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几段令人难忘的章节，其中一段给共产主义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意象。他在文中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评，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9]与许多乌托邦社会一样，人们仅在评论中会涉及到这个意象。马克思认为，劳动这一日趋复杂、严密分工的固定社会角色使人们产生了疏离感。他所指的或许就是“原始共产主义”，而非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出现的画面。但是，这种意象在未来主义者对许多社会主义运动的设想中占了一席地位。如果我们认为意识产生于人类的生产活动，那么一个“调控一切生产”的社会，与“只要我愿意”就能够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的工人个体之间显著的矛盾就能得到解决了。（毕竟，这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论点。）一个完全集体化的个体一旦意识到为大众的利益而劳动所带来的直接好处，就会很“愿意”全心全意接受社会的“调控”。但在这种诱人的、如田园诗般美丽的意象中，人们忽略了可能产生的其他问题。总的说来，猎人、渔夫和牧人并非大规模的生产者，只有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够进行广泛的分配，才能支持一个21世纪国家的所有经济活动。只有想象出来的当代经济才能满足马克思著名的“批评之批评（critical critic）”的生活方式：有森林、小溪，还有羊群，这是一种物质极大丰富的生活方式。[110]社会调控一切的生产应该创造出丰富的盈余，那样一来，管理层无需费尽心机再做出决定，没有专业技术的工人也能轻松地分担工作，不需要任何个人付出任何持续的劳动。这是一个超越了消费者剥削生产者劳动的社会，是一个吃与被吃者之间没有差别的社会。极大丰富的物质本身使得这个系统得以运转。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把社会财富和社会主义调控结合在一起。通过把国家指导下的现代化政策与“当共产主义实现时”所带来财富的意象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保证将永远结束中国历史上长期的物质过剩与匮乏。当人人都丰衣足食时，社会主义就会变成共产主义，人们可以做“只要我愿意的事情了”。例如，毛泽东在他早期（1919年）的一份宣言中写道：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刻不容缓的民众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我们中国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111][112]
既然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黄金年代可能就包含在这种具体的饱足中吧。有这么一种假设，经过长期积累的物品会“其发必速”，这种假设在30年后的土地改革中得到了证实。这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私人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这使得许多农民在几年时间立刻富裕了。人们把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黄金时代”看作是丰收的年代、家庭控制生产的年代。对于许多从前曾经赤贫的人来说，生产的盈余都能让他们有点积蓄了。行政单位无论多么小，土地改革还是对它们的物质过剩和匮乏进行了痛苦的计算和操控。但是土地改革一完成，有那么几年，人们真的在享用他们获得的新资源了。[113]过去被少数人控制的、没有变化也无利可得的物质过剩转到了许多人的手中，使他们过上了适度富足甚至略有盈余的生活。
作为领袖，毛泽东的担子越来越重，但他的乐观精神并没有完全消失。[11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相信革命可以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115]
伟大舵手的承诺深深地烙在了毛泽东时代人们的脑海里。我马上要谈到莫言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位战士。他的父亲从贫困的山村到儿子的部队去探亲，发现军队改编了：“因为新兵连里缺乏活力，连队刚刚被分成新的工作单位，这些单位就像是人间天堂。我们单位只有11到12人。我们耕种差不多50亩地（相当于8.2英亩）。每年我们种两季庄稼，一季麦子，一季玉米。麦子被磨成精粉，玉米用来喂猪，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在单位的生活有多么好！我那久经战场的父亲来后，在部队吃了几天，简直不敢相信。他说，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116]
新政体所指的共产主义并非如莫言父亲大快朵颐的猪肉和馒头那样是一种新的行政体系。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对于苏联人来说，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117]很显然，这种说法比较的是两个国家的饮食习惯而非社会主义阵营的两种政治理论。
毛泽东理念中的未来共产主义一再承诺“不久”就会结束物质的匮乏。毛泽东的这一公开预言成为“大跃进”政治活动著名的组成部分。他的本意是想加快中国工业化赶上英国的步伐。爱看电影的人还能回忆起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其中的两个场景提到了共产主义乌托邦。该影片描述了一幕真实的（合乎当前对于历史真实的理解）“大跃进”时期公社生活的场景。[118]
有庆喜欢吃饺子吗？
——喜欢。
——有庆喜欢吃肉吗？
——喜欢。
——很好。如果有庆按照爸爸说的去做，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起来。
——我们家就像是一只小鸡。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鹅，之后变成羊。等羊长大了，就会变成牛。(www.xing528.com)
——那牛以后呢？
——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就每天吃饺子和肉。
第一个场景，正值调动一切力量在当地的高炉里炼钢铁的高潮之时，儿子很疲倦了，他的父亲就用一个假设的故事来转移他的注意力：几年后，改革已经开始了，还是那位父亲，和他的孙子馒头想给刚刚买的几只小鸡找个地方。他和孙子之间有段类似的对话：
——这个箱子比纸盒子大，它们有足够的地方活动，只要它们活动，就吃得多，吃得多就长得快。
——它们什么时候长大？
——很快。
——它们长大以后呢？
——等鸡长大了，就会变成鹅，之后变成羊。等羊长大了，就会变成牛。
——那牛以后呢？
——牛以后馒头就长大了。
——我要骑牛。
——馒头不用骑牛，馒头要坐火车和飞机，日子就会好起来。
显然，在两个场景中，把未来共产主义和未来现代化对立起来，目的就是要标示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用一种生活，那种馒头这代人所期盼的舒适、灵活、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未来，来取代另一种生活，那种鼓励有庆那一代人所梦想的理想政治制度，这算不得什么大的飞跃。毕竟，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若是共产主义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乌托邦都可以接受，只要它与现实有鲜明的对比（比如最终每天能吃上饺子和肉），那么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较少干预市场以及企业家的经营机会，与共产主义似乎就殊途同归了。在某种程度上，假设市场经济要发展到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二者间的这种关联不断暗示官方的经济政策，而制定政策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在这两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状态中都可以找出一个假设的痕迹，那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能解决社会不公这个顽疾。但是，像莫言这样的作家也对这种假设产生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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