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影响力与友爱之情

20世纪40年代经典歌舞剧《白毛女》的最早版本创作于“解放区”，当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教育农民、认清土地改革目标的手段。该剧综合了许多旧社会的因素，来为后代人界定那种历史苦难：逼租子、对妇女的压迫、迷信，还有饥饿。故事非常简单：一位佃户被迫为了相当于25美元的债务而把自己的女儿喜儿卖给了地主之后，羞愤地自杀了。（后来的版本改为杨白劳拒绝交出女儿，因此被地主的狗腿子痛打致死。）被强奸而怀孕的喜儿，最终被赶出地主家，只能躲在村外的山洞里。在那儿，她和她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只能靠人们到庙里上香时供奉的为数不多的食物存活。营养不良导致她的头发变白，有人偶尔在夜间见到她，害怕她，把她当成鬼。最后，八路军解放了这一地区，找到了她，“把她又变回了人”，她的身世大白于天下，人们痛斥地主和狗腿子的罪行。人们不再迷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土地革命。

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该剧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改编成芭蕾舞剧，和其他几个样板戏一起，作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即改革开放前期寥寥无几的文化代表。在那个时代，这种戏剧形式对于强大的政治宣传是非常有用的。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间，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公共舞台，便于巡回演出，地方政府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提供给演员和歌手新材料，甚至在最小的村庄里，都可以找到演出场所（也能顾及到小山村的农民，因为各种生活形式都在政府的管理之下）。所以，有一段时间，在农村普及电视之前（即使在相对发达的地区，也要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电视才得以普及），这种巡回演出是政府声音的主要传播媒介。^[80]没有看到舞台演出的人们可以通过观看政府电影队播放的电影版，或者看村里公用的电视（一个村只有一台）播放的《白毛女》。作为政府对于艺术形式的影响结果（现在才有所松动），像《白毛女》这样的作品非常有影响力。一定年龄层以上的人都记得几部样板戏。这在移居到国外的中国人用英语写的自传中很常见。1997年我在北京的宿舍楼活动室里，看到电视正在播放《红灯记》，上述的一切就更明白了，大楼里的工作人员聚集起来，跟着电视一起唱他们喜爱的片断。他们边看边唱，兴高采烈。

《白毛女》显示出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把吃喝与社会不平等联系起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一开始，富人非常奢侈地过年，而穷人只能勉强凑合出几个蒸饺子，地主黄世仁和他的家人非常得意地道出这种区别：^[81]

花天酒地辞旧岁，

张灯结彩过除夕，

堂上堂下齐欢笑，

酒不醉人人自醉。（22）

下一个场景，舞台上雪花在飘，一位穷苦的农民唱道：

大风大雪吹得紧，

十家灯火九不明。

人家过年咱过年，

穷富过年不一般：

东家门里有酒肉，

佃户家里无米面！（31）

事实上，面粉很不容易获得，当地几家人有时家里只有不到一斤的面粉，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可能挣到一斤左右的猪肉。正是这些卑微的农民显示了他们自发的集体主义，聚集在一起，吃过年的饺子。他们同样展示了彼此的感情和相互的信任，暂时忘却了地主派来收账的狗腿子的凌辱，他们甚至奢望有一天喜儿可以和邻居的小伙子结婚。

戏里佃户所吃的和地主家的饮食有着天壤之别。可怜的喜儿被卖到地主黄世仁家当丫环，因为没有为黄老太太准备好莲子羹而经常挨打受骂。黄老太太躺在床上抽大烟，很难伺候，不是嫌莲子羹太烫就是嫌它太凉，要么就是嫌莲子的芯没有洗干净，使得羹太苦。喜儿当然被吓坏了，总担心被打。另一个仆人安慰她说：“莲子羹是很苦，因为抽大烟的人嘴里除了苦没有别的味儿。”黄老太太的营养习惯和那些佃户的截然不同：独自享用美食，（虽然量不大）但是她一点儿也不觉得享受，因为她沉迷于更奢侈的大烟。和吃苦的穷人不一样，黄老太太只是想象她的生活有多苦。地主阶级不仅控制所有的食物，他们也失去了食物给人们带来的一系列简单的快乐。喜儿和她的邻居尽管非常贫穷，但可以享受到礼仪、孝道和再生产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的自然人性，而压迫他们的人因为无法辨明苦与甜而变成了恶魔。

