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上述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吃是愉快的，是人类存在的美好体现之一。至少这是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所建议的，该小说通过对吃的美学性的坚持，来解释食物如何微妙地再次被政治化。在这部小说中，中国的“苦行—马克思主义”（asceto-Marxism）竭力想把奢侈从人们的头脑中清除，即使是在美食的吸引力依旧存在之时，小说探讨的仍是这个依旧存在的问题。[100]在这一点上，很像古华的精神会餐，对美味的享受是通过狗肉体现出来的，这种“油腻腻”的地方美食可以“滋阴补阳”，在寒冷的冬天，使人“浑身燥热”。这种食物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男人家在外边跑生意，少吃为佳，多吃生事。”[101]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城镇，在那儿几乎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阶层——狂热的“左派”分子只能找出区区二十几个黑五类分子——古华把整个生活描述成是由喜欢吃狗肉的人组成的。但是在阶级成分更加复杂的城市，在那些不仅仅满足于简单民粹主义的作者们的笔下，人们口味变化多端。
《美食家》是以苏州为背景，写于1984年，只比《芙蓉镇》晚几年面世。它从吃的另一个侧面——政治性——来展开故事，而这一侧面正是《白毛女》和《芙蓉镇》所要极力回避的。《美食家》拒绝把吃的问题简化为人的基本需求，相反，它通过不断提及吃给人带来的快乐并使之复杂化，表现出话语的转置、不平等社会中存在的对立在概念的层面上颠覆了“大食堂”。在当今的社会，肉体的享受能和物质的掠夺分开吗？这是《美食家》提出的问题，然而它却没有给出答案，这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但是，在小说中，易变的道德习惯被描述为一种属于当代中国食客的特性。
在这本描写美食的小说开篇，作家这样描述那个新中国成立前一种属于房东的的闲适生活：
朱自冶向房间[102]里一坐，就像重病号到了病房里，一切都用不着自己动手。跑堂的来献茶，擦背的来放水，甚至连脱鞋也用不着自己费力。朱自冶也不愿费力，痴痴呆呆地集中力量来对付那只胃，他觉得吃是一种享受，可那消化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美，必须潜心地体会，不能被外界的事物来分散注意力。集中精力最好的方法是泡在温水里，这时候四大皆空，万念俱寂，只觉得那胃在轻轻地蠕动，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甜美，这和品尝美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二者不能相互代替。[103]（6）
对于食物、烹饪和吃如此生动的描述贯穿全书。陆文夫在成功地刺激了我们感官的同时，也审视了日常生活中生产和消费的政治性。他对朱自冶午后到澡堂里洗澡消食的描写，确定了整个故事的双重语气。在展现主人公对于房东阶层表示不屑的同时，也唤起了读者对这些享乐主义寄生虫的世俗认同。
主人公老高是国营餐馆的经理，是有良知的社会主义干部，他的对立面，远房的亲戚朱自冶是个美食家，是以前有闲阶级的一员。老高因为其对正义的追求而痛恨朱。老高宣称自己蔑视餐饮和那些非常看重吃的寄生虫们，但是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他对革命和新中国历史的叙述却是通过吃的意象来完成的。小说中随处可见有关食物的词，而吃、烹饪、花钱买吃的和食物运输贯穿全书。敌对的行动用吞、烤和切片来表示，痛苦是酸的、辣的和焦的，而感情和事件既可以是苦的也可以是甜的。身体的快感是特别甜蜜的，细腻的感官意象就是用来传达这种快感。同时，通过对当地烹饪的精细描述，古老的城市苏州的形象被再现出来。马路上、小巷里，到处充斥着小吃摊的叫卖声和食物的香味。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法，感觉和时空被融合在一起。朱自冶必须起早赶到一家特定的苏州饭馆去吃第一锅“过桥”米线。他还为自己的嗜好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吃的艺术和其他的艺术一样，要严格控制时空的关系。”他还雇用了主人公高，在高很小的时候，让他跑遍全城去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买小吃，送到小酒馆给他们下酒。这样，高对于新中国成立前苏州的食物分布了如指掌。多年之后，朱成了“美食家”，他就时空的美学大发宏论：
