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食与色：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

人们对于起着良好润滑剂作用的宴会的热爱，对于运用关系的热爱，对于游戏伙伴的热爱，是否为另一种形式的道德放纵？人们又如何知道这些快乐何时越界进入到社会病理学的领域呢？既然人总得消费，无人能逃避不公平的分配，那么谁能够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呢？用本章一开始所引用德里达的话就是（莫言在《酩酊国》的结尾处回应了这一句没有是非观念的话）：“好这个概念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定义，人究竟怎么才算吃得好？”（[1989]1991：115）事实上关于“好”有其他的定义，如基督教的、马克思的和人性论的定义，但这些定义迎合了人类超常的、以意识形态来划定界限的价值观。上帝的爱和审判使基督徒的是非观念得到认可，而人类作为生产者的概念给世界上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与此同时，欧美常识中所认知的准神圣个体既支持了自由的道德观，也支持了解放思想的政治活动。然而，人类学更加难以实现上帝和人的概念的全球一体化。这些概念是我们伦理学和政治活动的立足点。元叙述的后结构主义批评使我们失去了优先考虑普遍价值观的感觉，那些普遍价值观是我们建立道德观的基础。随着人们将视线投向历史，及其利益、对抗和政治层面的游戏，以理论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日益难以区分伦理学和政治活动，难以区分谋利活动和崇高目标。人们很难找到不受时间限制、超越一切标准的“好”的定义。^[139]

事实上，在我们的讨论中，好吃并不能直接导致我们在道德或政治上得出结论。两种好的感觉（快乐与美德）是分离的，人们认为好吃的体验不道德。^[140]必须承认，我在餐桌上所获得的快乐或许某时蒙蔽了我的双眼，使我对厨房中的“红烧男婴”视而不见。但我如何知道这种情况何时出现？又是以什么其他的经验（例如：政治经济分析、历史研究抑或心灵上的领悟）为基础呢？

当代中国食客曾借助于毛泽东主义的道德观，将食物视作政治的核心问题。他们提出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来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美食家》中的老高，那个自我正义感很强的国营餐馆干部，正是毛泽东时代试图在饥荒和餍足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的代表人物。他的努力证明，他追求梦想，追求激励着他的道德观，这个道德观也曾激励了许多他那个时代革命的一代人。《芙蓉镇》中“山区的社员们”愿意把他们遭遇的饥饿视为革命先烈做出的牺牲，也看作所有中国人为实现富庶平等的美好未来——“共产主义”所做出的努力。他们的意愿证实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比喻：我们今天（道德上）做好了，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快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人们小心地维系着这两种“好”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但又在战略上瓦解了这种关系。理论家们找到了更为精确的方法来区别“好人”和他们（邪恶的）的阶级敌人，这种方法确保后者遭受折磨。革命浪漫主义的宣传工具立刻把建设社会主义描绘成一个正确、快乐的过程。人们通过广告牌、海报和传单上双颊红润、面带快乐笑容的模范工人和农民来塑造“好”的形象。这种“好”的含义是双重的。这些正直的公民们享受着丰衣足食、同志间的友情、忙碌一天之后可以好好休息的温暖的床，他们的笑容也发自内心，知道他们不是在为自己，而是在为人民服务，这项事业更伟大。

好也罢，坏也罢，当代中国人的脸上失去了这种发自内心的光芒。许多人都曾认为这种光芒的确发自内心。人们绝不会把那些人看作社会主义的画报儿童。毛泽东主义目的论以其时间和情感结构上的独特性成为许多个人奋斗之路上的小目标。正如以上所探讨的，举国上下公开谴责过剩与匮乏。随着对于经济生活限制的日益解除，社会差异愈加显著。说到如人口般多样化的城乡对立、意识形态等问题，人们通常借用经济模式中过剩和匮乏的概念来解释国家流通领域的弊病。以我的经验而言，城市居民和农民都赞同政府的观点：中国人口过多，很快就会出现食物匮乏的局面（这种局面业已出现，但对于那些抱怨人口过多的人来说，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不少新杂志的作者特别提到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划分的不对称现象：农村没有多少学校和医院，而生活在城镇的人们享受到昂贵的个性化服务。在我认识的人中，有教语言的教师，有街边商店里的裁缝。这些人私下里坦言，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精神上的：虚伪做作，缺乏坦诚。北京街头的出租车司机和街边小店的店主都会如此议论国内事务，老百姓普遍囊中羞涩，只有少数人发大财。“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多少财富，可是我们四处可见的是，隐藏在高档公寓里穿着时髦、自私的人，满大街跑的是他们带空调的小汽车。”这绝不仅仅是国家主义者关注的问题。人们在此把“中国”看成单一、自成体系的国家。人们之所以发怨言是因为他们认为应该有人负责，确保国家经济发展进程平等、公正。尽管人们认为通往更为稳步发展的政治途径需要政府的间接操控，而非生产资料直接国有化，但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必须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抑制国家财富的掠夺者（特别是惩治腐败和犯罪分子）。

把中国看作一个遭受过剩与匮乏折磨的国家，这种观念使我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医领域。中医把身体视为一个可强可弱的系统，其中营养物质既可以积聚也可以流失，从而出现病态症状，比如我自己的脾虚症就是如此这般得以治疗。中医的诊断分析确定虚和实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具体的部位，同时也指明中药或者针灸可以针对虚损和实邪对症下药。

论及食物及其分配，中医有关血液循环的观点颇具诱惑力。以第一章中所引用的中医教材为例，它使用了5味来归纳中医的功效。

辛有发散、行气、行血、或润养作用。一般用于治疗表症的药物……或治疗气血阻滞的药物。

甘有补益、和中、缓急等作用。一般用于治疗虚证的滋补强壮药，缓和拘急疼痛、调和药性的药物。

酸有收敛、固涩作用。一般具有酸味的药物多用于治疗虚汗、泄泻等症。

苦有泄和去燥的作用。泄的含义甚广，有指通泄的，适用于热结便秘；有指降泄的，适用于肺气上逆的喘咳；有指清泄的，适用于热盛心烦等症。至于燥，则用于湿症，湿症有寒湿、湿热的不同。

