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1978年描述的那种情欲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但是，它从后毛泽东时代人们的习惯中彻底消失的缓慢程度也许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比方说，杜晚香式的集体主义热情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在那里几乎没有私人活动的空间。1978年以后，公众对于集体主义的信奉急剧改变，但真正可以实现个人化生活的条件却迟迟没有到来。例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广州工作时所在的科研单位已经开始实行教育和机构改革，但是，个人和家庭所应享有的私人空间却没有太大的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处于高度集体化状态。许多夫妇由于双方工作单位相距甚远而不得不分居，而那些能够厮守的夫妇通常也挤在筒子楼里公用厨房和洗手间。常常至少六个人共用一间办公室、实验室或是宿舍，可供学习的唯一空间也是公共的。同时，那时的结婚条件要比现在苛刻得多，不鼓励大学生谈恋爱，而结婚是根本不允许的。毕业分配的体制使得大学里最好的朋友很有可能天各一方，甚至都不在一个省份。许多学生认为工作单位稳定之后再寻找婚姻伴侣是明智之举。因此许多人宣称要避免遭遇浪漫爱情，很显然，他们在与同性同学的交往中得到了快乐。
当然，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友谊也还是存在的。虽然安排起来有些繁琐，但是秘密聚会却很常见。那些年间，为了和中国朋友们私下里聚会我也费过不少周折。那时，大学教师和外国人交朋友还不甚合时宜，同时，男女之间也要尽量避免单独待在一起以避免他人不必要的误解。有时我和几个朋友下班后在办公室或实验室待到很晚，这其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寒冬数月很受欢迎，因为可以在夜色中散步，并低声交谈。
有一段时间，在我工作的地方，晚饭后散步成了人们的习惯。在校园主楼前散步的老年人和家人中间，常常有几个大学生聚在一起。他们看起来似乎都漫不经心，但很显然他们想和其他人保持距离，说话的声音也压得很低。有时三人中的一个会不经意地离开，好像有什么急事，另外两个继续交谈。但我敢肯定，这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的安排。
这种秘密生活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和其他中国朋友不一样，我住的地方晚上十一点钟就关大门了。有时我和某个朋友在紧挨着我宿舍楼的实验楼逗留至深夜，但我必须要在锁门之前按时离开。有时出了实验楼我会在黑暗中朝相反的方向走一段路，兜一个大圈子，这样我就可以假装刚从市中心回来，然后踱回留学生公寓。
有时我会在大门口碰见其他晚归的人。也许他们是刚从学校附属医院回来，也许他们到城市的其他地方去拜访了亲戚。尽管如此，我也常常设想他们刚从公园秘密约会归来。公园晚上照常开放，而且只有特定地点有灯光，因此被大家看做是可以保留隐私的好地方。我想晚上常去公园的人都彼此心照不宣。那会儿没人到公园去锻炼或赏花，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只扫自家门前雪”。(www.xing528.com)
这样，除了拥有二人私人空间的夫妇，很难安排其他直接与性有关的活动，因而这类活动非常少见。这种情况使得日常生活也笼罩了某些感情色彩。我感到和那些秘密朋友们令人激动的偶遇总会在教室或是和一大群人一起工作时不期而至。我们会交换一个比平时更微妙含蓄的会心的眼神，装作不经意地碰碰肩膀或手臂。众所周知，这种亲密的举动仅限于恋人之间，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工作单位的社会环境使得它们也成为表达其他许多种爱的方式。它们与性有关，或者至少那个时候看起来如此。[8]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在对日常集体生活中这种情感特殊性的兴趣与对特别吸引的我工作伙伴的兴趣之间，我感到前者更加强烈。似乎每个人都有理由在集体活动中创造出某种特殊的东西。这种特殊的东西为我所教授的英语课上热烈而又敏捷巧妙的对话、出人意料的课堂表演以及热烈的“洋泾浜”英语讨论（hilarious language hybrids）等课堂活动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我所教授的学生都是些中年生物医学方面的医生，他们到这所学校进修两年，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得课堂气氛生动热烈。
最后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享受这种微妙的情感交流方式所带来的乐趣（而不再渴求没有可能的完满）。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怀念那种感受了。现在我拜访学术或是临床机构时发现，很多人已经拥有了私人生活，工作一结束他们马上就回到自己的空间。工作单位已经分解，它不再能保证同事之间会一生都保持朋友或是邻里关系。我肯定，大多数我那时的伙伴都会喜欢这许多带来私人生活空间和为性活动提供更好条件的变化。不过我不能确定的是，他们是否还会记得他们在公共活动中曾经运用过的情感传递方式。他们是否还会和我一样能够感受到公家人杜晚香心灵深处那静静闪耀的爱的光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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