北京街头小吃摊。小贩正在卖一种北京人冬天常喝的辣的汤，里面有猪的内脏。（作者提供，1993年）
东酸西辣，南甜北咸，人家只知道苏州菜都是甜的，实在是个大的误会。苏州菜除掉甜菜之外，最讲究的便是放盐。盐能吊百味，如果在鲃肺汤中忘记了放盐，那就是淡而无味，即什么味道也没有。盐一放，来了，鲃肺鲜、火腿香、莼菜滑、笋片脆。盐把百味吊出之后，它本身就隐而不见……这放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因人、因时而变。一桌酒席摆开，开头的几只菜要偏咸，淡了就要失败。为啥，因为人们刚刚开始吃，嘴巴淡，体内需要盐。以后的一只只菜上来，就要逐步地淡下去，如果这桌酒席有四十个菜的话，那最后的一只汤简直就不能放盐，大家一喝，照样喊鲜。因为那么多的酒和菜都已吃了下去，身体内的盐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水。
这段宏论让人想起了中医教学：治疗是灵活的，要针对不同的地点、时间和个人（事实上，中医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因时、因人）。很明显，和第一章提出的观点一致，这位美食家想展示的是，精心烹饪的美食何以调动那些产生快乐体验的力量。但是，陆文夫不满足于这种身体政治，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层面上，食物也具有政治性。
生产和消费的道德与政治性、集体主义的责任以及个人的愿望都可以通过吃的寓言方式得以无限扩展。在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对于澡堂工人的剥削——每个人至少应该自己脱鞋——就是众多事实中的一个，证明朱自冶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之劳动基础上。在文中，美食家的太太辛勤地烹饪，以满足他自命不凡的客人。她说：“他这人是宜兴的夜壶，独出一张嘴。”（84）这个比喻逼真地勾勒出了一个在道德上一文不值的消费者形象。不事生产而大贪口腹之欲，房东朱自冶就是个寄生虫。在新政府没收了他的财产之后，他也有定期津贴弥补个人的收入损失。他就像是只夜壶，唯一的功能就是接受，而无其他价值。美食家为了享受而吃，而不是为了健康或者强化社会关系而吃，这是对平均主义道德标准的公然挑衅。他没有变成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公民，贪吃使他成为一个不知道如何工作的、只知道追求身体快乐的朝生暮死的蜉蝣。
最糟糕的是，美食家和他的朋友们沉迷于食物的色、香、味，他们无法感知到他们是在剥削。劳动理论至少要认可小高跑腿所消耗的体力、妻子或者母亲切菜炒菜所付出的努力。虽然朱自冶的太太在厨房的劳作非常辛苦，但她说那是因为餐馆里不可能烧出家中为特别的节日所烹调的美食，因为最好的食物要花好几个星期去设计、准备。她的丈夫从没有看到他的爱好需要付出辛勤劳作的一面，但是，当老高想招待从远方来的朋友时，才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这种不对称问题。尽管平常都是母亲烧饭，这次老高让他太太去买点菜烧给朋友们吃。他那具有现代思想的年轻太太反驳道：“怎么，你把说过的话都忘啦，你说年轻人如果把业余时间都花在小炉子上，肯定不会有出息……你看，我这个有出息的人还不知道油瓶在哪里！”（39）老高向工人阶级做承诺，期望一个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到来，但是，他忘了他是多么依赖他的母亲。
“文化大革命”后期，朱自冶和老高的命运被联在了一起，对他们不满的服务员给他们编造了莫须有的罪名，这时朱子冶自私的本质更加暴露无遗，但已不仅仅体现在大男子主义的层面上了。
居委会也不能没有表示……他们之后勒令我和朱自冶、孔碧霞（他太太）早晨到居委会的门口请罪。我和朱自冶终于站到了一起！
挂着牌子站在居委会的门口请罪，那滋味比“押上台来！”更难受。……
孔碧霞可熬不住呀，她是个爱打扮而又讲风度的人，如今剃了个阴阳头，挂着个女特务的牌子站在那里。……再加上那个该死的朱自冶，居然交代他曾经看到孔碧霞从国外（她前夫从香港寄来的）罐头上剥下商标纸，一直压在玻璃台板里，破四旧的时候才烧毁。……这密码就在商标纸背后！孔碧霞又羞、又恨、又急，站了不到半个小时便砰的一声倒地，满脸鲜血，人事不省。（55—56）
