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忘不了吃》：揭示当代中国饮食文化的真实

如果把中国的困惑理解为物质的过剩与匮乏，那么叙述历史就易如反掌了。在中国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人们回忆过去最普通的方式就是批判新中国最初的几十年运动太多，与此同时，还要把过去所有的苦难都看成是物质的匮乏，饥饿尤其是个特别例子。对此，在改革开放时期，流行着一种复式簿记的做法，同时还有一种政治补偿的活动，人们旨在“发财致富”、“找乐儿”，以弥补他们曾经遭受的贫穷与困难。但是任何一位中医都会告诉你说，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把实邪和虚损分别归入世俗的小壁橱里。物质匮乏之后的暴饮暴食绝不利于健康。任何造成功能紊乱的危险趋势都不能全部归咎于过去，甚至有食物吃的人也能患虚损症。没有食欲绝对是（也很普遍）患病的症状，正如吃了饭却没有饱的感觉，或者吃了也无法保持体重。再者，许多实邪症会伴有，甚至还可能导致相邻系统同时患有虚损症。只要认真调理，虚损症状就能得到治疗。但是乱用补药也会导致危险的实邪症。一旦出现实邪症状，不仅必须要消除，而且还要了解病因，以免身体局部再次发生类似症状。

因而，如果把历史进行简单的时代划分，整个时代又被斥为病态的，例如，如果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笼统地视为物质匮乏与政治泛滥，那么就难以理解把物质过剩与匮乏联接起来的社会和经济运动了。在莫言《忘不了吃》一书中，作者通过毛泽东时代不同的记忆，试图描述的正是这些运动。

莫言是位著名的小说家，他的写作生涯贯穿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电影《红高粱》就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他近期的一本小说《酩酊国》有人译成“Liquor-land”，有人译成“The Republic of Wine”。他在书中经常写到食物、酒和食人肉者。^[119]从《忘不了吃》这一富有讽刺意味的开场白来看，作者惯用身体意象，他关注被一些批评家们斥之为粗俗的东西，比如吃与排泄的循环。因此，文章描述的都是些“鸡零狗碎的破事”，把些非比寻常的东西——昆虫、捣碎的萝卜叶子、热带鱼提升到了食物的高度。

它们既然是食物，就免不了过剩或匮乏这类问题。例如，为了讽刺某些作者狂热追求优雅，他在文章一开始就大唱土豆赞歌：“如果你喜欢，你就吃白面饼，但是我吃山药蛋。山药蛋真是一种雅俗共赏的美好食物，皇上爱吃百姓也爱吃，烧着好吃煮着也好吃，煎着好吃熬着也好吃，山药蛋哦，你的名字叫美丽！哦，山药蛋，多少谎言假借了你的名字，如果你就是‘土里面的豆子’的话。话分两头（高雅的和粗俗的），我们抛下着土豆，暂且不说。”（93）因此，甚至语言也会走极端。正如一个有关苏联共产主义的笑话提示我们的那样，莫言一部分的讥讽任务就是把在中国身价远不如大米和麦子的土豆，提升到皇帝的美食这样的地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提议美化这种食物的名称，借以提醒作家同仁们，注意语言“有两类”这句话的社会阶级含义。

文章接下来再次回忆起莫言（生于1955年）曾亲身经历过的1958年到1961年间的饥荒。除怀旧外，这篇文章一再地向人们展示，匮乏眨眼间就转化为过剩，反之也如此。但莫言最开始的讨论是基于饥饿这一事实：“从我有记忆起，就一直饥肠辘辘。这样说很可能又要招致一些好汉们的痛骂，给我扣上一顶‘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大帽子。但事实如此，饿肚子既不光荣也不美好，何必假造？但饥饿有没有炫耀‘苦难’的意思呢？有，的确是有，至少这是我跟着你们学的。”（93）^[120]为了回应评论家和作家同行们，在此，莫言认为许多作品中都存在着一种伤感的趋势。这类作品回顾那场全国饥荒并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看成是纯粹的虚损。（例如，回想一下《芙蓉镇》中谈到食物这个话题时那种说教式口吻。这种口吻与书中“给社会主义抹黑”的调子相当一致。）在后来的段落以及全文中，莫言的讽刺批判表现得更清晰。他回忆起人们靠野菜、鱼和昆虫为生的那三年困难时期：“很多文章把三年困难时期写得一团漆黑，毫无乐趣，这是不对的。起码对孩子们来说，还有一些欢乐。对饥饿的人来说，所有的欢乐都与食物相关。那时候，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大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121]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是其中一员。”（93）

