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结尾简要描述的市场繁荣景象掩盖了该书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连山镇的人民也能看出，尽管食物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切，比饥饿更严重的问题依然存在。古华的小说表明改革开放前最黑暗的时候，是引起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极端主义政治，甚至连吃“瓜菜代”时一点点欢笑都不允许。
在高度艰难岁月期间，精神会餐毕竟可以带来某种真实的满足，甚至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是如此。“画饼充饥”虽然不能填饱肚子，但是可以帮助人们一起熬过漫漫长夜。与饥荒的苦难混合在一起的是活下去的希望，对美食的念想，和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叙事的食物（无论食物有多么糟糕）。《芙蓉镇》通过带领我们经历了可怕的阶级斗争、邻里之间的背叛以及自由市场的恢复，明确了一种与吃相关的价值观。人们发现，食物是社员们生活的基础。而且，自由市场是件好事，因为它允许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换食物，不再受到政策的干扰。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不如食物和人重要。
这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手法，试图把人们的需求简化为食物（还有伴随物：衣和住）。[97]小说本身也提到“旧的阴影还没有完全从（人们的）心中消失”。想要卷土重来的无论是“左派”分子，还是前所未有的、鲜为人知的全球资本主义恶魔，对它们，新的市场秩序都无法应对。毛主席至少还乐意描绘共产主义的未来，毫无疑问，这种前景占据着全中国人民的想象。然而，《芙蓉镇》中的市场在更有效地填饱了人们肚子的同时却没有为人们提供足够的精神食粮。改革开放时期，身体的盛宴取代了曾经帮助人们度过漫长饥饿夜晚的精神会餐。这种二元对立是民粹主义者刻意坚持的，他们的理念就是“对老百姓来说，食物就是一切”。
但是有些集体主义的场景比饥饿更糟糕。玩笑和记忆冲淡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可怕特质，但是当“文化大革命”期间最狂热的空想家也被打倒时，又该怎么评论这段黑暗岁月呢？深受当地政客之迫害的山镇人，看到他们所熟悉的芙蓉镇上那个所谓的“真正的左派”也被北方来的红卫兵打倒时，倍感震惊。
红卫兵莽莽撞撞，头脑膨胀，一口北方腔，用牛皮带抽得李国香这个自封的“真正的左派”有口难言，一时无从申辩。(www.xing528.com)
那是什么样的年月？一切真善美和假恶丑、是与非、红与黑全部颠颠倒倒光怪陆离的年月，牛肝猪肺、狼心狗肚一锅煎炒、蒸熬的年月。正义含垢忍辱、苟且偷生，派性应运而生、风火狂澜。[98]
这种政治局势通过把不可想象的食物与不可思议的善恶决战这两种意象相连的方法，对现实本身提出了质疑。没人同情李国香，因为她长期以来已经脱离了山镇里那些有“右倾”思想的人们。但是普通老百姓如何能理解突如其来的政治形势所造成的混乱呢？忍受山镇里以党的理想为名的“左倾”运动已经很难了，但是，这些运动至少还没有打乱道德秩序。当红卫兵来的时候——他们好像来自火星，带着北方口音——把一切都颠倒了。生存变得异常艰难，因为那是一个把诸如“牛肝猪肺、狼心狗肚”等可怕的东西“一锅煎炒蒸熬”的年代。被打倒的“左派”，那些用直接的身体主宰来表现政治对抗的人，就像是狼心狗肚，又有谁能想到它们会在同一口可怕的锅里被一起炖了呢？
当然，《白毛女》的叙事就比较清晰明了：打倒了地主，穷人得以翻身。也许戏剧结尾最好可以被理解为清算行为：如果要彻底革命，地主阶级也应该像旧社会的农民那样，忍受死亡、饥饿和屈辱。他们储备的粮食也应该充公，再分给穷人。有些人也要为他们欠下的血债，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有当彻底报仇之后。才可以想象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未来。出现于40年后的小说《芙蓉镇》，通过其对好人和坏人的区分、对自由市场到集权政治再到自由市场的描述，也阐明了上述观点。芙蓉镇的人们被描述为简单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在市场和圩等场所相互交换其产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改革时期，随着这些交换活动日趋重要，人们重新界定了人和自然。或者我应该说“目前”，因为不确定的地方依然存在，过去和未来依然无法彻底摆脱政治。
小说最后说得很明白：山镇里喊口号的极“左”分子，其阶级斗争的口号令先前的受害者心烦意乱，现在也降格成了老百姓。最后，他被遣送到精神病院去“接受治疗”，芙蓉镇的知识分子、玉音的丈夫，最后说道：“现在有哪个城镇里没几个这样的疯子，到处溜达，胡言乱语？他们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时代的最后见证。”[99]他的话好像给空想家们造成的伤害盖棺论定：政治的狂热自然变成了疯子般的胡言乱语和历史错误。然而每个城市和城镇都会有几句“疯话”散布在街头，令温和的、小心谨慎的人们回忆起过去，对未来产生不安全感。芙蓉镇里喊口号的极“左”分子被暂时地遣送了，但是，从餐桌上彻底清除政治实际上要比古华想象的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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