那些被认为对人民有罪的人，在人们的监督下，要经常反思自己的错误（50，54），但这位美食家只会把罪责转嫁给他的太太兼敬业的厨师。食品罐头的商标纸上可能记着反革命密码，这个想法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让人们看到即使是日用品也可能具有政治性。就他而言，密码完全是绝望的美食家臆想出来的。在一个政治敏感的社会里，他好像认为，食物是不会说话的，吃就是吃。
在这次告发后不久，老高和他的家人都被下放到农村，有好几年，他们吃的是咬不动的老鸡，喝的是劣质的酒。朱自冶过的是相对没有被打扰的生活。“依然（和孔碧霞）住在五十四号院”，吃得也还不错。与《芙蓉镇》不同，陆文夫的这部中篇小说对饥饿不感兴趣，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所体现的社会差异上。例如，老高劝说他的工人朋友阿二，放弃被人看不起但是赚钱比较多的拉人力车的工作，但是当阿二找到唯一能代替他以前的工作——去河道挖淤泥——他家吃得喝得还不如以前呢，“烤鹅和红酒都一度消失了”，老高从中得到了教训：思想的正确并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
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陆文夫也没有像某些作家那样，用启示录式的语言来描写。相反，饥饿再次区分了主人公——自私的唯美主义者、忠诚的干部——和朱自冶。当有人送老高一车南瓜，这在中国绝对算不上美食，但对他忠实的朋友阿二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笔横财，两个人希望做熟的南瓜，可以帮助因营养不良而造成浮肿的老高太太恢复健康。美食家朱自冶也想为自己要几个南瓜，便加入了推车的行列。在饥饿的年代，他的对手也对他产生了恻隐之心，老高想知道他的老房东是否最终会意识到劳动的价值和他寄生方式的愚蠢。然而，他们在推车时的谈话证明老高想错了。朱所谈的还是吃，他在进行着自己的“精神会餐”，向根本就不想听的老高大谈过去和将来的美食。甚至在国家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他的思维依然是个美食家，把普通的南瓜想象成难以置信的“八宝南瓜盅”，里面放满了当时无法获得的好东西。
这样的人物让我们想到，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不仅食物的数量和种类有所变化，分配不均衡，而且吃的日常行为也建构和重建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对等联系。正如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吃”，总会回到餐桌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问题一样，《美食家》也不断在重新评价美食家和道德家、房东和干部之间的关系。食物在他们之间流动，反复提及知己之感出现的可能性，然后重新指出是他们之间的不平等把他们分离开来。也许重要的是，这不是权力上的差异：从始至终，朱自冶几乎都比老高富有，但是他总是处在真正社会权力的边缘。老高虽然有权，在他的社会主义工作单位——国营餐馆里当政，但不得不忍受他的“革命”带来的后果。在整部小说中，他都宣称自己不情愿担任行政重任，但是我们必须假设的是，共产主义干部的生活，特别是当他的生活被革命的热情点燃时，是会得到快乐回报的。但是，让老高反复沮丧地咬牙切齿的是，他的权力唯一无法控制的人就是他那位寄生虫亲戚——朱自冶，这只不可救药的硕鼠，好像总是游离于改革的权力之外。
权力的问题在《美食家》的结尾说得很清楚。这位依然忠于职守的干部，现在人们称他为高主任而不是同志，被哄骗到朱自冶家参加一个宴会，一群立场值得怀疑的朋友们撺掇老高聘用“吸血鬼”朱自冶做他国营餐馆的顾问。我们的叙述者设法在做出任何承诺之前溜了出来（在关键的时候，谈话停下来，上“三套鸭”）。他对朱自冶所有的仇恨又复苏了。他带着这种仇恨到阿二家参加婚礼。(www.xing528.com)
所有的婚礼都差不多：“这里是个欢乐的世界，没有应酬，没有虚伪，也谈不上奢靡。天井里坐满了人，在那里嗑瓜子，吃喜糖。”老高一岁的孙子也在。这小家伙已经被所有的大人宠坏了，因为他们总是给他最好的东西。但是他不吃一般的中国硬糖果。有人给了他一块巧克力——一种很贵的外国糖，小孩立刻接了过去，这令大人们非常高兴：“哎呀，这孩子真聪明，懂得吃好的！”这话激怒了老高：
我的头脑突然发炸，得了吧，长大了又是一个美食家！我一生一世管不了朱自冶，还管不了你这个小东西！我伸手抢过巧克力，把一粒硬糖硬塞到小嘴里。
孩子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满座愕然，以为我这个老家伙的神经出了问题。（185）