咸有软坚散结、泻下作用。多用于治疗瘰疬、痰核、痞块及热结便秘等症。^[141]

回顾这些中药的功效，我难以想象有什么实邪症和虚损症是这些中医的综合力量无法治愈的。如此一来，人们一定禁不住诱惑，要开始分析自己身上某种稍纵即逝或实或虚的不适，以便制定出一套“溢香”食谱，既可治疗也可排除吱吱作响的关节、打嗝、青春痘或者脱发等现象。这样会令人产生一种立刻想付诸实践的欲望。有现成的语言可以描述自己的分析了，多么令人开心。这些词汇用来描述生物医学可诊断出的器官损伤和疾病时不太令人开心，但用于描述我们生命的短暂，那些在我们体内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变化，那些我们虽不情愿但还是会引起我们注意的变化时还是令人开心的。

当然，医生在诊断治疗时需要相当的专业技术才能看出变化。确定身体的哪个部位需用辛药活血或者使气运行，何种甘药能令人产生轻微饥饿感，何种内湿须用苦药安全祛除，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必须通过训练，有了经验，医生才能确保哪味药对哪个身体部位产生疗效，同时又不伤及周围的器官或功能。作为一种象征，中医是一种综观全局的结构。这种结构非常真实有效，但同时也是一种复杂的模式，给其他的经验领域赋予了意义，具体表现在中医一贯强调极具吸引力的循环和精力。

这是人们能够直接体验的精力。接受中医治疗的患者们明白什么叫保持身体适度活跃。他们所理解的健康是指消化功能好、精力充沛、胃口适时大开、疲乏按点而来。当然，我在诊所里也听到患者抱怨他们服药后并未达到理想的活动状态，看到他们还要频繁光顾诊所，因为医生希望能通过调整患者的能量循环取得满意的饮食效果，使患者劳动效率高，睡眠安稳。^[142]人们认为汉语和中医所表述的这些世俗的满足感是一个过程。若希望这个过程运转正常，就必须使不同的循环形式保持活跃状态。

同理，如果社会生活离开了活跃的循环网络，那么社会生活就会出现问题。正如脾脏和肾脏可能出现虚损的症状一样，人们的家庭、村落和某些地区也会遭受常年匮乏。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身体的虚损症是可以治愈的，治疗方法是刺激体内某个“上等”部位，多数症状都出现在该部位，从而建立某种关系。那么，社会的局部匮乏也可以通过加强不同地区的机能关系，使那些地区的过剩可以运转到匮乏的地区。以山东农村的婚姻策略为例，贫穷村庄的人们总想把女儿嫁到比较富裕的村庄或者县城，以便她们能找到去工厂或机关工作的机会。这样做不仅保证女儿能吃得好，还能时不时地给娘家带些好东西回来。婚姻的政治活动中明确体现出一种长期实用的逻辑条理。与富足的村庄或者富裕的家庭联姻，一旦成功，就可以形成那种与“上等”的关系，这样使得利益流动到原本匮乏的地区，使得这些地区也变得活泼有生机。既然联姻是通过姻亲关系缔结的，在未来也可以形成其他的联系。既然新的工作机会和好的农产品交易可以通过男人完成，那么也可以通过女人来实现，这是传播财富和机遇的途径。因此，情况通常是，在协商的婚姻中，贫穷的家庭比富裕的家庭会花费更多的物质财富用在订婚和婚庆上。这是一种投资，它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匮乏。贫穷的家庭勒紧裤腰带，四处借贷，在短期内，建立某种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改变家庭与家庭（村庄与村庄）的关系来逐步治愈原有的贫困之症。^[143]

既然中医有关虚损和实邪的语言也可用于描述非身体状态的过剩和匮乏（与莫言《忘不了吃》中的警示类似），同样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虚损有很多的不同的表象。几天的肺功能虚损很容易导致体液循环的紊乱，干扰流经该系统体液的流动。结果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出汗的身体、失去光泽的头发和皮肤（见表1），而且很快会感受到其他内脏功能的连锁反应。供应肾脏体液少于以往，肾脏需要消耗自身储备的必要体液应急。肝脏通常由双肺的呼吸提供气流的导引，一旦失去这种导引，肝脏或许会产生过多的气，气上行，则会令人身体表现出实邪的症状、身体某一侧疼痛，或者多怒。对此莫言深有体会：“两极是相连的”，虚损症很快转化为实邪症，二者都是病态。长期忍饥挨饿使孙大爷和他的家人对食物都变得脆弱不堪，“胃薄得如纸”，实在无法消化政府分的豆饼。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无论市场那只无形的手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它们都无法仅靠分发食物来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这会是一场永无休止、注定失败的战斗。即使原有的虚损和实邪症暂时得到控制，但在新领域它们又开始了战斗。

根据那时的经济理论，匮乏源于资源分配不公。只要人们稍加努力就可以得到丰富的资源。如果有人饿肚子，那是因为有的人吃得过多，把别人的那份都吃了。从国际领域来看，这种逻辑很受欢迎。如果世界是一个系统，就确实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造成一些国家富裕，而另外一些国家“欠发达”。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土改和（人民公社）集体化使得消费模式单一化，使欠发达中国的所有公民变得相当贫穷。尽管贫穷的方面不同（农村的、少数民族的、工资的等等），很少有人享受财富的特权。类似“大跃进”（1957—1959年）这样的运动主要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认为中国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群众运动可以使国家资源得到合理运用。只要每个人更加勤奋工作就可以缩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将在15年内赶上英国。实现了共产主义，人人就有足够的饺子、米饭吃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靠剥削来解决长期匮乏问题。只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不会出现特权阶级剥削穷人血汗的现象。剥削阶级永无翻身之日。