这真是一幅因潜在的物质匮乏而导致的物质过剩的真实画面！随着文章的继续，出现了寻找食物并获得快乐和意外收获的趣事。不光找到许多应季的“油蚂蚱”，“味道美极了，营养好极了”，而且还在附近的洼地里抓到了美味的螃蟹和鱼。对于昆虫的描述简直令人垂涎欲滴。除了具有“奇异的香气”的蟋蟀，还有朝灯笼上扑的蛴螬幼虫（所以有个俗名叫“瞎眼撞”）。 “这种昆虫相当多”，莫言写道：“停在枝条或是草窠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葡萄。晚上，我们摸着黑去撸‘瞎眼撞’，一晚上能撸一面口袋。此虫炒熟后，那滋味又与蟋蟀和蚂蚱大大的不同。还有豆虫，中秋节后下蜇。此物下蜇后，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全是高蛋白。”（94）饥荒时，那些人类无法食用的树叶，在豆虫肚子里被转化成了固体蛋白质。低等昆虫的消化过程成了非人类食物和人类饥荒之间的斡旋使者。莫言在此描述的那种从昆虫身上所得到的短期馈赠虽然能让人活命，但并不能真正缓解人们的饥饿。此外，人们时时能感受到浓浓的同志情意、足智多谋和风趣幽默。“我们成群结队，村里村外的觅食。我们的村子外是望不到边的洼地。洼地里有数不清的水汪子，有成片的荒草。那里既是我们的食库，又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在那里挖草根挖野菜，边挖边吃，边吃边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牛羊歌手。”（93—94）^[122]如果文章局限于这种相当天真、漫无边际的闲聊，它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感伤而已。但文章还详细叙述了一些令人更为不安的事件。例如，棺材不够用就意味着饿死的人会被狗吃掉。这样一来，人类的耻辱反倒成了动物的盛宴。莫言写道：“人死了，好歹拖出去，让狗吃了拉倒。那是狗的黄金岁月，吃死人吃的，都疯了，见了活人也往上扑。”（95）这种黄金岁月眨眼就变成遍地疯狗！有枪的干部嫌吃死人的狗太脏，宁愿打些兔子这类野物。因为身体太虚弱跑不动，每个人都害怕野狗伤了自己的性命。恐惧笼罩了整个村庄。因此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解决人口不足与狗过多这个危险局面。

还有一件事，官方试图把仔细秤好重量的简单粮食分给大家来缓解饥饿问题，但这种努力很快就走了味。

大概是1961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多少年后提起来，孙大奶奶还恨得牙根痒痒，骂老头子吃独食，连一点人味都没有，死不足惜。（95）

每人半斤豆饼足够村民们吃上一阵子的，但决不能算是过量的食物。然而，在饥饿的人手中，这么一点食物未必能支撑多久。莫言说村子里有17个人被豆饼撑死了。如果为吃付出死的代价还不算昂贵，什么才算呢？

《忘不了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难以区分细微差别的饥饿图。画里面五味俱全，变化多端，并非一切都令人愉快。莫言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参军的时候，还擅长描述餍足。(www.xing528.com)

我当兵之后才真正填饱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严，就冲着这一点，也不敢对军队没有感情。当兵临走前，村里的几个复员兵来给我传授他们在部队里积累的宝贵经验。他们说：如果吃面条，第一碗捞半碗，连吹带搅和，凉得快。吃完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来冒尖一碗，慢慢地吃。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满，等你吃完再去捞时，锅里就只剩下汤水了。如果碰上吃米饭，万万不可咀嚼，只要一咀嚼，南方兵就发笑。我到了部队，才发现那些复员兵纯粹是在胡说八道。……分到新单位，简直就是上了天堂。（96）

换句话说，一旦食物充足，足够分配给大家，那些习惯了饥肠辘辘，一旦有机会吃总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多吃点东西的人们发现，他们这种策略现在用不上了。作者的父亲到儿子单位探亲时不由得惊叹：“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但是这种旺盛的消化能力很快就转变成了一种食物过剩。连长发现新兵们都特别能吃，就下令杀一头猪。他说：“能吃的兵必能干，不能吃的兵也不能干。再说了，我们的粮食大大的有，明天就给我杀猪，给这几个小子油油肠子。”

在军队这个小小的“共产主义”组织里，显然，人们没必要担心食物不够吃该如何，或者食物过剩又该如何。“油油肠子”这个意象，尤其迎合了中国人关于食物过剩以及它所衍生出来的好处的淳朴观点。新年是庆祝丰收，通过社会网重新分配财富的时刻。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白白的肥猪肉，在油锅里好好一炸，就是新年饭桌上的一道大餐。猪的肥膘代表了猪的肥壮，也就代表了社会体制的富足。军队的共产主义让军人们觉得自己走在实现理想社会道路的前沿。在那个理想的社会里，食物过剩成为普遍现象，有过剩的粮食可用，因而也是有益于健康的社会。