到此小说戛然而止。外国享乐的邪恶甚至已经渗透到老高的家庭内部，腐蚀着小孙子的未来。这位有良知的社会主义干部无法运用他的权力改变强烈的身体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产生于味蕾和胃口，而不是心灵和思想。从小说一开始，这个美食家就依据更深层次的更永恒的人性行事，他的这种行为远非他的理想主义的亲戚可以理解。我们从书中可以读出这样的含义：理想有时会使人失去理智；然而，吃只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饕餮和乞丐。这种结局和《芙蓉镇》相仿。这时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疯狂的形式，但是食物是唯一自然的东西，尽管便宜的硬糖和昂贵的巧克力之间存在着差异。
但是如果从整体上看，此文本则更加复杂。阅读陆文夫小说就好像自己也成了美食家，替别人（也许是罪过地）享受朱自冶享受过的美食——头锅米线、菊花鱼、雪花鸡球、蟹肉菜心、桂花小圆子，还有孔碧霞精心制作的心形的西红柿里面放满炒熟的虾仁，我们也参与到小说制造的某种快乐中，体味早期苏州绅士的日常生活，想象当地精致小吃制造出来的美味。如果我们与老高这位叙述者为伍，我们就会拒绝“懂得吃好的”，因为那暗示着自我沉醉和剥削，而且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分享对未来中国的希望，那时不再有人为了短命的快乐而利用他人的劳动。如果我们跳出文本的声音来阅读（我们是和作者一起阅读，还是和他写作的那个时代一起阅读？）我们会为中国而哭泣，因为它在二者之间徘徊，一边是掠夺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巧克力”（这是一种把让人民果腹的经济与调和社会分裂的政治无情地分开的制度和语言），另一边是“封建主义”的三套鸭。而这种徘徊仅仅是因为是它为少部分人提供了至乐。[104]对下面的问题难以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如何吃才既有道德又有快乐，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吃得好”？
在小说的结尾，老高很郁闷。他坚持了35年的革命理想早就变味儿了。人们常指责他犯了意识形态的错误，而他的老对手朱自冶却总能逃脱各种“改造”。在阿二具有无产阶级特征的家庭婚礼上，人们庆祝新中国带来的繁荣幸福，但这种庆祝是有节制的，而与此同时，在街的尽头，美食家朱自冶正大肆享受着比以前更不劳而获、更具剥削色彩的盛宴。更加不可忍受的是，这种口福本身却变成了一种专长，为此，朱自冶每个月可以从国营餐馆领到薪水，还能得到那些入门级美食家的赞许。
陆文夫典型的味觉比喻三套鸭分散了朱自冶家客人们的注意力，使老高得以借机溜了出来。这个比喻是改革时代社会分层的最具雄辩力的物质体现。这道高难度的菜是“把一只鸽子塞在鸡肚里，再把鸡塞到鸭肚里，烧好之后看上去是一只整鸭，一只硕大的整鸭趴在船盆里。船盆的四周放着一圈鹌鹑蛋，好像那蛋就是鸽子刚生出来的”。难怪这些美食家们会停下政治宏论，惊叹这道美食的神奇！三套鸭确实和几十年来老百姓好日子里吃的肉馅饺子有天壤之别。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做得出这道菜（而饺子是在全家人的参与之下做出来的），它把许多异乎寻常的原料放在了一起（这里不光是猪肉、面粉和大白菜），它即使不用主要的谷物和蔬菜，也含有所有的蛋白质。它既让人想起，又巧妙地遮蔽了社会上所存在的、弱肉强食的等级分化现象。饺子是可以让所有人都可以吃到的食物（有些时候，几乎还由政府提供），而三套鸭除了美食家之外，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吃得到的。
以美食家的身份作掩护，朱自冶逃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反右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影响了许多人的批斗囚禁。除追求口腹之欲，他从不尝试做任何事情（他自己根本不会做饭！），因此也就不用为任何危险的事情承担责任，对他最严厉的指控不过是“吸血鬼”——一只吸血的蚊子。他的故事描述的是一种无节制的吃，这种吃所带来的快乐只能留给历史分析家来论定。无论是老高还是党的理论家都无法控制这么一个活着只是为了吃的人。
在附近的饭馆里，女主人等着客人来品尝特殊的饭菜。（作者摄于2001年）