当然，毛泽东时代依然存在过剩与匮乏的问题。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在沿海大城市里上演一幕幕举国幸福安康画面的同时，生存问题依然困扰着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只要政府大力干预资源再分配，个体就不可能成为剥削者。再者，持续的阶级斗争总会找到足够的斗争对象；一旦有政治运动需要肃清队伍时，每个工作单位和人民公社都有一群当过地主、资本家或老右派的人。一旦需要清理阶级队伍，随时可以批斗他们。这些人都曾为剥削者，现在都被剥夺了权力，成为旧社会的象征。只要食物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人们就会心满意足，至少到目前为止，阶级斗争尚未落到自己的筷子头上。通过凭票供应、提供津贴、赈济饥荒、政府配给等手段，所有剥削的味道从吃的行为中清除了。强大的宣传机构大力宣传食物的道德与政治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产品和分配私有化使对集体的责任感和被强化了的道德主义加强道德教育发生了剧烈的改变。首当其冲的是食品业和市场。20世纪70年代初期，许多村镇已经开始尝试小型、准私有化的食品加工业。早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前，我最熟悉的山东农村就有了个体经营的馒头加工厂和面粉厂。馒头加工厂与面粉厂都是以村委会的名义签的合同。20世纪70年代末的“自由市场”成为自由化的重要标志。正如《芙蓉镇》所提示的，“自由市场”成为许多人热望的焦点。但是，随着食物供应渐次掌控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中，社会不均的再现，即公共场所出现的明显社会弊端（乞丐、棚户区、随处可见的商贩），与建国初期的30年相比，经济方面的过剩和匮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征。随着分配不均问题的加剧，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是否认为有的人生活日益舒适，有的人理所应当就得付上受苦的代价呢？

因此，对于那些自认为高尚的人们来说，某种社会斗争又回到他们的筷子头上了。人们注意到并怨恨其他人所吃的东西，他们抨击官方宴请，抗议食物价格日益上涨。我在北京学术界和中医界的许多熟人都是靠工资养家糊口。因此，他们对于生意人（无论是街边的小贩，还是连锁超市的主管）抱有一种特殊的愤怒。他们认为生意人把市场应承担的成本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欺骗了普通消费者，因而抬高了商品价格。他们认为生意人靠剥削消费者发了财，他们不讲道德，利用了政府的自由市场政策。20世纪90年代在我所工作的北京学术机构中，教职员工们日常谈话的中心是何处可以买到既便宜又好吃的食物。人们一年四季都要购物，论到购物又免不了提到价格。但说到价格尤为低廉或格外高涨时，人们难免狐疑：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而有些人则必须拼命工作才能勉强养家糊口。众所周知，有些人无需自己掏腰包就能吃到山珍海味。尽管吃好、尽享美食不过是人们的一大爱好而已，但要说到吃，人们总免不了流露出对不公平以及管理混乱所产生的不满情绪。

中医成为改革开放时期过剩与匮乏问题的隐喻载体，它解决虚损和实邪症的方法完全可以用来解决吃好的问题。中医治疗要求体内关键物质保持流通，需要所有的关键部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这样既能产生气、血和体液，也能从周围相关部位吸取营养。肺必须给肾脏提供氧气，肾液必须冷却心火。如果脾、肺没有准备好传递、转换食物与氧气，身体从外部吸收的食物和氧气就没什么用途（或者更糟，或许会导致实邪症）。确切地说，没有任何内脏系统是独立存在的。以身体各器官为中心的身体活动网络的本质就是通过深奥的循环系统，向身体各部位转化及传递营养物质与动力。这一循环体系有选择地与外部条件发生联系。肺转化呼吸到的氧气，给肾提供可“吃”的气，换言之，肺“给”肾吃它转换过来的气，然后，肾转而用这气冷却心火，同时，把动力传递给骨骼，把润泽传送给头发。生理过程不单消耗体外空气、食物和饮料，而且需要肾脏的精华，多种气是靠精华转换的。关于普通中医生理学各分支之间持久的关联，人们可以一直追述下去。人们可以把身体看作宴会，所有与宴者的行为不是往他人口中送食，就是从他人那里获取食物。没有任何一个身体部位可以自给自足，也没有任何一个内脏系统可以停止转换与传递活动。任何一种活动功能减退都将导致实邪症的出现。当此类虚损和实邪症出现时，各味中药可以刺激身体各个部位，使其功能恢复正常。

当然，为了该比喻的缘故，我大大简化了这个过程的描述。况且，当我们思考我们可取的道德姿态——生活在一个过剩与匮乏并存的世界上的人们可采取的道德姿态——时中医的注解很实用。我认为，它们与本章所引用的德里达观察到的情况是一致的。正如他所说：“人不是为了自己吃，这形成了‘人必须吃好’观点的基础，它是热情好客的理由。”^[144]正如各内脏体系根据其他身体部位及外部环境的要求调试自身一样，正如它们不断地转换同时也传输营养物一样，我们同样需要重新定位我们作为消费者的立场，把我们“自身”视为积极运转网络中的应急场所。

无论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都无法仅从自身得到满足。我们必须吃东西。再者，为了保持身体以及社会功能网络的正常运转，我们也得给他人饭吃。消费是在多种场所里进行的，过剩和匮乏的区域相互交织又相互依赖，分配和消费系统的不同需求取决于各个系统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如同德里达和中医共同主张的——“吃不是个体的行为”。我们有责任确定“联系他人是把他者与自我相连的最佳的、最充满敬意的、最满怀感激之情的、最慷慨的方式”。^[145]自我和他者是交换网络中的活跃区域，如果我们无法超越挪用的逻辑范畴，自我和他者都不可能存在。按照挪用的逻辑，人们假定自己可以“接收并掌握”食物本身。那么，吃的道德学就是寻求“为了吃而学会给予”这个问题的答案。^[146]

或许就好客和流通的问题而言，我在本书第一章所分析的作家或者事件与德里达或者我所讨论的问题并不一致。或许那个尚未被完全遗忘的、党和国家对所有中国人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和“为了吃而学会给予”的观念之间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时期，尽管阶级斗争的宣言早已不复存在（《美食家》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但在中国，食物依然具有政治性，而且所出现的社会与经济的极不平等仍令许多人胆寒。莫言是他那一代人中唯一一位通过文章和“红烧男婴”这类的描述，猛烈抨击过剩和匮乏这两个冷酷的极端问题，以寻求解决饥饿和贪婪这类问题的途径。他们关于几代人共同经历发人深省的作品，并不仅仅只是一本历史备忘录。相反，他们作品中所展现的是历史和社会领域里的常识，也包括个人习惯领域里的常识。这些问题现在非常值得人们探讨。即使饥荒都有了欢乐的味道，有时还带有胜利的感觉，饱食之中依然隐藏着致命的极度匮乏。在这两极之间，倘若我们能找到一种慷慨的协调途径，我们就有可能学会“品味我们的食物，承担我们的责任，并在热情中欢悦”。

【注释】

[1] Geertz 1973：93—94.