然而，随着描述的继续，莫言再次暗示，长期匮乏往往会导致变态过剩。

第二天果然宰了一头大肥猪，切成拳头大的块儿，红烧了半锅。馒头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猪肉炖得稀烂，入口就会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这就是了。这顿饭吃罢，我们几个新兵，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吃猪肉吃醉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肚腹沉重，宛若怀了一窝猪崽。这一顿真正叫过瘾。二十年来第一次，就此逝世也不冤枉。但后遗症很大，我整夜在球场上溜达，一股股的荤油像小蛇一样，沿着喉咙往上爬，嗓子眼像被小刀割着似的。第二天还是大白馒头红烧肉，我们开始羞羞答答，挑拣瘦肉吃，吃起来也有些文质彬彬了。连长骂道：“原以为来了几条梁山好汉，却原来也是些松包软蛋。”（96）

从饥饿的角度讲，再多的食物都不嫌多，但莫言只用了几小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亲眼目睹孙大爷因吃多了政府分的豆饼而胀死，早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餍足也要付出代价。

随着时间的流逝，即或是昆虫和野菜，也能被再次改写成餍足的例子。有个和莫言在洼地里一起挖野菜长大的男孩，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这个男孩小时候能趴在地上舔洒在地上的粥。他后来靠饲养昆虫发了家。“那当年的男孩，现在已是我们村的首富。他靠养虫致富。养蝎子，养知了猴，养豆虫，高价卖给大饭店和公家的招待所。他看准了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味蕾越来越敏感，口味越来越刁，他们拒绝大鱼和大肉，喜欢吃‘奇巧古怪’，像可爱的小鸟。眼光就是金钱。他说下一步要训练贵人们吃棉铃虫。”（93）棉铃虫，这种遭所有棉农憎恨的昆虫，在莫言的家乡山东，是出了名的害虫。收割完第一季麦子之后，人们就在部分麦田里种上棉花、玉米和花生。家里种有棉花的妇女们，几乎每天身背沉重的喷药箱，沿着犁沟边走边操纵一个手泵向棉骨朵喷洒农药。男人们通常不参与和纺织有关的农业生产劳动，女人们以为慢性背疼是一种常见病。她们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自然而然就背疼。她们既要洒完所有的农药，同时还要用手摘掉棉花上的棉铃虫。这是一种昆虫，换言之，是一种让人们多吃苦的虫子，是一种对于支持完全由性别来决定的社会秩序作出积极贡献的昆虫。想象一下，这是个多么有趣的意象，“有钱和有权的人”把棉铃虫当成了高价的奇异食品！事情出现了这种不可能的转变，这对于农村日常生活中的食物过剩和匮乏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不过，这种把变态的餍足转化成弥补食物匮乏的想法只是莫言跟人们开的一个玩笑而已。他并没有建议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真的那么做。

在文章的结尾处，莫言总结了饥饿和欢乐、饥饿和饱食之间存在的问题，对有钱人越来越刁的胃口表示厌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消费热潮席卷中国的时候，莫言就发表文章，谴责过度消费和近来饥荒造成的食物匮乏这两个极端。“又过了几十年，当我成了所谓的‘作家’之后，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蚂蚱、蟋蟀、豆虫等昆虫，又吃到了（作为美食的）当年吃坏了胃口的野草、野菜，满桌的鸡鸭鱼肉反而无人问津。村里的首富，竟是一个养虫的专业户。我想，怪不得哲人们说两极是互相联系的，原来饿极了和饱极了都要吃草木鱼虫，就像北极和南极都是冰天雪地一样。”（96）中医也找不出这么言简意赅的语句了。因为两极是相连的，它们两者之间存在多种可能性，没有绝对的界限，正如我们下面所谈到的，“主要的过剩都有匮乏的状态，高度的匮乏也会有过剩的时候”。^[123]与此同时，至少任何事物的两极都不适合人生存。

莫言的文章通过对“鸡零狗碎往事”的讽刺性回忆，对消费问题进行了评述。消费问题是当代中国伦理、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尽管莫言想尽力避免使用陆文夫在《美食家》中那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语言，在《忘不了吃》这篇文章中他仍然掩饰不住对于新贵们过度放纵的道德排斥。他暗示，某些贪婪思想在中国的经济繁荣中随处可见，这种思想可以借助于过去人们的某个简单想法使之含蓄地合理化，这种想法是：只要人们对饥饿和匮乏进行分期和移植，并把这些匮乏置于极“左”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饱口腹之欲。但很显然，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种分期都不起作用。莫言对于往事的回顾引起许多同龄人的共鸣。他的作品有助于人们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或者是个人习性达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现在值得商榷。甚至饥饿也有欢乐的味道，人们有时也能从中体味到胜利。然而饱食中所隐含的是更深层次物质匮乏的致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