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酩酊国》里也运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部小说出版于1992年。他在小说开篇，描述了一个酩酊国举行的宴会。该宴会着实令人不安。省高检的侦察员丁钩儿着手调查一件事，传言当地官员饲养男婴，红烧了，用作宴会中的一道菜。丁钩儿面对金刚钻——可能就是这出骇人阴谋的元凶时，他被金刚钻的酒量惊呆了。
他端起一杯酒，轻轻地喝了，不滋不咂不洒不剩，酒风淳朴而优雅，显示出良好的酒场风度。然后他越喝越快，但动作准确、干净，有节奏有韵律。（三十杯中的）最后一杯酒，他缓缓地端起来，在胸前画一个优美的弧线，好像小提琴的弓子在琴弦上运行，优美低沉的琴声在餐厅里回荡，在丁钩儿血液里流淌。他的警惕性渐渐瓦解，对金刚钻的好感像春天坚冰初融的小溪边的草芽，缓慢地生长起来。他看到金刚钻把最后一杯酒送到唇边时，明亮的黑眼睛里闪烁着忧郁的光彩，这个人变得善良宽厚，放射着淡淡的感伤气息，既抒情又美好。琴声悠扬，轻凉的秋风吹拂着金黄色的落叶，墓碑前开着白色的小花朵，丁钩儿双眼湿润，似乎看到了那杯酒像一股涓涓的石上清泉，流进了碧绿的深潭。他开始爱这个人。[131]（51—52）
不一会儿，他们给丁钩儿上了一道大菜“一个男孩盘腿坐在镀金的大盘里，周身金黄，流着香喷喷的油”。（52）
对于宴会上的酩酊大醉，作者令人诧异的描述把我们带回到第二章有关美学的问题上。我们看到，在一个整体匮乏局部过剩的经济体制下，人们对于过度消费产生了道德困惑，陆文夫阐明了这一问题。之后他转而描述美、美的作品、美食。美在他的小说中成为社会矛盾的唯一解答。在《酩酊国》里，金刚钻喝酒的动作十分优雅。在酒精的作用下，丁钩儿对金刚钻的看法更加伤感，把金刚钻的动作之优美划到了伦理学的范畴。仅凭他是一位英俊的赴宴客人，他就变成了“一个好人，一个慷慨的人”，值得人们不加批评地去爱。然而，当这个县城的副业“香喷喷的”证据隆重地、仪式般地呈现在这位特殊的侦察员面前时，这种可爱人物的罪恶本质立刻浮现出来。在金刚钻和他的酒刺激下，丁钩儿对金刚钻所产生的可爱感觉立刻转回到可疑感觉。
随着情节的展开，莫言质疑一切美和罪。面对书中故事叙述者和其他人物的意图和批判能力，这位红烧“男婴”的真实性令人怀疑。莫言在书中探讨了酩酊国存在真善美的可能性。书中的酩酊国代表了食物过剩。[132]酒，这种农产品中提取出来的精华，也可以当作食物，它本身即代表食物过剩也代表食物过剩的生产者。莫言在书中讽刺那位多少带点理想主义色彩的丁钩儿，使丁钩儿对于真理的执着显得软弱无力、荒唐可笑而又具有欺骗性。更有甚者，丁钩儿对于美的敏感，尤其是美食还有美酒，最终导致他的失败。他的道德观念无法抵御找乐儿的诱惑，酩酊国几乎所有人等，最后包括他自己都经受不住诱惑而变成了俘虏。
最终，对于他所描述的（或者虚构）酩酊国可耻的过剩现象，莫言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透过他对宴会场景的描述，作者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毕竟这种现象对我们都有影响。作为酒徒和食客，我们自己也难以区分足够与过多，特别是当我们出席众多宴会时，我们难以估算消费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在当代中国，情况的确如此。20世纪80年代，在餐馆、会议中心、乡村以及村镇会议室里举行的宴会，成为新的经济条件下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报纸上刊登了大量文章或记录，谴责商界和政府部门公款吃喝的腐败趋势。安德鲁·吉普尼斯提到1995年的一篇报刊文章。据估计，每年领导干部们花在宴会上的费用就高达12亿美元。人们充其量把这笔花销视为浪费，是一种以损害公众的利益来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如此一来，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商界和政府，特别是这两个不再像从前那么水火不容的领域）。然而，吉普尼斯还提到中央政府一再指示要限制或取缔公款吃喝。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在山东观察到这么一个现象，众多国家媒体机构的社论对于地方上这种吃喝风也展开了批判，但收效甚微。美菲·杨认为宴会上的你来我往避开了国家明令禁止的领域，可以让干部们在“正规渠道”之外建立关系网从而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33]这一点足以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时期这种做法如此盛行。但宴会并非仅仅是达成交易所采取的策略，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同时它还成为人们从前难以得到的快乐之源。在此我想说明，人们可以通过参加不同场合的宴会，结识不同阶层的人来建立社会关系网，而他们的快乐正是来自于这种交往的过程。伴随餐桌上食物过剩而来的是食物匮乏。宴会虽不能摧毁一切不平等的现象，但确能改变食客带到餐桌上各色资源的摆放位置。