[2] 我们国家认为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于1959年，而非1958年。后文中作者提及“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束年份是1962年，与我国的提法也有差异。——译者。

[3] Bennett 1976.

[4] 佚名（1963）1990（未设页码）。

[5] 雷锋的故事、他的作品、他无处不在的戴着皮帽子的形象都是为适应当时（20 世纪60 年代早期）的需要虚构的，在那期间“竞赛运动”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占据了重要地位（Houn 1973：117；Ahn 1976；Bennett 1976；Meisner 1986：294—95）。Ahn 认为，当时强调把“先进的” 全国模 范作为地方实践楷模的思想教育方法，在解放军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在权力斗争中，军队的 重要性提高，军队所偏爱的集体控制（social control）和政治教育的方法得到了推广（Ahn 1976）。

[6] 参见Ebrey 1981：386—387。

[7] 《雷锋日记》（佚名1963：15）。

[8] 《雷锋日记》（佚名1963：74）。

[9] 关于农产品集体所有制以及如何想方设法避免该制度带来的不便的描述，参见谌容小说《太子村的秘密》（谌[1982]1987a）。

[10] “文化大革命”时期结束时出版的英文传记特别记载了这种倾向（Tung and Evans 1976）。其中有这样讽刺性的描述：“在乘汽车时（实际上是火车。——译者）……他开始擦洗车厢地板。然后他为其他乘客读报。后来，又组织生动的意识形态的讨论以提高其他乘客的政治觉悟。最后他讲述了关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事。余下的时间，他就用来照顾小孩、病人或是老人。”（161）

[11] 拥有无私精神的雷锋形象贯穿于20世纪80—90年代。2000年夏天，雷锋的画像和毛主席的亲笔题词被重新绘制在北京某些公共场所的墙上。诸如党的生日或建军节等重要的日子（2001年），依然有军人向雷锋学习，为市民免费提供理发、修自行车、磨刀、体检等服务。在第六章中，我讨论了一部1997年颂扬雷锋精神的影片，在结论处，我又探讨了最近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广告活动，他们把雷锋的形象放置于一个全新（但又充满了怀旧意味）的语境中。

[12] 很多集体食堂已经实现了私有化。老板与工作单位的管理部门签订合同，或是上交部分利润，或是每年交纳一定的款项用于获得经营权和稍高的饭菜价格。这些私有化了的餐厅不但提供口味更好、花色品种更多的食物，而且还整修就餐环境，增加了包间和小炒。这种改革为那些负担得起略高价格的人提供了方便。

[13] 因为作者是医学人类学家，所以她的访谈对象多为医生。——译者。

[14] 1994，Kipnis 19971996。 有关宴会礼仪和相关的社会关系理论参见杨 和阎 我会在后文中论及宴会这种行为及其引发的批评。

[15] 我和何伟亚在其他著作中探讨过，在中国研究中，使用“文化”一词是一种唯心主义，因 为“文化”不光指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它建构在社会、经济、生物学结构之上。（Farquhar 和 Hevia 1993）。因此我在此使用这个术语时，有些讥讽之意，尤其是在本研究中用了大量的篇幅 讨论那个无可否认的“文化”领域——文学之后。

[16] 英文中该词也是研究领域的意思，因为作者是人类学家，所以该处译为“田野”。——译者。

[17] 近来民族志工作者对中国关系的运作研究很深入。关于关系一词与关系的社会重要 性的相关研究参见杨1994，Kipnis 1997，和阎1996。

[18] 这两种食物比我所描述的要复杂。许多人喜好吃锅底的锅巴，那是令人羡慕的食物，尽管它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荔枝是广东和中国南部的地方美味，在别的地方很难种植。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质量好的高速公路的出现，造就了卡车货运业。以前，在北方吃鲜荔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据说，某个皇帝为了他在北方首都的爱妃，曾经安排马匹快运（此处典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译者）。把南方的荔枝运到北方。时值1983年，在大众的想象中，荔枝是和上层人士的特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 在中国文化中，对于食物的人类学研究参见张 1977 和Anderson 1988。在Farb 和 Armelagos 1980：191—195 页中，食物被认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乐钢研究中国文学中的食物的 力作（1999 年，第九章）讨论了亚裔美国人文学的取向，把中国人与吃联系起来。

[20] 对医药人类学更为全面的描述参见Good 1994 第二章，我在此处的定位稍有不同。

[21] 关于意识形态和常识的统一体参见Hall 1986 和Hebdige 1979：5—19。

[22] 参见Lisa Rofel 在对电视连续剧《渴望》（1994）的研究中关于男性气概的评论。

[23] 下面我将探讨这些领域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中国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间的男性气 概面临的某种危机。对于这些高度政治性，同时又是非常私密的问题，“ 阳痿” 一词暗示着 “无能”。

[24] 参见Scheper-Huges 和Lock 1987，他们二人提出了“ 身体政治” 和“ 社会躯体” 的概念，泛指多领域的集合性躯体的调查分类。在他们的文章中，这些分类具有暗示性，从方法论的角 度看却不很明确。

[25] 参见Williams 1973。

[26] 参见Anderson 1988：188，Anderson 和Anderson 1977：368—369，张 1977：9，Farb 和 Armelagos 1980：191—195，Kleinman 1980：275—277，Lai 1984：12—14，陆 1986，Simoons 1991：15—26。

