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苦和“忆苦思甜”是毛泽东时代试图确保人民牢记解放和土改时期（1949年到50年代中期）革命特质的手段，这种特质具有“苦”和“甜”双重意义。苦要记到邪恶的剥削者身上，甜是因为党领导的政府好。但是记忆是靠不住的，它能自相矛盾地让人想起和官方历史叙事相左的经历。物资的短缺常常会使人的记忆倒向“相反”的方向，回味过去的甜，反思现在的苦。[85]《芙蓉镇》反映了这种不可靠的短暂性。
当人们用日常生活的身体术语来描述悠久的集体主义历史时，日常体验可能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盗用和改写。在艰难岁月，个人历史的典故被用来帮助人们坚信现在的苦不能和过去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甜相比。尽管官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的历史和旧社会的苦相比从整体上讲是甜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普通百姓已不必再接受这种简单化了的（被期待的）关于他们自身体验的描述，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政治任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而且改革开放早期，许多文学家和记者回味过去的甘苦并把它们描述成个人的而非国家的经历。
这些作品中使用的身体比喻有时是广泛社会变革的隐喻，有时是对极“左”行为的控诉，那种过度行为歪曲了人民的聪明智慧。改革开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对身体健康和人的尊严的亵渎，表明“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如何成为了某种确确实实的存在。但是通过把历史重新书写为个人身体事件的编年史，这种新小说为读者的记忆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诱人的风格。这些文学和报道用许多不同的方式，以体现的语言，使原本公共的日常生活私人化。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同样的姿态也表现出了使中国人民私人生活去政治化的倾向。
古华于1981年出版的小说《芙蓉镇》是1979年以后出现的一个相当典型的通俗文学作品。[86]当小说特别有影响力时，曾流行一时[87]，很快被拍成了电影，并放映了很长时间。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理想主义式的早期改革故事，它对于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出现的记忆新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重新铸造了日常生活的政治。这本小说不像样板戏那样完全是道德式的说教，但依然明确地区分了好人和坏人。古华满怀同情地勾勒出一些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生活因为一小群腐败空想家的阴谋几乎给毁得荡然无存。
作者讲述了南方一个有河的村镇，一位做米豆腐的小贩胡玉音和她的顾客在国家、地区不同的政治运动中命运的沉浮。胡玉音一开始和一位党的干部有冲突，该干部管理镇上一家国营餐馆，她很有野心。因为嫉恨胡玉音的豆腐摊以及她迷人的气质，一有政治运动，这位沮丧的老处女就把矛头指向胡玉音和她那些忠实勤劳的朋友们。玉音的第一个丈夫早逝，之后她的相好又锒铛入狱，她自己也被当成“黑五类”分子中的“新富农”而经常遭到羞辱。村镇变成了压制的场所，到处弥漫着怀疑的氛围，大家都缄默无声，害怕因说错话而遭到政治报复。当然，最终“四人帮”被捕后，邪恶的干部李国香和她的机会主义同党犯下的错误得以纠正，芙蓉镇的人们重又变得诚实，相互信任，乐于助人，与他人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这个镇子叫得最响的空想家确定无疑地疯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因为他不停地在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以下简短的概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该小说的几种传统的、过度简单化的评判：性方面得不到满足的单身女人以各种方式毁灭社会；经过剧烈的政治波动，那些过去曾说服过人们，或者至少让人们深感恐惧的话，在今天听起来就像是疯话；村镇居民简单的愿望：只要摆脱控制，能过日子就行。我们非常熟悉这些叙事要素。然而，也许更有意思的是，与政治叙事相平行的另一种叙事，这种叙事在描绘日常生活——生发故事中更具戏剧性事件的自然主义土壤——的层面上展开。