《美食家》的结尾非常模糊，但也暗示到，美学家和空想家之间的对立是无法消除的，两者都过分强调食物的一个方面，因此都显得滑稽可笑。朱自冶迷恋他的胃，享受美食；老高为人民着想，要让所有人能吃得上饭就得节制。两者互不相称，但又共存共生。陆文夫作品的力量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本，该文本为我们带来的快乐甚至超过了他的主人公们为我们带来的快乐。《美食家》在为读者提供想象、欢乐和美的同时也涉及了历史、苦难和道德。它不仅仅涉及吃的问题，它还表现了吃的过程，既刺激了读者的味蕾又挑战了读者的消化系统。该文本既是政治的，也是美学的，既满足了感官，也挑战人们的智力，它是真正的“精神会餐”。在想象和记忆的宴会上，读者成了被体现的客人，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享受到了美味以及和美味相关的谈话，忍受着饥饿和焦虑。在他的叙述中，陆文夫用一个欢乐的、社会性的、对抗的、渴望的和政治的混合体剔除了所有的矛盾。
陆文夫在《美食家》中所使用的策略，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家们展示的“美学对抗”是一致的，都在反叛过去的文学政治化。[105]这种对抗反对把语言和经历彻底政治化。随着改革的深入，作家们尝试语言使用的多重方法，把新的特征注入现代汉语，这种汉语曾充斥着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文字需要寻找新的所指，这就要求作家创建一个新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文本可以具有超越几十年来官方话语的意义。《美食家》在两个层面上参与了这种美学对抗：朱自冶被描述成一个美学家，陆文夫也用明显的美学手法弥补了他社会视角的苍白。《美食家》在为读者提供亲密体验美食快感的同时，也质询了身体和自我，这个20世纪80年代早期才刚刚出现的问题（第四章会着重讨论这一观点）。
陆文夫对国家极“左”路线的抵制，在餐馆的工人（红卫兵）对主人公滑稽可笑的指控那一段描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不可思议的”场景涉及从香港的罐头商标、艰难岁月时作为礼物的南瓜。陆文夫似乎想和读者一起分享脱离政治的办法，试图在小说中营造一种吃就是吃的气氛，但是却没有一顿饭不带政治性。他只能退到关注语言的运用层面上，用怀旧和味觉的美以及俚语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这些依然涉及权力和不平等，与毛泽东主义所倡导的那种沉重的道德相对立。古华用《芙蓉镇》刻画改革时代物质需求和政治理想之间的对立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同理，陆文夫和许多其他毛泽东时代后期的作家们，试图从国家政治的过度简单化中去除身体的生活。[106]但是优美的语言不足以回答革命，以及几代中国人的吃所带来的问题。
事实上，陆文夫好像意识到，不仅是吃，而且美本身也应当引起社会的重视。毕竟，他的家乡苏州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公认的风景如画的“人间天堂”。1983年我去那儿旅行的时候，也就是《美食家》正在写作的时候，苏州的园林经历了多年的废弃和乱用。但是修复工作正在进行，政府动员了拥有精湛技艺的木匠重建亭子和连拱廊，组织园林工人栽培稀有植物，重现微型园林景观。要做的工作以及相关费用在说明改造的路标上四处可见，许多地方都有募捐箱。陆的小说也提到阿二在放弃拉人力车的工作后，也参加了早期美化苏州的劳动。那工作就是在苏州狭窄的运河里清运淤泥。“这个工作很辛苦，但也很有意义。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污泥浊水，我们要把污泥浊水变清流，使这个东方的威尼斯变得名副其实，使这个天堂变得更加美丽，是我们革命的一个方面。”（20）然而，阿二的新工作——美化苏州，要比为朱自冶拉人力车四处去吃东西累得多，而且一天却只能给家里带回三斤米。换句话说，为持续的美付出的劳动，要远远多于为消费阶层服务所付出的劳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朱自冶非常个人化的“无以言表”的口腹不同于可以使市民生活得更好的城市的可爱：平静的园林、美化的街道、清洁的水道。