[27] 最近关于食疗书的例子见之于庄 1995，陈等人1998，谢和杨 2000，和上官 1998。

[28] 参见Davis 2000。

[29] 此段文字因未查到中文版原著，译者译自英文，不妥之处请读者见谅。——译者。

[30] 陈等人1998。这本书的书名《四季补肾食膳》就很难翻译，大概的意思是：在四季交替 的过程中，有与滋补强身相关的饮食。对于把“ 肾” 这个词定义为“ 自身” 或者“ 躯体” 的讨论参 见Ames 1993 和Elvin 1989。还值得一提的是，动词“ 补” 也很难翻译，因为即使在汉语中，对它 的注解也只限于“补”本身，而在我们的文章中，“补”是复合词的一部分。

[31] 关于台湾妇女衰老的大众观念参见Furth和陈1992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如今在大陆所教的中医没有把“死”广泛地理论化，也没有作为医学感兴趣的过程而形成颇具影响力的“死”的观念。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医学课上所学到的“死”的定义是，身体中的阳气完全彻底地背离了阴气。

[32] 例子参见上官1998。

[33] 参见李1994，书中说，当毛泽东得知饥荒的严重性时，就拒绝吃肉了。

[34] Daborah Davis（2000），指出消费习惯可能更多是因性别和辈分而有所区别而不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正如Davis研究所示，在中国所观察到的消费模式，当然需要进一步地界定其受影响的重要因素：社会阶层、性别和辈分。

[35] 前面所列页码是1969年的英译本，后面是1964年的法文本Le Cru et le Cuit。我对译文做了些许改动。

[36] 受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影响，José Gil 的《身体变形记》（ Metamorphoses of the Body（1998））用感觉和身体力量作为恢复精神的体征，在最小限度上维护符号学方法论 上的二元逻辑。正如Gil 所指出的，他的策略和民族志的策略迥然不同，其中的原因我不想在此 提及。

[37] 对美国读者来说，值得指出的是，mind 或者mental patterns 是在Le Cru et le Cuit 一书标准的英译本中常见的词，法语原词是esprit。

[38] “mediate（协调）” 一词的特定使用应归功于Bruno Latour，他在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1993）一书中非常清晰地界定了该词。

[39] 参见Munn 1986。她使用Peircean 的qualisign 的概念。Weiss 1996 也在他的民族志中 注意到符号学的品质。在感官人类学的方法论方面，参见Howes 1991，Classen 1993 和 Seremetakis 1994。关于感官的社会生活研究的理论问题，参见Pels 1998：101—102 精彩的讨论。

[40] 翻译的理论工作对当代人类学很有启示性。参见Arteaga 1994，Derrida 1974，Graham 1985，Lefevere 1992，Niranjana 1992，Rafael 1988，Sakai 1997，Simon 1996，Spivak 1993：179—200，和Steiner 1975。

[41] 倾向这一概念在这里非常模糊，但是在汉语中非常清楚。关于该词为什么会有这样丰 富的解释参见Jullien 1995。

[42] 文中使用的中国人姓名除了经作者非常正式的介绍之外，一般都采取了假名。

[43] 经常在中国餐馆里就餐的人们能注意到，这种坚持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和萨拉到这个县城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忙于各自的研究项目，但已经是去餐馆就餐的老手了，尽管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分别认识了很多中国人，但是很少人习惯于和我们去餐馆吃饭或者抢着付账。所以我们俩经常结伴出去吃饭。我们通常坚持坐在餐馆的大厅里就餐，一方面是那儿比较敞亮，另一方面是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客人聊天。但是在药膳餐馆我们别无选择。把我们让进包间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意思和外国人交往，这是我所感受到的。一般来说，在这个县城里，和我打交道的医生和生意人都很欢迎我，人们以有我这个（有点怪异的）外国朋友而自豪。

[44] 餐馆的吴老板在一个三年制的卫生学校学过中医，之后又进修了函授课程，他和他的 兄弟都声称是他们家一位老中医的第五代传人。他们使用的草药有人参、黄芪、五味子、菊花、 茴香、山楂、亚洲欧亚山茱萸。

[45] 在整本书中，我所使用的中医专业术语都大写了，为了提醒读者，它们和英语不是同一 概念。“气”和“精”是例外，因为它们不是英语词汇。遇到这种词汇，我会加注英语，不为翻译只 为方便记忆。（比如“气”后面我用“energy”，“精”后面我用“ essence”。）关于这些词汇的定义和 更多的解释，参见Sivin 1987。

[46] 关于对该县城机构变化的系列研究参见Walder 1998。

[47] 许多医学方面百科全书性的参考书详细记载了每一种药材的最佳生长条件和采摘季 节。类似的辞典告知读者从以前的文献中可以找到有关草药的记载。它们当中很多是古汉语 的书籍。例如，参见江苏新医学院1997。Marta Hanson 1998 已经开始从医学历史的角度探寻 药物属性中地点的重要性。

[48] 乐钢1999：150—183。在他新近出色的研究The Mouth That Begs：Hunger，Cannibalism，and the Politics of Orality in Modern China 一书中，乐钢全面探讨了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关营养的 话语”的诗学和政治学。他把吃的口头性和语言的口头性联系起来，把食物世俗的混合与社会“吃人 的”实践联系起来。开始写食的主题之后，我才关注到乐的研究。（Farquhar 1995a）读到他的草稿后，我 立刻发现，现代中国有关营养的话语范围很广，而且意识到这么讨论当代中国局势的威力。

[49] 关于“诉苦”是尽人皆知的毛泽东时代诉说苦难的论述，参见Anagnost 1997：27—38。 很有趣的是，当中国东部改革繁荣加速之时，我发现许多年轻人并不认同个人的“ 吃苦”，这个词 现在通常被用来描述他们的父辈在国家动荡时所经历的磨难。正如我所提示的，在地方历史 中，苦难的存在可以使个人的政治合法化，即表达对长辈的认同。

[50] 另一方面，我所服用的、从药店中可以买到的中成药味道比较温和、口感更好些。人们可以假设，申请过专利的药厂不会用令人反感的产品把顾客赶跑，他们把口感不好的中药做成胶囊和丸药，以便患者吞服而不用品尝其味道。但是大家也知道对于顽症，中成药不如传统的水煎药疗效好。