比如说，在小说的开始，芙蓉镇被描述为一个欢乐的贸易场所，赶集的时候，人们享受各色吃食，也可以进行食物交换。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集市，人和农产品自由地混杂在一起，每个人，包括在动物市场关门后去捡粪的人，都会从这种管理相对宽松的贸易中获益。[88]但是，“大跃进”（1958年）后国家严格管制乡村市场行为，那些在自留地或者山上种农产品，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的人，谨小慎微，因为随时有被没收或者罚款的危险。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吃不饱肚子。我们可以预见到，小说的大团圆式结局是自由市场又回到这个镇子，甚至比以前更有活力。
从自由市场到政治的控制和饥荒再转回到自由市场的这种变化，是和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政策相吻合的。国家首先在农村放弃对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控制权，“包产到户”的体制又把土地还给了农民，和他们签订长期的合同，鼓励农民用他们能想到的任何方式多产粮食。国家照样按计划收购粮食，价格明显提高了，许多乡镇企业也为农民一下子打开了大门。1981年，小说《芙蓉镇》上交提请审查，很快获准出版，毫无疑问，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结尾鼓励人们发家致富，提倡农村集市的乡土文化，认可了“致富光荣”的理念。[89]和1981年通过政府渠道向外宣传的口号一样，小说表现了这样一种理念：生产者之间的直接市场交易是自然的，而政治对市场的干预则是对历史的背离。小说通过讲述道德故事，生动地描绘出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国家政策失误的代价，为改革时期经济策略的修正作出了贡献。
《芙蓉镇》通过饮食勾勒出新中国不同年代的和不同运动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直接触及读者的生活。胡玉音用微笑和打趣在集市上做她的米豆腐生意，而国营饭馆的员工们（对顾客）是那么的粗暴无礼、不合作。一位诚实的北方人靠学会吃小镇上的辣椒、地方特色的蛇肉、猫肉和狗肉而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但是，当另一位领导从上级行政部门下来检查和规范小贩行为时，人们则抱怨拿粮票的城里干部，认为粮票制度把粮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截然分开了。“那些在城里拿工资、吃补贴的人们依然认为他们应该控制农民的油、盐、柴火、米，无论农民吃不吃得饱肚子。”工作人员巡查为数不多的集市，经常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去贿赂更有权势的领导而没收农民的上等物品。因此，食物在表征诚实的同时，也代表了腐败。私下里，食物依旧强化着社会关系。一位友善的老干部出席一对不被承认的情人的秘密婚宴。两个人生不得意的老朋友一顿豪饮，致使半夜狂乱吐真言。还有一只共享的烤鸡引发了一对狗男女干部之间令人恶心的私情。在所有这些文字中，食物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营养和快乐，而是用一个小镇的吃，记载了国家的一段历史。
这样，古华用小说家的手法浓彩重墨地重新书写了历史。这种对新中国意义的重新理解是公然的民粹主义，公然对抗“阶级斗争”。值得一提的是，《白毛女》和《芙蓉镇》在结构上明显不同。后者避开了阶级报复。那个恶毒的女干部最后仅仅是被放逐到遥远的城市，嫁给一名干部，她的铁杆心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很明显，只要把这些滥用百姓信任的人们驱逐出小镇的日常生活就足够了。当小说面世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人们多数都被拨乱反正，归还了家产，官复原职了。被平反的人包括政治信念不同的所有人们，他们自己可能很难原谅那些出卖了他们的人。改革开始之后许多年，这仍是许多焦虑的根源。
《芙蓉镇》在“精神会餐”这一节中小心地处理了记忆行为本身。作者用哀叹和嘲笑饥饿的方式成功地模糊了食物与政治之间的关系。[90]
你可曾晓得什么是“精神会餐”吗？那是1960—1961年乡下吃公共食堂时的土特产。那年月五岭山区的社员们几个月不见油腥，一年难打一次牙祭，食物中植物纤维过剩，脂肪蛋白奇缺，瓜菜叶子越吃心里越慌。肚子瘪得贴到了背脊骨，喉咙都要伸出手。当然账要算到帝修反身上、老天爷身上。老天爷是五类分子，专门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捣蛋。后来又说（饥荒的）账要算到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上，他们反对三面红旗吃大锅饭。
