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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实与虚的治疗方法及其应用

时间:2023-08-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采访雅克·德里达时提出的问题,回应了本书第二章中所分析的小说所讨论的道德与政治问题。中医与20世纪所关注问题的类似之处在于,它使用了丰富的术语,把物质的过剩和匮乏比喻成病理学中的“实”和“虚”。诊所里的患者们饱受“虚损”或“实邪”等痼疾的折磨,需要接受漫长而复杂的专业治疗方可痊愈。对于治疗“实邪”或长期“虚损”,中医从血液循环和脉络生理学的角度提供了治疗方法。

中医实与虚的治疗方法及其应用

问题不再是想知道究竟是吃他者“好”还是他者“好”吃,也不是想知道到底吃哪一个。你要么吃掉他,要么被他吃掉。……因此,道德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吃还是不吃,吃这个还是吃那个,吃活的还是死的,吃人还是动物,既然人总得吃东西,东西又好吃,“好”这个概念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定义,人究竟怎么吃才算吃得好?这又意味着什么?吃到底是什么?如何确定这种“信念融合”(introjection)的换喻?通过语言表述的这些问题如何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呢?是靠食肉动物吗?

——雅克·德里达

“人究竟怎么吃才算吃得好?”采访雅克·德里达时提出的问题,回应了本书第二章中所分析的小说所讨论的道德与政治问题。[107]我们看到,中国作家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新中国历史的影响。特别是陆文夫,尽管他试图通过写作把吃提升到美学层面,但是,他在书中还是展示了人们所面临的那种道德上的困境:这些人非常清楚,有些人(如《美食家》中的朱自冶——译者注)是靠剥削而生存的。虽然德里达是在人们长期以来无法准确区分自我与他者这两个概念的背景下,提出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但中国的作家们却是试图通过在匮乏和过剩之间寻找一个中庸立场来阐明吃的问题。他们也试图按照经济规律来规范“信念融合”的换喻——食客与食物之间的关系确认了他们之间的绝对认同。生产者流多少血汗才能生产出消费者所需要的食物?邻居们都在忍饥挨饿的时候,这伙幸运儿应享受多少快乐才算是适度的?如果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根本就无法享受到如此精致的快乐(比如美食),那么,“高度”的文明还有什么价值吗?过去的饥荒能使现在和未来的暴饮暴食名正言顺吗?

中医与20世纪所关注问题的类似之处在于,它使用了丰富的术语,把物质的过剩和匮乏比喻成病理学中的“实”和“虚”。许多疾病表现为体内某种重要代谢物的低下(比如体液、血液),或身体各系统的功能低下(比如肾亏、气亏)。与时下有关疾病的解释不同的是,中医领域的郁滞是指身体内部的机能紊乱致使某种物质在体内某一部位积聚过剩,涩滞不通。因此,某种机能性衰竭可能会导致不可逆郁滞(repletion)。早在19—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之前,医学和经济学领域中“过剩”和“匮乏”的概念就已经借用了市场和农业领域的古老隐喻。然而,它们在近代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们为多种当代体验提供了颇具特色的表述方式(idiom)。诊所里的患者们饱受“虚损”或“实邪”等痼疾的折磨,需要接受漫长而复杂的专业治疗方可痊愈。与此同时,在患者所在的国家,虽然其政体受到了饥荒和生产力失调的严重影响,但是个人财富和特权却在无限膨胀。[108]

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提倡平均主义和投身革命(革旧社会的命),通过节约财富和资源实现其经济目标。从《白毛女》中地主的谷仓到《芙蓉镇》集市上卖的山货,都被看成是会让某些人财富过剩的一种形式,应该在国家的掌控下进行重新分配,这样就可以确保每双“筷子头上都有阶级斗争”。用显然“不带政治色彩”的中医领域的话语来说,中医也注意“过剩”与“匮乏”的问题,采用“节约的”手段进行诊疗,帮助饱受身体功能紊乱折磨的患者恢复健康。(www.xing528.com)

在本章中,我将探究中医与食物的伦理及政治之间的关联。这类问题早已引起当代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散文家莫言的关注。莫言这位中国作家以其对饮食、世俗的身体功能的兴趣而著称。莫言笔下所描绘的有人吃得过多、有人不够吃这一现象,与中医对于功能衰竭与气血郁滞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本章中,我还将介绍我所观察到的一种吃。许多人认为它代表了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社会性过剩。要想明白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因素之间所隐含的关联,就要回到本章开头所引用的德里达关于伦理问题的论述。德里达的话之所以能被用来精当地评论这些中国问题,是因为将中医、批评性写作、公务宴请类的社会习俗等领域联系起来的话语和实践之间共有一个宽泛的经济逻辑。这一逻辑能调整过剩与匮乏的状态。正如德里达所观察到的,除重新解决资源分配不均这类数量问题之外,还存在着权力(agent)的问题:谁吃谁?如何理解吃本身和被吃的他者?又该如何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即“信念融合”的换喻这一关系?能培养出一种更广泛、更符合伦理道德的共餐习惯吗?又在什么样的体验的基础上会形成道德歧视呢?

在众多当代中国经济学者的话语中,唯有中医这一领域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并为如何走出平均主义的困境提出了建议。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合情理的重新分配资源的联想模式。它试图解决有人太穷、有人太富这个问题,试图消除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一切差异。人们沉浸在平均主义总会有效这种逻辑之中,以至不愿放弃整个体系将来一定健康这种幻想。现实中诊所里的医生和患者都必须寻找某种办法来医治虚实失调这种病患。有时他们找到的解决方法未必是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未必是进步的。然而若以某种方式解读中医,就会发现中医的实用逻辑中蕴含着有趣的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寓意。正如德里达在访谈时曾提到的,“联系他人是把他者与自我相连的最佳的、最充满敬意的、最满怀感激之情的、最慷慨的方式”。对于治疗“实邪”或长期“虚损”,中医从血液循环和脉络生理学的角度提供了治疗方法。人们只有在谈及完全不同的话题时才可能用到这些毫不相干的话语,而这些话语都超出了盗用和剥削的范畴。这些领域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中国都是伦理道德所关注的焦点。

撰写医学书籍的作者们很少把他们的视线投射到“社会”或者“政治”问题上。理由很充分:身体并非社会,个人的需求和能力与社区的需求和能力不同。然而,如果经济过剩与匮乏对于了解当代中国的困境是个很有说服力的比喻的话,那么身体的“虚损”或“实邪”就会情不自禁地从一个不过问政治的角度来对这个国家的各个领域展开近距离的评论了。但在开始这种改头换面的评论之前,我想弄清楚,改革开放时期的大众话语如何描述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物质过剩和物质匮乏这一广泛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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