[51] 关于中医的功能逻辑的广泛研究参见Porkert 1976，Sivin 1987 和 Farquhar 1994。

[52] 成都中医学院1978：7。

[53] 上焦、下焦和中焦作为中医对内脏系统的分类，有时被翻译成“ Three Burners”。标准 的现代版本把它们解释成负责体液管理和流动的功能性身体的三个区域。

[54] 例子参见Keys 1976，Hyatt 1978，李 1974，和中国科学院1975，例外的有Porkert 1976：193，Sivin 1978：181—182，和Farquhar 1994。

[55] 例子参见Taussig 1980 和Kleinman 1988。

[56] 刘1982：206—207，侯1981：119—120，广州中医药大学1982：88。

[57] 这个问题强烈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史。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里程碑式的著作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着重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科学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在中国，许多研究科学史的人都受他的影响（参见李等人1982）。Needham的工作有很多优点，但是他没有解决最近的社会和历史与科学的相关性问题，显示出他的作品过度依赖西方的社会发展。

[58] Farquhar1987，1991，1992.

[59] ③ 在这里，我没有把传统中医的针灸考虑在内。本书不涉及中草药的复杂性，我在其他 研究中研究了呈现在疾病和中药治疗管理之间实践和逻辑在现代临床中发挥的协调作用 （Farquhar 1994）。Ted Kaptchuk 用一张表显示了中医开处方的基本逻辑（1983）。其他人探讨 了中医学文献中深厚的理论和科学遗产，当中记录了远比症状和中草药更深刻的问题。（Porkert 1974，Sivin 1987，Unschuld 1985，Needham 和Lu 1980。）

[60] 与几代人同住一处的“外延家庭”相对应，“核心家庭”中只有父母和孩子两代人。——译者。

[61] 和其他事物一样，越来越多的商业化中医服务和产品成为独特的慰问品。中药虽说不是富人的奢侈品，但是它确实需要花费一大笔钱，并不是所有人（比如那些外地民工和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居民）都能负担得起。中国的经济已经“开放了”，传统的中药制品也在大量出口。(www.xing528.com)

[62] 据我在断断续续10年的田野工作中所观察到的——我在这里只谈临床工作——在中国几乎所有医疗服务都被冠以“传统中药”之名。自从我开始做田野调查以来，出现了许多关于 ，Scheid，Hsü 1999。Eric Karchmer，中国传统中药实践变量的详细论述参见 即将出版的作品 Yan Jianhua和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将会反映我们广泛采访的结果，我们咨询医师实践中的变量和中医理论对他们的启示。

[63] 关于大众文化对“修身”这一“古老”逻辑的最新重要角色以及保健——以追求健康为目的的预防性实践的讨论容我稍后再说。在中药领域内，这种知识形态和自我关照有很紧密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有强化的倾向（参见第六章）。

[64] 例如北京中医学院1978：83。

[65] 我没有按传统的方式使用sign 和symptom，参见吉田 1987：120—214，他讨论了在生物 医学中，界定英语单词sign 和symptom 的不同使用方法。他强调在多数用法中，区别客观的sign 和主观的symptom 的重要性。但是这种区分不适用于汉语。相反，当人们区别这两个词汇时，发 现了其医学抽象层面上的不同。临床时则加入了某些主观性的因素（参见Farquhar 1994）。

[66] 更全面的讨论参见Farquhar 1994。

[67] Arthur 和Joan Kleinman 报道过一个神经衰弱的病例。那位患者不仅改变了她的饮 食和用药习惯，而且还影响了家人好几年。（1985：463—466） 正如中国出版的病例史所揭示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68] 这句话引自Solomon 1975：53，原来的社论作者是刘玉良，刊登在《红旗》1970：2。

[69] 本章主要的论点我会采用Solomon 1975，特别是第三章，还有乐钢1999。Solomon 自开 始研究以来，他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对花钱吃的意象的综述，涉及了许多人物，在大众的记忆中，这 些人物都非常重要地存活着。他的贡献之一就是把东亚冷战时期的国家形象——用纸老虎和激 烈竞争能力体现的统治能力联系起来。作为观察家，Solomon 非常同情中国的运动，在毛泽东去世 之前就发表了著作，那时正值“四人帮” 被捕，历史正在被重新书写。他为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来 看待毛泽东时代的日常生活。在中国文学中，乐钢对于营养话语的解读涵盖对吃人的形象和话语 问题的关注，由此，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分析，特别像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我也如法炮制。我觉得 他成功地展示了20 世纪中国话语中关于吃、说和通过消费达到统治目的的综合文本。

[70] 参见Meisner 1986，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农民运动的历史是20 世纪40 年代共产党成功 的秘密。

[71] 毛泽东1971：30，71;Solomon 1975：46。

[72] 参见乐钢对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饥饿艺术家”的写作的论述（1999）。

[73] 参见杨1996。

[74] 不同的传记和自传都有明确记录。在该阶段高层也很难获足够的食物，毛泽东为了和人民保持一致，在该阶段拒绝吃肉。（李志绥1994：40）

[75] 参见Anagnost 1997：27—38。

[76] 参见Rofel 1994。现在人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电影和电视，展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 “文化大革命”时的样板戏和日本卡通片在竞争观众，绍兴地方戏和关于自然的节目争夺收视 率，介绍健身器材的和反对国民党军队的戏剧互相争观众，主流话语有人看，而MTV 则是24 小 时都在播放，“宣传”已经不再容易分阶段了，好像什么都没有真正消失。

[77] 多数新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出现归咎于1958—1961 年的 “自然灾害”引发的领导层的权力之争。尽管党的最高领导层慢慢地看清了全面的饥荒引发的 政治活动，但是公众是不知情的，这依然可以被称为一种革命，至少是反对毛泽东的做法。

[78] 英语出版物中类似的作品参见冯 1991，1996，刘 1983，和张欣欣 1987。第五章中会提 到中医写作中的个人回忆录也成为一种流派。

[79] 我在讨论《芙蓉镇》时，会再次谈论此话题。王瑾（1996）和查建英（1995） 谈到20 世纪 80 年代的这些很明显违反规章的写作，实际上和官方有关“ 文化大革命” 历史的政策是相一 致的。