回首过去的20年，古华唤醒了读者对饥饿年代统治他们生活的那些标语的记忆。尽管他知道上文中所指涉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策阶段，但他还是把所有的政治价值观都归结到一个叙事空间之内，这种归结有些荒谬可笑。我们猜测，这些概念很明显地被搞混了。在创作该小说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忙于策划中国经济改革的蓝图。而且这是对革命的自负野心的嘲弄，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老天爷居然也被划成“黑五类”这种阶级敌人。随着小说的展开，这种讥讽的语气一直存在以保持一种历史的眼光，在人民公社年代，把食物的短缺与政治的矛盾混为一谈：“那些大锅饭有什么错？那是长期没有油水的绿叶菜炖萝卜，要和回忆与比较一起吃下去，回忆过去的苦，反映现在的甜（忆苦思甜）。‘如果你觉得苦，想想长征时红军的苦。’[91]”这样，在人民公社时期，吃和回忆并存，希望人们能在咽下饥饿苦果的同时接受国家对那段特定历史的描述。在国家建设时期，把食物的配给和对过去的叙述联系起来是非常有效的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方法。但是，如果食物非常难吃怎么办？吃得越多，人越瘦，最终对立的局面就会浮出水面。肉体的感受将不再支持这种联系。
当年那些为着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幸福安乐而牺牲在雪山草地上的先烈们，如若九泉有灵，得知他们吃过的树皮草根竟然在为公共食堂的“瓜菜代”打马虎眼，真不知要作何感叹了。山区的社员们搞不清这些藏匿在楼阁嵯峨的广厦深宫里的玄论。民以食为天，社员们只晓得肚子饿得痛，嘴里冒清口水。蕨根糠秕吃下去，粪便凝结在肛门口，和铁一样硬，出生血。要用指头抠，细棍挑，活作孽。
真是艰难时世！就连最基本的大肠蠕动的快感都做不到！这里古华讥讽地把饥饿时吃的叫“瓜菜代”，把“回忆和比较”视为不可思议的“玄论”，是从“楼阁嵯峨的广厦深宫里”，也就是政府里发出的高谈阔论。而且革命是，或者原本就应该是，保证最基本的身体健康，这一点谁都清楚。饥饿的芙蓉镇人仍然认为，能让人们过上正常的生活，吃到能消化的食物，是那些革命先烈的奋斗目标。甚至在这种讥讽中，作者构想出了政治语言和日常饮食的亲密关系。
接着，精神会餐把语言和食物、思想和感受更加紧密地编织在一起：
他们白天还好过，到了晚上睡不着。于是，人们的智慧就来填补物质的空白。人们就来互相回忆、讲述自己哪年哪月，何处何家所吃过的一顿最为丰盛的酒席，整鸡整鱼，肥嘟嘟的团子肉、皮皱皱的肘子、夹的筷子都要弯下去的四两一块的扣肉、粉蒸肉、回锅肉等等。当然山里人最喜欢的还是落雪天吃肥狗肉。正是一家炖狗肉，四邻闻香气。吃得满嘴油光，肚皮鼓胀，浑身燥热，打出个饱嗝来都是油腻腻的。狗肉好吃名气丑，上不得大席面，但滋阴补阳，男人家在外边跑生意，少吃为佳，多吃生事。于是，讲着的，听着的，都仿佛眼睛看到了佳肴，鼻子闻到了肉香，满嘴都是唾液。日子还长着呢，机会还多得是，将口腹享受，寄望于日后。(www.xing528.com)
希望将来能吃饱肚子当然是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标准的滞后方式。但是，在芙蓉镇饥饿的黑夜里，人们的精神会餐更能令人满足：肉能使“浑身燥热”，“肚皮鼓胀”，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政党把目标限定在让所有人能吃饱饭上，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但是，当老百姓梦想着饥饿终结时，却有更高的希望。他们回忆和期望的不仅仅是吃饱，而是享受，不仅是一顿饭而是长期的力量、健康和享受。
对未来的承诺自然让人们忆起全国的政治局势，随着情节的展开，小说中出现了某种乡下人的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信任：
解放十余年了的山镇，总不乏几个知书识字、粗通文墨的人，就拟定下一个文绉绉的词儿：精神会餐。这词儿使用的期限不长，有的村寨半载，有的乡镇一年。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啊。神州大地发生过的大饥荒还少了吗？那时饿殍载道，枯骨遍野。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精神会餐”之类的支流末节，算得了什么？一要分清延安和西安，二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何况新中国才成立十一二年。白手起家，一切都在探索。进入现代社会，国家和百姓都要付学费。俱往矣，功与过，留给后人评说。