虽然各地宴会有不同的讲究，但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从宴会的规模到客人名单、菜谱、座位的安排、上菜顺序，以及祝酒等均代表不同含义。与其他社交仪式一样，这顿众人分享的盛宴既受许多“传统的”（不言而喻的传统）限制，又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即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后果无法挽回。宴会期间总会有豪饮，这些复杂的聚会既可以办成高风险的社会娱乐活动，又可以成为增进友情的欢乐场合。它期望每位与宴者都能在心里维持并修正相关的等级关系，同时又希望每个人都能自得其乐，更重要的是，人们要表达对与宴者的喜爱之情（这就是感情，或曰“情感”，是吉普尼斯充分探讨的问题）。这种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平衡行为几乎变成共餐者的第二本性，但人们要学会这套规则还需要时间和磨炼。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出席宴会除良好动机之外，还需要有政治意识和强健的胃，需要人们处理好宴会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即中国有名的“搞好关系”技巧）。还是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加以说明吧。
1987年，我回到中国，开始在山东农村做田野调查。[134]我上一次到中国是1984年。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也出席过宴会，但是这次回来情况大不相同。作为一名教授，我来到一个没有丝毫学术气氛的地方，那个地方与我最早在广州做田野调查时居住的家相距甚远。我既要表明自己的身份，又要在宴会成风的政治气候下疏通各种必要的社会关系。换言之，我逃不掉各种宴会，因为我不得不在饭桌上奉献些什么（科研经费以及任何与当代富足的美国相关的东西），以期得到地方官员对我科研的支持。他们对此交往做出的贡献是，给我提供了我希望采访的医生和患者的信息以及关系。我（或多或少）在广州一所中医学院学会了应付一种宴会，但这种新型山东式宴会令我不太舒服。首先，与宴者都是男性。我发现与我频繁共餐者都是县、乡和村里的各级领导，他们所代表的是我无法理解的权势范围。离开了与中国医学领域共有的专业知识，我和山东领导们很难交谈。在广州与共餐者有共享的领域，令我与他们的交谈收获颇丰。对我而言，餐桌变成了让人难以理解的（也是毫无意义的）一连串的祝酒、嬉笑与邀请。我在餐桌上从始至终都很紧张，小心翼翼，唯恐自己出洋相，总希望附近能有个花盆，能让我把杯中的白酒倒掉。
最终，我学会了一些规矩，成功地发明了一个折衷的办法，频频向年长者敬酒，然后敬同桌的人，每人至少一次。我也不再那么怕喝白酒了，还学会了承认女性是弱者来逃避频繁饮酒。人们认为女人不必像男人一样善饮，我很乐意用它作挡箭牌。有几位女干部是出了名的酒徒。显然，她们之所以赢得了男同事们由衷的尊敬与合作，原因是因为她们能和男人一样喝酒。十分遗憾的是，我的酒量不大，不能效尤。随着我出席宴会次数的增多，我对于众人惯常开的玩笑（通常与性或阶级有关）多了些忍耐，对于那些非比寻常的小游戏也多了些理解。但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宴会。我依然认为我不是与宴的行家里手。