[80] 参见Meserve 和Meserve 1970。

[81] 引文选自贺等人1945。戏剧被杨氏夫妇翻译为五幕歌剧《白毛女》，这里的英语译文是我自己翻译的。

[82] 即使是汉语原文也不是仅仅要体现那种微妙的差别。尽管歌剧中使用的形象过分简单化，但是，他们所代表的20世纪40年代政治颠覆很明显地愉悦了观众。事实上，作者们在序言里坚持说剧本中的许多歌词都是由农民、工人和军人提供的，是他们给最早的版本提了建议。（贺等人1945：1—7）

[83] 这一段选自杨氏夫妇1954年翻译的五幕歌剧《白毛女》，而不像其他部分引用的是1945年版的《白毛女》（这是在美国能见到的唯一中文版）。我在这里引用的1954年的版本和1945年的版本相比，在结尾的唱段大不相同，它更着力强调阶级斗争，我猜想这是杨氏夫妇后来为了保证政治正确几经修改而造成的。

[84] 例如，《林海雪原》是20世纪50年代的著名小说。其英译本名为Tracks in the Snowy Forest。（Qu1962）在这部描写残酷斗争的小说中，地主抵抗土改，让受压迫的人们填饱肚子是军事策略。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满车的粮食与被手榴弹炸飞的身体碎片同时出现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

[85] 乐钢在讨论王若望的《饥饿三部曲》时也提到类似的颠倒。“对于革命的矛盾心理展示了许多革命作家的苦恼，他们因为不能否认自己的过去。作者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涉及他自己是谁，他就会自相矛盾地把‘忆苦思甜’的结构弄反了。读者看他的作品时，会回忆起过去的甜（他参与的革命），并联想到现在的苦（革命悲剧性的失败）。”1999：168。

[86] 这本书既可以被认定为伤痕文学，也可以被认定是草根文学的早期例子。参见王1996。

[87] 关于在文学中，社会和政治的重要性，参见莫2000：57，王1996：159—162。《芙蓉镇》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中国相当流行的一本小说。

[88] 古华1981：158。这一段是我自己翻译的，但是全部英文译文可以参见1983年版。在我的译文中，我试图保留原文中所有关于食物和身体的意象，可能使用的英语就不那么流畅。

[89] 这是1979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在无数的官方集会时使用的宣传口号。

[90] 这里的长篇论述取自古华1981：166—67。

[91] 惯常的说法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红军老前辈。”——译者。

[92] 这里的长篇论述取自古华1981：194。

[93] 同上书，158。

[94] 这里的长篇论述取自古华1981：230—231。

[95] 书中提到了这种向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回归。当胡玉音得知她的丈夫被平反了，她兴奋 地叫道：“老天爷啊，共产党又回来了。新社会没消失，它的政策也好像回来了！”（古华：229）

[96] 关于在改革中国日益增多的经济不平等现象的讨论参见Khan 和Riskin 1998。

[97] 《芙蓉镇》关注衣和住，破衣服象征着旧社会的苦，摇摇欲坠的房子和旧社会与毛泽东时代相关，而胡玉音用发家的钱所买的房子则代表改革时代。

[98] 古华1981：196。

[99] 古华1981：231。

[100] “苦行的马克思主义”是乐钢的用语（1999）。

[101] 古华1981：166。

[102] 指午饭后的澡堂。——译者。

[103] 陆文夫（1982）1986。文中引用的页码指中文版的页码，英语译文是我自己翻译的。

[104] 乐钢称之为小说的第三种声音，他认为，这种声音在小说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现（1999：182—83）。他这样讨论第三种声音的问题：“两种叙事纠缠在一起，无法辨明第三种声音。他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编织了他们的社会历史，当面对自我创造的模糊画面时，第三者也不得不自嘲。用这种方式，作者利用叙述者把自己作成一个影子，像美食家幽灵般地困扰主人公一样。第三种声音的良知轨迹标志作者从信仰到嘲讽的心路过程。无论他的信仰有多么崇高，必须处于一直变化中的饥饿大潮之上。”（175）关于吃得好的问题，参见Derrida[1989]1991；在第三章中，我会再次提到他的评论。

[105] 关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争论和流派的启发性讨论参见王1996：137—194。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意识形态和美学之间不稳定的对抗，参见乐钢1999年的深入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医也对美学产生了简单而有限的兴趣（参见王1989）。关于《美食家》，乐钢特别写道：《美食家》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表明政治义务符号（politically compulsive semiosis）如何穿越吃的口头空间，（在改革时期）对于吃的政治性多元解读（political overreading）如何使口福成为美学对抗。陆的小说通过追溯1949年以前，中国食物的政治系统的“源头”而把新中国食物的整体政治弄得更加复杂，使人们认为治愈现存社会疾病的最终良药是对1949年后的中国进行病理多元解读（pathological overreading）。文本反映了食物消费的社会历史，把社会主义一幅罕见的图片描绘成为马克思式的解读，它必须触及关于欲望、快乐和消费等一整套道德问题。 乐钢对于陆文夫小说的解读也像小说本身一样具有矛盾心理。人们会为饥饿和不平等所感动，特别是在可怕的大范围内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这让我们联想到20世纪中叶备受战争创伤的中国。我们肯定中国共产党为了改变引发饥饿和不平等的根深蒂固社会实践而付出的正义努力，特别是当它涉及改革时期的穿透力，渗入人们的思想和日常肉体的存在。以后毛泽东时期的观点进行写作，乐钢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改革的足迹，及其作为“政治义务符号”和“病理多元解读”宣传工具。同时，他赞赏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美学对抗”的创造力。但是，他依然坚持革命原始初衷的严肃性，其理想是要让所有人能吃上饭，消除有闲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106] 陆文夫比古华描写的差别更加细致。后者不加评判地把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区别自然化了。有些作家引发这种二元的不同形式，遭到另一些作家的反抗。特别是当20世纪80年代快要过去的时候，他们当中很多人避免这种把物质和意识形态的简单区别自然化，试图通过美学的方式，把写作、意义和生活从政治领域中提取出来。这些被称为朦胧诗人、寻根小说家和经验主义者的作家们全部用不同方式再造曾经完全被“毛式”话语统治了几十年的普通话。参见王1996。