在这最后几行文字中，作者以更加同情的口吻，采用了政府的语言。人民的意象也有所改变。他们不再是非理性政治统治下的不幸受害者。相反，他们成了明智的幸存者，知道如何使用想象的滞后，度过艰难岁月。无论现在的饥饿被记忆替换为饱足的过去，还是当代政治灾难，都被视为向未来“现代化的社会”所交的“学费”，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的苦难不像有时看上去那么重要了。再者，人们没有忘记政治（那些英雄）和食物，而且他们对物质上丰富的好社会充满希望。
该文本的主线是回忆发生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的一次饥荒，古华对现代中国历史进行了重新分期，把最苦的日子放在新中国而不是旧社会。《芙蓉镇》与名噪一时的伤痕文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政治高调保持一致，它把矛头对准“极端主义分子”，并没有质疑共产党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原则。主要受批评的形象不过是“没有油水的绿叶菜炖萝卜”，一种糟糕的食物混杂在对美食的狂想中。人民公社的大锅饭，这是官方让人们回忆苦难的记录方式，希望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的读者以“不再”来回应。在拒绝一种淡忘了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他们拒绝没有味道的食物。
上述的引文出自《芙蓉镇》的开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名义，灾难一再降临在小镇人的身上。在小说的结尾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国家的宣传已经淡出，自由市场又重新出现了。这时，人们的食物有了显著的变化。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物，过去和未来这些作为精神会餐主要特征的东西已经在农村的消费主义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以下的引文可以让读者回想起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
芙蓉镇今春逢圩，跟往时不大相同。往时逢圩，山里人像赶“黑市”，出卖个山珍野味，皮毛药材，都要脑后长双眼睛，留心风吹草动。粮食、茶、油、花生、黄豆、棉花、木材、生猪、牛、羊等等，称为国家统购统销的“三类物资”，严禁上市。至于猪肉牛肉，则连社员们自己一年到头都难得沾几次荤腥，养的猪还在吃奶时就订了派购任务，除非瘟死，才回到圩场上去卖那种发红的“灾猪肉”。城镇人口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有时还要托人从后门才买到手。
“灾猪肉”是改革开放时期许多典型的历史小玩笑之一。当国家再分配体制盛行之时，它根本就不是笑话，而是一种像“美国农业部认定”一样的专业术语。毛泽东时代的语言中有很多类似的术语，标志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思想、经济和食物的意向，政府起着类似老百姓衣食父母一样的作用。自由市场再次出现后，这样的委婉语只能令人一笑，它把“灾”这样的革命浪漫主义词汇和实实在在的“猪肉”或者“肉”联在一起。人们不禁会问，这是谁的灾？国家的？农民的（但他们毕竟可以从猪的疾病中获利）？也许这只是猪本身的灾。“灾猪肉”一词是语言和日常生活的彻底革命。一旦革命结束了，政治和吃就不再紧密相联了。（市场经济是如此的便利，不再受政治道德的阻碍！）这类词汇就变成了小小的精神点心。
小说中所列政府控制的农产品清单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谷物、茶、油、花生、大豆、棉花、木材、猪、牛和羊。每家只许养三只鸡，还有必要的燃料和青菜，这些是人们的必需品。[92]这些东西不允许农民之间直接交换。这个单子中没有奢侈品，也并没什么多样性。一个人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就是不要求日常饮食有什么变化，这曾是芙蓉镇社会生活的标志。[93]但是这一切即将改变。
时间真像在变魔术！“四人帮”倒台才短短两年多一点，山镇上的人们却是恍若隔世，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里了啊。如今芙蓉镇逢圩，一月三旬，每旬一六，那些穿戴得银饰闪闪、花花绿绿的瑶家阿妹、壮家大姐，那些衣着笔笔挺挺的汉家后生子，那些丰收之后面带笑容、腰里装着满鼓鼓钱荷包的当家嫂子、主事汉子们，或三五成群，或两人成对，或担着嫩葱水灵的时鲜白菜，或提着满筐满篮的青皮鸭蛋、麻壳鸡子，或推着辆鸡公车，车上载着社队企业活蹦乱跳的鱼鲜产品，或一阵风踩着辆单车，后坐上搭一位嘻哈女客，人们从四乡的大路、小路上赶来，在芙蓉镇的新街、老街上占三尺地面，设摊摆担，云集贸易。那人流、人河，那嗡嗡的闹市声呦，响彻偌大一个山镇，圩场上最为惹人注目的，是新出现了米行，肉行。白米，红米，糙米，机米，筐筐担担，排成队，任人们挑选议价。新政策允许社员们在完成国家的征购派购任务后，到市场上出售富余的粮油农副产品。肉行更是蔚为壮观，木案板排成两长行，就像在开着社员家庭养猪的展销会、评比会，看谁案板上的膘厚油肥，皮薄肉嫩。就是不逢圩的日子，新街老铺的猪肉也是从天光卖到天黑。产供销出现了新矛盾：社员要交猪，食品站不收。理由是小镇地方小，没有冷库，私人的猪肉都卖不脱，公家杀猪哪来的销路？和前些年相比，供销关系颠倒了过来，山镇上的人们啊，不晓得“四个现代化”具体为何物，但已经从切身的利益上，开始品尝到了甜头。