在此，我和其他多数在改革开放时期出席过中国社交宴会的美国人没什么两样。正式社交活动的中心问题似乎是围绕“白酒”问题。宴会的主要任务是喝白酒。向别人祝酒时既要避免自己喝醉，还要回敬别人的祝酒。既然最常用的祝酒词是“干杯”或是“喝光杯中酒”，而不是礼节性地喝一小口，人们常常彼此检查、评论每个人杯中所剩酒的多少，那么想要保持头脑清醒就相当困难。人们大加赞赏那些千杯不醉的人。无数道菜之后还能站稳脚步或者不耍酒疯的人就这样与别人搞好了关系。（我回忆起在广州一次有六桌酒席的宴会上，在场的一位韩国医生喝得兴奋不已，四处走动要求大家和他一起唱歌。人们很快就把他送回到自己的房间。）只要谈话在继续，喝多少酒都不算多。但是出于礼貌，也是一种策略，要做出再喝一杯就要醉倒的样子。那些承认自己酒量大的人，人们肯定反复敬酒，直到他们喝到极限为止。如果他们始终不乱方寸，就会赢得人们的敬佩。(www.xing528.com)
我对于宴会的看法有了转变。我以前始终认为宴会既耽误我大量的时间，又浪费政府的钱财。有件事让我突然觉得宴会是真正的享乐。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访问山东期间，在这个地区度过了数个夏季后，我应邀出席一个县卫生部门的两名干部为招待我而举行的小型宴会。我很害怕出席这种场合，因为我知道出席宴会的都是些什么人：主办宴会的两名工作人员，我和他们不熟，他们出于义务才主办这场宴会。其中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西医，常被派来跟着我采访医生和患者，我从不喜欢他作陪伴。一位是当地中医院的院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说话干脆利落，他浓重的口音丝毫不影响我和他进行交流。还有一位是县外事办的副主任。这个人是外事办的中层干部，参过军。我很喜欢他，他也常照顾我。这人工作最称职之处就是在宴会上能喝酒。与宴者都是男性，每个人都曾找过不同的借口拒绝陪同我。
宴会设在县城一个大餐馆的包间里。“哦，不，我不该坐在这儿，您请，您请上座。”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在各自的位子上坐定，开始边吃凉菜边聊天。这顿宴会或许不是这个星期他们吃的最有成效的一顿宴会。比如没有地方特色菜——油炸蝎子，谈话的内容诙谐轻松。而且，看上去中医院的院长似乎与这伙人不太熟，甚至不习惯出席正式宴会（之后他在医院食堂的包间里设宴招待过我）。当然了，他是那天宴会上最不起眼的小角色，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确保这家非常不景气的医院正常运转。主持那天宴会的正是他们的上级部门，不过医院从他们的上级部门那里没有得到过任何资助。他的窘迫显而易见。从宴会一开始大家都想尽办法让他放松，比如说用些过了时的尊称戏谑他，那些称呼既不常用也不恰当。宴会继续下去，一道接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热腾腾菜端了上来，人们的关系变得融洽起来。那些对临床医学和研究感兴趣的人（院长、西医和我）开始讨论我们感兴趣的话题：这个县近来的疾病特征，临床上发现的疑难杂症，为农村妇女提供医疗保健政策等。
我们都知道在宴会上讨论这类话题不太适宜，参加宴会的官员们开始取笑我们谈话太严肃了。我们三人联手还击，取笑他们的工作就是翻翻报纸文件。我们的谈话把外事办的工作人员与医疗部门的工作人员分成了两大阵营。医疗部门的工作人员因时不时地与医学打交道，加入到我们的阵营。随着谈话的进行，酒局上人们祝酒时说着半真半假的话，但也能表明他们到底属于哪一方。这样一来，即使我们（或者是我？）喝得醉醺醺也能分清谁站在哪一“边”。
最后干部们开始比较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异，借以打破我们医学界的小联盟。他们的话还真起了作用。当人们攻击他的专长时，我那位院长朋友搜肠刮肚，搬出他所知道的所有笑话，取笑西医是多么笨拙、狭隘、昂贵，赞扬中国传统医学是本土的财富。当然，老资格的西医也不甘示弱。他用些许科学加上骇人听闻的传言半开玩笑地反击中医。连我都试图插一两句陈旧但真诚的话，支持中医是本土的“宝贵财富”。我清楚记得我（多少）违反了敬酒的顺序，我向院长致以特别的祝酒词（用手势而不是用语言），表明我和他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表明我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价值。他明白了我的善意，引得同桌其他人也善意地大笑起来。那一刻我们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这位严阵以待、经费不足的单位领导得到了来自富庶之邦的外国友人的支持。在卫生部门试图与我保持友好关系的努力中，他的弱势变成了财富。