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的明确区别构成这出戏的政治轨迹。这种佃户制度让地主把农民家中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剥削光了，人们根本就无法活下去。戏剧以喜儿担心她爸爸开场，杨白劳为了躲避黄世仁的讨债，不得不逃离村庄。她不知道爸爸能否及时赶回来过年。过年时要通过吃团圆饭确认家庭美满的习俗有可能会遭到破坏，贫穷把人性置于危险之中。尽管喜儿和她爸爸可以和邻居一起，在除夕夜吃过年的饺子，但是，当杨白劳受不了收账的折磨而自杀的那个晚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样的情况下，维持生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可以维持生命的简单食物：谷物和肉是必需品，而莲子羹和大烟则是恶魔的奢侈品。

当然，地主阶级要为得到的一切付出代价。剧末，新中国成立改变了对黄世仁和他家人有利的局势。八路军政府代表召集群众大会批判地主，重新分配谷仓内的粮食，降低租金，一群兴高采烈的农民合唱道：

千年的仇要报，(www.xing528.com)

万年的冤要伸，

受难的喜儿，

今天要做主人。

千斤的铁锁链。

打得它粉碎碎，

咱们受苦人，

今天要大翻身！（149）^[82]

像中国革命期间的其他官方文学作品一样，《白毛女》着重强调阶级斗争和报仇。这些文学作品告诉我们，人民的聪明才智使他们从物质上相互支持，牢记敌人的罪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样板戏提供了许多例子，但是比它们更早的《白毛女》通过穷人之间互送食物以及共同反抗地主的压迫表现了一种友爱之情。当地主家的仆人张二婶帮助喜儿逃跑时，告诉她，“这儿有几个馍馍，跑的时候喝水要喝长流水，千万别忘了他们是怎么迫害你家的，孩子，千万别忘了！”（95）戏剧的大结局是个明显的大转变：统治的权力（很明显地）转给了另一个社会集团。戏剧的结束语认为甜蜜不在于承诺给所有人更多的食物和更少的辛劳，而是在新的政治格局中，罪恶一定会受到严惩。

黄世仁，你低下头！

你发了抖！

你千年的老封建，

今天要刨断根！

千万年的铁锁链，

打得你粉碎碎！

永辈子的受苦人，

今天要翻身！

我们要翻身！（97）^[83]

按这种政治逻辑，生活得好不足以报仇。很明显，“忆苦思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产生感激或满足之情，那些贪婪剥削者的罪恶，也一定要受到惩罚。直到毛泽东时代的末期，忆苦思甜仍用于促进继续革命，确保人民明白阶级斗争的本质和必要性。阶级敌人是恶魔，而民众则表现了自发的团结一致和善良的人性。同时，像《白毛女》这样的作品，通过叙事把人的物质需求转化为政府许可的规则结构，主张社会主义合理性优于难以控制的感觉和需求。如果要使所有的饥民都实现温饱，政党就必须介入。在这种政治中，每一阵饥饿感、每一口食物、每一斤储存的谷物都有阶级特征和几近勇敢的特质。^[84]不同的食物把中国人民和旧社会的剥削者区别开来。按大众的心理，饺子成了人们天生就有权享用的食物代表。饺子是用一个圆圆的饺子皮，包裹上蔬菜和在艰难岁月里穷人们很难吃到的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饺子成为一个革命要确保实现的最小人性符号。“在旧社会，我们成年累月见不着肉，可是现在我们什么时候想吃饺子，就能吃上。”这是人们总结新中国的成就时常说的话。与此同时，像莲子羹这样的特权阶级的奢侈食物从公共视野中彻底消失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