很明显，现在用不着怀旧或者乌托邦式的想象滞后。热闹非凡的圩场和供给充足的猪肉立刻就能刺激人们的胃口，而且想象得出，汉族青年与其瑶族、壮族邻居无需交换眼神就能理解彼此的心情。品种多样的食物又回来了。过去的必需品依然占主要地位，过去带沙粒的次米换成了白米、红米、糙米、机米，猪肉也是“膘厚油肥，皮薄肉嫩”。这些就足够让一个好厨子心花怒放的了。圩场还向人们提供了视觉享受：喧闹的集市，成排的、五颜六色的农产品，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不同的米和肉之间挑选，意味着周围市场上大有可选择的余地。有了“嫩葱水灵的时鲜白菜，满筐满篮的青皮鸭蛋、麻壳鸡子，活蹦乱跳的鱼鲜产品”，巧妇不再难为无米之炊。人民公社大食堂里的食物平均主义，已经随着南瓜菜叶汤被人们抛在了脑后。
作者仍然把这些“山镇上的人们”描述为无法理解国家政策的群众，但是，现在他们几乎可以忘记政治。不过，他们依然心存疑问：“尽管现在没有什么好发愁的，人们还是担心将来。他们心中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失。人们依然担心哪天‘左’倾分子是否会杀回来，扑灭脆弱的希望的火苗。所有的口号和理论，斗争和运动会再次变得重要，统治人们的生活，把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像油、盐、青菜和米都替换掉？”[94]
小说进行到这里，食物已经摆脱了过度政治化以及“所有的口号和理论，斗争和运动”。担心意识形态会代替“生活的必需品”意味着物质财富和政治思想之间的明显区别。人们指责毛泽东时代用非物质的观念填充人们的肚子，而改革开放时代则物质极大丰富。芙蓉镇新近出现的食物极大丰富与过去的食物短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食物短缺相连的是想象中的吃饱肚子和政府控制的再分配系统。“四人帮”被打倒了之后，人们真正的需求得到重新界定，被当作相对简单的，不再是雄心勃勃的国家政治的基础。政府应当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抽身而退，让人们和市场自行管理，让政治不再参与其中。
“生活必需品”的概念是不言自明的，是由一系列主食（油和盐、蔬菜和米）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来的。运用这个概念，《芙蓉镇》简化了历史和经济学，使得目前市场秩序趋于自然化（全国饥荒之后的几年，开展了非常广泛的群众运动，在小说中，这些阶段都被一笔带过）。有争议的“需要”是自然的人体对食物的需要，不应该受到共享理想的欺骗。但是，小说的开篇和结尾所提到与自由市场相连的充足和狂欢的意象，早已说明食物的供给不能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割裂开来。人们不仅需要食物而且需要交往，不仅需要营养而且需要美食，用以支撑有滋有味的生活，可以和镇上的其他人交流。只有恢复了自由市场，生活在芙蓉镇的人们才能彻底地过上人的生活。
然而，人性的观念并不意味着它和历史之间存在着简单或者自然的关系。如上述引文所示，人们必须参与到可以创造的历史回忆中。古华原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让他所有的读者把毛泽东时代回忆成这样一个时代，即在那个时候，国家通过社会主义管理模式来满足人们需求的愿望，堕落为持续的“文化的”革命，将吃喝与思想、世俗与政治混为一谈。像古华这样改革开放早期的作家，倾向于把物质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这种做法就像是一种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狭隘回归，因为它彻底否定了经济基础的作用。[95]政治运动不再能作为改造中国的力量。人们只欢迎生产力的革命，而希望生产关系按照全球化模式，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模式自行演变。以前政府用粮票、饭桌上的谈话和历史回忆来为人民服务，现在政府乐于让市场自我约束，允许有（从整体上）自我治理的想法。那些对生产手段有些许控制权力的人就发财了，没有权力的人只好自己找门路来满足自己的（新的花样繁多的）需求。[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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