[107] Derrida [1989] 1991：115。

[108] 关于这些说法，一个有名的出处是由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毛泽东传记（1994）。在中国和我聊过这本书的读者普遍认为，李志绥和他的书都不足为信，他们认为他有政治企图。我也持同样观点，但书中有些内容描述得很好。

[109] Marx[1844]1972：160。

[110] Marx[1844]1972：160。

[111] 这段引文最早刊登在1919年《湘江评论》第一期和之后同年出版的文章中。Stuart Schram（1969：162—164）艰难地收集（并作了翻译）资料，我没有查到在北京出版的第二手资料。

[112] 此段中文分别引自《湘江评论》创刊号，第2、3、4号。——译者。

[113] 关于土地改革的经典论述参见Hinton 1966：174—175。

[114] 如果按历史顺序阅读毛泽东的著作，人们可以注意到几个重要的倾向，一个倾向是日益强调阶级斗争，丑化敌人，另一个倾向是行文越来越抽象，满是术语。他的作品充满行政色彩，并未关注1919年的革命运动。在他日趋占优势的愿望中，未来以及未来的光辉渐渐消失。在各种大众话语中，物质财富和真正共产主义继续结合在一起。“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宣传机构更是鼓励人们把物质财富和真正共产主义继续结合在一起。

[115] Schram1969：350。

[116] 莫言1997：96。

[117] 王君，私下交流。

[118] 参见关于现实主义流派使用人类学手法的讨论的介绍。

[119] 莫言[1999]2000。亦见乐钢1999：262—287、杨小滨1998。

[120] 莫言1997。

[121] 这里指鲁迅的评论，参见Rae Yang 1997。

[122] 文章中主要的比喻之一是把人与动物进行比较，这是莫言作品的特点，这种腐蚀性的实利主义观点，毫无疑问，令许多高雅的批评家们难以接受。

[123] 邓铁涛1988：177。

[124] 我在Knowing Practice中讨论了八大术语的分类（1994：76—85）。

[125] 邓铁涛1988：177。

[126] 这个例子是基于内脏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五行逻辑。在这个系统中，心属火部，而肾属水部。简言之，可以把一些生理功能理解为肾液控制心火。

[127] 关于天气因素所进行的有趣历史探讨给中医学提供了思考线索，参见Kuriyama 1994。

[128] 印和张1989：20。

[129] 心理学的分类并不完全适合中医界人士的分类，这里所谈论的问题向人们暗示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该分类只是给收集与情感和神经衰弱之类症状相关的中医材料提供了一个标题，但它并未真正把中医重新区分为身与心两个领域。

[130] 我通过和两位同仁的谈话澄清了这一点。一位是山东邹平的杨润生博士，另一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王君博士。

[131] 莫言[1992]2000。我在此使用了Goldblatt的译本，他依据的是1992年台湾出版的《酩酊国》。我参考的中文版《酩酊国》是1995年北京出版的版本，和Goldblatt的译本只是标题有所不同。

[132] 在此，我不想总结《酩酊国》里作者措辞的目的或者讥讽的成就。我无法论及莫言写作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小说中有关写作本身的精彩探讨。

[133] Kipnis 对于山东宴会的讨论非常细致、实用（1997）。Mayfair Yang 更广泛地分析了 20 世纪90 年代宴会所涉及的交换逻辑（1994）。

[134] 美国科学院通过中国交换学者委员会资助了这次田野工作。当时有很多人相当关注这个问题，那就是什么人可以“接触”有关中国农村地区社会学记录和历史记录。因此美国科学院经与山东省政府和邹平县政府协商，希望得到他们的许可，允许几组美国研究人员在该县进行长期研究工作。这项田野工作因此既得到官方的支持也得到官方的认可。这种关系对于我所从事的医学工作（一个政治色彩不太强烈的领域）很有帮助。迄今为止，我所关心的重点之一是政府机构在提供和规范医药市场时担任的角色，机会难得。

[135] Kipnis 1997：53。

[136] 关于在陕西农村的婚配工作，参见刘辛的讨论（2000：71—75）。

[137] Kipnis1997：185。

[138] Ann Anagnost注意到了随着社会调控取得“小成功”而发出的光彩。她把关系学的运作，特别是大师手里的运作，看作具有“某种娱乐的价值，可以‘颠覆’适当的中心，成功地在系统的限制周围内交流适度的快乐”（1997：65）。Mayfair Yang（1994）着重强调关系学的实践受到人们的强烈抵制。但是，她有两分这种抵制区域的趋势，一个极端是多少有些具体化了的状态，另一个极端是理想化了的人们。

[139] 相关的理论著作对于削弱启蒙运动的道德学基础和认识论出了一份力。这些著作包 括：Smith 1988、Laclau 和Mouffe 1985、Lyotard 1984 以及Latour 和Woolgar（[1979]1986）。

[140] 淡化快乐和体验的政治色彩趋势的一个例外便是Vance[ 1984] 1992 年的文中提到的 女性主义趋势。

[141] 成都中医学院1978：7。

[142] 我本人在诊所待的时间不长，难以亲眼目睹此类患者常常复诊。尽管我只观察过一位患者，但从他们的病历中，从他们每次看医生时详细列明的症状中，我已能看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143] 这个例子是以我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山东所做的多次采访为依据。我非常熟悉这 个地区的村庄，农产品富足，又有能干、负责任的领导。然而周围某些村子非常贫穷。当我注意 到许多周围贫穷村子的新娘嫁到这个村子时，我所勾画出的策略情形就一目了然了。当然，在 此情况下，相对富裕村庄人们的动机也非常有趣。当某些家庭试图把小麦生产的良好管理体系 控制在本村人手里时，就出现了村庄内部通婚的趋势。对于许多更加形形色色，有着更深远经 济利益的关系来说，这种趋势奠定了财富基础。参见Harrell 和Davis 1993。

[144] Derrida[1989]1991：115。

[145] 同上书：114。

[146] 同上书：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