那天晚上，我喝了有生以来最多的酒。我感觉头脑清醒，但是四肢不太听使唤，我爱上了这些男人，特别是那位院长。但是我也爱其他人，无论他们是我的同盟还是我的对手，感谢他们把我带入到一个男人的圈子里，感谢他们尊重我和院长，不再挑战我们支持的中医，感谢他们陪同我们畅饮嬉戏。此后多年再见到他们时，我们依然能回想起那次宴会。我们未必比从前有更多共同的兴趣、思想和能力，但因我们生命中分享过一段真实、快乐的时光而连结在一起。这种感情一直延续下来（我们当中有些人一直保持联络），成为我们继续合作的坚实基础。这种基础正好衬托了工作关系中我们彼此的贡献和索求（过剩和匮乏）。
这种团结、包容和感情应该是在中国宴会上产生的。当代中国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提到关系问题。关系常表示通过招人讥讽的宴会这一工具结成的“关系网”。这类作品把食客与敬酒者之间形成并加深的关系简化为取得（或多或少自私的）功利的手段。安德鲁·基普尼斯在他对农村关系网的研究中，彻底批判了对于中国社会关系术的功利性解读。他不仅强调人们之间所产生的感情，而且他的研究还向人们展示，宴会不只揭示了现存的等级关系，他们产生的是一种社会主体：“在过去感情交换的记忆所拉动的人类特定的感情磁场中，建构了主体。”[135]
当然，我无法肯定我的体验和中国参与宴会的人们一样。或许我因喝酒或交谈引发的感情并不像“真正的”、纯粹“中国的”宴会上所产生的感情。但自那晚之后，我对宴会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我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不同的人们都喜欢这种社会活动。为什么有人不图回报为人（比如说）保媒，因为他们喜爱婚宴，婚宴上弥漫的是浓浓的亲情。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有些退休干部常说，与退休前的其他上班活动相比，他们最怀念的是宴会。[136]从这种场合得到的快乐部分取决于有酒佐食的宴会食品，还取决于欣赏宴会的能力，取决于你是否有能力愿意欣赏并融入到共餐人中间去。
正如吉普尼斯所指出的，人们以宴会风俗为核心探讨它的基本双重性时会发现，“敬酒把尊敬物质化了，喝酒解构了主人和客人之间的界限，允许感情流淌于其间”。[137]一个人必须举起杯才能表示对他同伴的尊敬，也只有喝了酒才能找到与同伴在肉体上、感情上和精神上的共同点。这种技巧是一种生活姿态，它混合了身体上的消费体验，但收获的是政治利益。它既化解又修订了权势等级。既不需要理论也不需要任何规定，推杯换盏间就完成了双重或多重的任务。即便描述我所参加过的宴会，也难以表述那种身临其境感，那种诱惑力和那种急切的心情。
若非莫言极力提醒人们，在吃喝之间人们很难做出必要的道德判断，也许我描述的宴会将以正面的形象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或许我们那晚一切的所作所为再造了一种精英特权。也许和我一起共餐的人把我引诱到不平等、分配不公的腐败体系中。再或者我在用同样的方式腐蚀着他们，至少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对此我难以做出判断，因为我深陷其中，无法和宴会保持一定距离。宴会超越了把人们区分开来的兴趣和判断。杯光酒影中，我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在此描述的宴会构成了改革开放时代的饮食与社会关系。在小小的空调房间里，那些圆形餐桌就是一种新的混合空间，既非公共空间也非私人空间，既非集体空间也非个人空间。房间内通常嘈杂非凡，烟雾缭绕，人们通宵狂欢。酒宴上觥筹交错但又弥漫着强烈的等级意识，处处体现出人们政治操控的潜力。宴会上的一切都离不开食物的物质特性，尤其是酒：促进工作，达成交易（尽管宴会之后才决定交易的细节），欢迎新人，慰问老同志，交换内部信息，酝酿新计划等。人们不会忽略任何令人难以察觉的藐视和疏忽，若一切运转顺利，等宴会结束时，大家都有些许变化。这种活动与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提倡的、给普通中国人灌输的政治活动大不相同，也有别于新生商人阶层所需建立操纵网的政治活动。相反，宴会是一种仪式活动。人们在仪式上得以重新定位（因此得以重塑），甚至他们对宴会这一娱乐场共有的或个人的看法也会改变。餐桌上，随着原有不平等关系的消失，新的不平等关系又产生了，人们能否谈论美味——政治层面的快乐，还是世俗——等级层面上的罗曼司呢？[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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