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简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在现代中国，中国食物和中药被制作成精致的产品，有的还很昂贵。正在兴起的企业家群体，他们要花不菲的价钱才能获取这些精致的产品所能提供的享乐。但是，现代的消费者中，很少有人能在一生中享受到这些精美的菜肴和昂贵的药品。很多能够自由选择海内外商品的人都能够理解现在的快乐与相对简单、贫穷和饥饿的过去之间的反差。

如今中国的许多领域，包括国家传媒，都经常把严重的饥饿描述为过去的事情。除个别人外，真正挨饿的人很少在挨饿时描述他们的经历，也很少用现在时对饥饿进行描述。^[72]然而，从毛泽东时代的编年史到20世纪90年代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大众媒体都赋予记忆并刻写在历史叙事之中的饥饿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里，中国的编年史上至少指涉了三个现代历史时期。第一个贫困和食物短缺的阶段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1949年间，与战争所引发的大范围社会动荡密切相关。这个阶段经常被称为“旧社会”。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958年“大跃进”之后的饥荒。众所周知，从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约有3000万人被饿死（大约相当于总人口的5%）。^[73]首都的高层领导也体验了食物的匮乏。^[74]第三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当一部分人都经常体验饥饿。能记住这一阶段食物匮乏的是少数人，但是他们非常有影响力。他们多数是知青，他们被“送”到农村，那儿的食物比城里还匮乏，还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和干部被下放到干校，那里的饥饿情况有时更加严重。一些被下放的人返城后，有些官复原职，有些开始写作，在当代文学和新闻报道中，他们是将“文化大革命”中的饥饿作为明确主题的人。他们关于饥饿的叙事不但把匮乏置于过去（尽管目前在中国仍有许多人吃不饱饭），而且在受教育者和当权者主宰的公共话语中，为这个对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阶段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因此，反映1966年到1976年间一些知识分子遭遇的作品远远多于反映20世纪50年代末期灾难性饥荒的作品。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时代早期的诉苦题材为许多反映饥饿和压迫的作品确立了创作模式。当时，农民和工人被请到公共集会上，诉说他们在解放前的悲惨经历。^[75]

在中国，不是每一个人都记得自己挨饿的经历，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和中国官方对于饥饿的分期相吻合。多数在1959年到1961年全国饥荒之后出生的人，从没饿过肚子，其他人认为他们真正过上现在的好日子，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经济复兴之后很久的事情。在我曾居住过的山东中部，据那里的村民说，到饥荒结束后他们仍极度贫穷，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政府的一位专家终于帮助他们成功地改革了耕种方式，情况才有所改善。当然地区性的差异也是存在的，南方水源充足地区的农民，解放前是个体农民，当时的日子过得比集体化时还好。现在回忆起来1949年以前的日子比之后的日子过得更富足。（在本章中，我讨论的南、北方生产和农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解释了两部文学作品之间的某些不同。《白毛女》描述了北方村民冬天的饥饿，而《芙蓉镇》讲述的是在全国饥荒之前人民吃得相当好的岁月。）位于北部沿海的平原，土地比较平整，气候干燥，且变化不太大，对集体农业依然有好处。他们当中，一些村庄顽强地坚持着从社会主义制度学到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农村经济规划者们已经注意到，在那些当地干部不再负责任地管理集体事务的地区，贫困的乡村和家庭再次出现。这些陷入困境的农民包括那些视社会主义农业为富足坦途，而视当今成败难料的乡镇企业体制为歧路的人们。(www.xing528.com)

尽管存在着地区和个体的差异，在中国，饥饿的历史已得到广泛认同。民众仍有责任牢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旧社会的苦难。学校的课本、政府出资拍摄的电影和电视纪录片，都在强化旧社会的苦以及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充满希望和富足的甜。最近的作品转而夸赞改革开放时期的新财富和大都市的消费，但是仍有许多作品仍然在按阶级划分的原则区分好人和坏人。^[76]因为饥饿是普遍存在的，政策制定者同意做出调整，在全国和全民范围内协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但是和先前的历史阶段不同，以前，人民吃了很多苦，他们的苦难可以诱发革命，现在饥饿不再是政治道德问题而是科学发展的问题。^[77]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营经济的历史与普通百姓特定叙事之间的差别已凸现其重要性，对于传记作家和收集普通百姓隐私故事的小报记者尤其如此。^[78]尽管记者搜集的老百姓的声音类似诉苦的叙述，但是名义上，它们已不是政府资助的题材。这种新叙述模式的出现被视为第二次解放，给了老百姓说话的空间，他们曾因某些极端的政策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的错误而身受其害。因此，人们试图把这类吃苦的故事看做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去政治化”文化倾向的一部分。^[79]许多这类的题材把吃苦的体验视为过度政治化社会里的一种个人维度，而不单单是政治的或是个人的。小说里经常这样描述，主人公和其他人一样，受到政治迫害，而政治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他/她总是担心所想所为不具有政治性。但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回归”到自然秩序成为可能（比如：新近的自然化），每个人都能关注自己的事情，追求幸福，不受（新的，改革的，重实效的）国家的干扰。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方面《芙蓉镇》都适合这个模式。可是，我要事先指出，我不认为这种重要的、个人叙述传统的转向是去政治化的一种形式。相反，它代表了政治领域内的重组，把家庭和个人的叙事当成一种新的政治领域，这种政治与国家领导人层面上的权力斗争截然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转而忙着“找乐儿”。对私生活的坚持，证明了个人位置在权力注入之公共领域中的抵抗作用。“找乐儿”强烈地显示了一种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