也许，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对于像陆文夫这样的作家，以及改革时期中国广大读者来说，只要有美就够了。但是引导读者和作家（即文化的中国）得出这种明显结论的历史还没有消失，也不能消失。《白毛女》所提供的深层满足为受压迫的大多数沉默农民找到话语权和权力（但是依然坚持阶级斗争）和《芙蓉镇》所体现的极度简单的物质需求（然而无法消除模糊的记忆），在《美食家》中都变成了美学。《美食家》中的不同人物和他们的经历，表明中国人所特有的对过去的感受、对逝水年华的魂萦梦绕。例如：老高是作为新中国和党的道德代表出场的[他的学生时代表明了这一点（9）]，而且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他对新中国成立前苏州的乞丐和工人的赤贫状况描述得非常细腻。文本很清楚地表明他的话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个依然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所以他不愿意忘记旧社会的苦。尽管就餐馆的生意而言，他已经看到了某些极“左”的错误，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根深蒂固的过去时代的平均主义。
《美食家》还给我们描述了一些虽不能言善辩、但却对道德忠贞不贰的角色。阿二，任劳任怨的工人；孔碧霞，勤劳（而且美丽）的厨师，嫁给了“夜壶”朱自冶。这些人物不像该书的主人公，他们没有把食物或者吃上升到理论高度，他们只是过日子，为了最基本的吃提供服务和进行生产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和朱是“不是拿工资，就是吃补贴的人”，而阿二和孔碧霞虽然他们不是粮食的直接生产者，但是他们靠劳动维持了生计。他们二人以局外人的身份在小说中出现，他们才是道德的权威，但是他们却没有话语权。
当然，令人回味无穷的是朱自冶。在小说的结尾，这位美食家变成一个善谈的人，尽管在老高看来，他说的都是些空话。但这是这个人物的唯一变化。作为食客，他依然没有改变，照吃如故。在身体和渴望的层面上，他的存在，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社会和改革开放时代都没有任何差别，因为在这两个时代中，“致富”都是光荣的事情。这样，陆文夫通过朱自冶表达了人类社会本质的一种内在趋势，他自私地追求口福的方式是以吃本身的问题为基础的。这种比喻还暗示了另外一种自然化：贪婪是自然的，它的终极形态是疯狂——“他们一定认为这个老家伙彻底地疯了”——为了集体的利益，以理想政治的名义要控制贪婪。
我的祖父，一位高中的拉丁语教师，总是用一句“De gustibus non disputandum est”（说到口味，没有什么好争辩的）来解决他年轻的孙子们之间的争吵。他的手段很高明，毫无疑问，这是他所受的古典教育的结果。他非常巧妙地把我们之间争端归结为仅仅是口味的问题，然后，做出终极宣判，“没有什么好争辩的”。本章中所讨论的材料呈现了许多有关口味的争论，表达了深刻的历史对抗，至少从理论上说，并没有定论。但是这些争辩没有触及口味本身。当身体的体验被如此自然化了，历史的区别就被避开了。当快乐、渴望和贪婪仅仅被视为对于任何政治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无法改变的条件时，身体的诸多变化着的方式就无法被领悟。事实上，快乐和贪婪会随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巨大变化。
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我们会在下一章看到，世俗生活所依托的政治，在当代中国已经变得非常明晰。不同时代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认真地探究身体和社会的语言习惯，这些语言习惯用集体主义的观念来评价食物，远远地超越了营养的层面。尽管我所探查的文学作品都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仍能从第一章中看到，有关味道和权力的理论在中医的技术中依然存在，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历史上可能存在的快乐的语言。是什么把这两种关于体现的语言联系起来了？是什么把7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或者批评维度与医学理论化治疗或者那些在医学上理论化了的生活现象学联系起来了？在第三章里，我要把伟大的小说家莫言的一些反思和中医的某些理论资源结合在一起以探讨这些联系。但是，这些联系并不能解决上述这些矛盾，只能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白毛女》、《芙蓉镇》和《美食家》来凸现这些矛盾。为解决口味上（用我祖父的话说）的争端做了大量的努力，但在中国，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仍可以看到，争辩仍在继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