观察人体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把这些现象与整个自然界的某些客观规律联系起来，并将长期实践得来的医疗经验不断加以深化，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系统性和科学性的中国医药学。对此，我们中华民族应当引以自豪。

——《名老中医之路》

我们就怀抱着一种难以稍缓的急迫感。……这些（老中医去世的）消息使我们难以平静，使我们在翻阅诸老文稿时手里如同捏着一团火，直感到一个无声的命令在催促我们：快些整理，快些誊清，快些使专辑问世；抢救老中医经验的工作实属刻不容缓。

——《名老中医之路》

这一章讨论的是书写与经验，同时也阐述了在改革时代早期一些作家把个人的经验和记忆与公众分享的紧迫性。^[9]“四人帮”倒台后，个人经验的交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转型对于理解改革时代的文化生活，至少与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政府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政策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有些作家把改革时代中国主体性和亲密的新形式看成是一度隐藏东西的再现，一种摆脱了压抑性集体主义枷锁的自然个体的解放。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关于具有普遍需求和能力的自然个体的简单化观点无法解释改革时代作家们为展示经验、自我、回忆和话语新形式所做的努力。^[10]自然个体这一概念本身也具危险性，因为它为自己提供了一种自由伦理的土壤，这种自由会使其忘记对政治变革的义务。

当然，通过叙事来创造和修订个人经历的伦理政治努力并不仅仅局限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的中国。在当代世界中，现实主义写作在哪里被广泛传播和阅读，哪里就可能出现貌似真实的人物和世界。中国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所有——包括个人和集体、文本和非文本的——事情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在后文中，我将通过追寻新的经历形式的出现，来阐明这些变化既与现实主义的话语紧密相连，又避免直接再现。我还想指出的是，与其说新经历是一种私人生活的退却状态，不如说是为适应市场王国的出现所作的治理层面上的（governmentality）重新组织。

前面所引用的段落摘自一部著名的老中医自传体散文集的序言，诠释了我所关注的转型的某些重要部分。两段引文之间只相隔几页，但侧重点却迥然不同。第一段反复强调了在1981年出版中医著作的重要性。人民几千年来所积累的斗争经验被看作医学知识和技能的宝库。文章采用了一种保护性的笔调。几十年来，中医面临着有关合理性的双重难题：这一领域的作者们认为，他们不仅要在重视科学的资产阶级现代人面前，同时也要在强调世俗合理性、文化演进以及普通人民的中心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这里的一些程式化语言是（1981年以前）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表述方式，用以断言传统医学在政治和经验层面上的价值。它也采用了改革时代的乐观主义，认为“不再局限想象的范畴”和“思想自由”，同时它又坚持了毛泽东时代的特点：认为医学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与自然作斗争，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库。这是毛泽东时代回忆录的一种官样形式：与几千年的历史相比它是短暂的，它强调人民的永恒性和创造性，同时它也想象人类的斗争将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第二段引文关注的是特定人群而不是全体人民。它涉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已经行医（至少是学习医学），建国后又为建立国家级行业努力工作的那些老中医。同一篇文章还指出，到1981年这些老中医已经“寥若晨星”了。这一领域的老医生特殊的“工作和现实”使得他们的经验不易流传，这种经验不会轻易通过积累变成一个巨大的宝库，而是随着他们的辞世将面临消失的危险。“拯救”这些个人经验对这些颇受尊敬的个人和医学界的遗产都是一种贡献。这在当时似乎是一项既令人气馁又十分危险的任务，因为仅仅在几年前，这种关注和颂扬某个“专家”的行为还被认为是反革命的。

这一章谈论了改革开放早期出现的几种个人的体验。无论如何，“人民”大众不再倍受瞩目，个人特定的“道路”，或是个人的故事开始受到大众的欢迎。后文还将继续深入探讨《名老中医之路》，但是后文我讨论的重点将放在1979年出版的、与中医毫无关系的、具有突破意义的短篇小说上。然而，张洁的小说并没有讲述任何意义非凡的事情：它以个人经历为中心，以个人回忆的形式叙述了一个亲密的题材，因此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改革时代许多领域的作者对此表示了认可。^[11](www.xing528.com)

《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其全新的题材在80年代早期颇受欢迎。这部叙事作品在全国发行的杂志上连载，反映的是在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倒台后几年间既隐私（甚至是秘密）又显著的问题。描写个人之间的浪漫爱情，这是很多年的文学作品中都没有出现过的主题，张洁的小说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人们在这里可以探索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人生活的可能性。她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位创作这类题材小说的作家，但她的这部短篇小说无疑是新型爱情故事最重要的典范。在20世纪80年代的前几年，它成了每个人的必读作品，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喜爱。以这篇小说命名的《张洁作品集》所获得的偶像效应已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内容。人们互相传阅，表现了人们对小说所描述的价值观和爱情有着一定程度的认同。

与张洁的小说同时出现的还有其他一些强调个人经历的题材。20世纪70年代晚期，“伤痕文学”颇具盛名。这些文学作品通常由作者讲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些细节有过分渲染的痕迹。作品的主要笔调是感性的，叙述的是重要事件，而且许多小说都表达了一种非常自负的信念：改革时代世界再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这里提及“伤痕文学”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体现了回忆的一种非常传统的形式。在这些小说中，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前的岁月不堪回首。小说所提供的一个暗示是，虽然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时代已成过去，但是作家有责任牢记那些黯淡的日子并把它们如实地反映出来，只有这样，悲剧才不会重演。因此，这类题材是由近代历史的某种特定的概念所造就的。由于这些作品，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文化大革命”在公众的心目中变成了全国性重大“错误”的十年。^[12]

中国的回忆话语中早就出现过这种对历史的清洗和对道德的确认。仅仅在几十年之前，鼓励每个人在公共会议上、收音机里或是报纸上“忆苦”。这和“伤痕文学”相类。“忆苦”用一种直接的方式为历史打上时代的烙印：几千年的旧社会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了苦难，解放（1949年）改变了这一切。但是苦难的过去应该尽可能清晰而长久地被人们牢记，只有这样，年轻人和幸运的公民才不会忘记继续奋斗的原因。这两种叙述过去的方式——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忆苦”以及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早期的“伤痕文学”——从广义上讲具有某种共性，它们都是被官方认可的历史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具有把精神简单化的特点。

通过书写“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和道德经历的复杂性来回忆毛泽东时代出现的问题，这一形式变得越发单一：通常都是作者回忆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指控或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极端主义。但是，“伤痕文学”是那个重要时代的标志，在那期间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和她的三个同谋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政治错误而受到了审判，这样，其他人都被看做是他们强权操控下的无辜受害者。也许对于中国普通百姓来说，这些作品比官方模糊的陈述在文化上更有效地完成了某种思想转向的任务。

在“伤痕文学”尽享其短暂辉煌之时，其他文学模式正肩负着使主体性非集体化和使记忆多样化的更加艰难、更加漫长的历史重任。^[13]正如我所言，在改革初期，诸如《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样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使经历个人化和创造个人主题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张洁的作品属于第一批忽视甚至违背官方历史界限的流行作品，主张个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不同的故事。这种个人化的姿态并不仅仅体现于小说之中。个人经验的问题在其他许多领域都有所表现，诸如老医生们的自传体文集《名老中医之路》。与《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样，这些医学著作也在民间传阅了许多年，证明传统医学界也能拥有自己的英雄和令人激动的时刻，其优雅修辞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救死扶伤的修辞所能涵盖的范围。

这一章的重点就在于这两种文体。《爱，是不能忘记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本敏感地涉及了主题（重新）形成的问题。在作品中，张洁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个人的经历和个人（甚至有些自私）的目标。她也通过重新（有好几次）铸造过去与未来的关系来展示几种回忆（或忘却）的模式。同时，小说也涉及了在让许多创作形式深受其害的、广泛的语言危机蔓延之时主体经历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语言来展现这一问题。我喜欢这部小说，并希望在这里与读者共同分享，其原因在于它没有使个人主题简单化，同时它对书写与经历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持有非常有趣的观点。换句话说，小说在再现的层面上成功地分离了书写和经历，但同时又在效验方面把二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老中医们的自传所涉及的问题有所不同，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其探讨的问题是个体医学专家的经验性权威和历史性业绩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红与专”的对立问题。在这一时期，个人的权威和专业的资历都被官方文献和政治级别所取代。在党领导的医院和学校里，医学专家处于底层，干部由“工农兵”学员担任。我要指出的是，医学界个人文集的出现——这些文章强调经验并重新估价了过去的宝贵遗产——对那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医学工作者来说意义深远，因为他们面临着未来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一领域中最资深的教师和医生的自传使这一领域中各个年龄层的人都受益匪浅，它对他们未来成为有高度责任感的医生起了非凡的作用。我认为，这一项目也是由一种不能被忘记的爱所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