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
上面的问和答为我们展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象。[68]在1970年，这也许是一种新提法，但是把食物和政治相连的想法在中国绝不是新鲜事。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正经历现代化的国家主义者极力强调改变民众的饥饿和当权者的暴饮暴食现象。小说家和散文家们用复杂的口唇意象来描绘支配和牺牲之间的社会与政治关系。[69]在中国“农民革命”时期，农民和地主为争夺对土地和农产品的控制权而斗争。[70]毛泽东为把自己的思想渗透到全国及日常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经常使用食物的隐喻。例如：他著名的论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如果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或者要想获取可靠的知识，你就得亲自去品尝（《实践论》），他把“政治分析综合”比喻成吃螃蟹，“吃敌人”要吃肉去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杭州会议上的讲话》）。[71]
纵观新中国的历史，领导阶级不断暗示政治变革会引起餐桌上的变化。同时，他们也坚持吃吃喝喝不能排除政治。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应该在食物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上得以显现。人们的基本需求应该不偏不倚地得到满足。一旦出现不平等，就需要纠正。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要求国家对生产和消费进行彻底控制的社会主义修辞逐渐减弱，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许多基本原则仍然和食物有关：在分配环节，私人对土地和企业的控制会“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因此可以更加有效地满足国家的需要。
在改革时期，对于食物的公共话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仍没有消失。一位20世纪90年代从中国移居纽约的艺术家，让我又想起了这个事实。他询问我的研究近况，我把这本书的书名告诉了他，《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他惊讶道：“啊，食物在中国可是非常有政治性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人们一直强调，吃是政治斗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没人能忘记这一点。“大家都特别注意别人在吃什么，在食物的问题上，没人能够避开道德不谈。”(www.xing528.com)
三部深受大众喜爱的文学作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中国，食物为何如此具有政治性。一部作品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曾为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而被修改），另外两部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这些作品不光在各自的时代被广泛地阅读和喜爱，而且它们都涉及了许多对于中国国情来说至关重要的社会问题和历史冲突，对此许多作家和思想家都达成了一致。这些作品各有千秋，它们对有关食物、政治和道德上的观念反映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国家规划和美学策略。一部是芭蕾舞剧，其余两部是中篇小说。每部作品都采取了通俗易懂的创作方式，向读者明示阶级斗争如何存在于筷子头上。
这里提到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白毛女》，由于曾经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领导者们指定为唯一的艺术形式而成为经典的戏剧作品，这部作品一般被认定为党的直接宣传工具。本章讨论的第二个文本是电影《芙蓉镇》，尽管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对于改革时代早期市场变化的描述符合当时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它通常被视为大众对政府运动的抵抗。这两部文学作品界定了对人的基本需求，概述了满足这些需求的社会责任分配。这些最基本的定义并非偶然。两者都回答了20世纪的中国经常面临的问题：人民需要什么形式和水平的生活？什么人做领导能确保人民获得生计？两者都把吃放置在具有明确的政治议程的宏大叙事中。他们通过对令人疑惑的社会生活进行分类整理，区分了生产者和消费者、需求和愿望、剥削和受害、好人和坏人、充满希望的今天和深渊般的昨天。通过这种整理，每一部作品都使这个被整理后的社会完成了其自然化的过程。
本章中提到的第三部作品是《美食家》，虽然它的出版仅比《芙蓉镇》晚几年，同时也具有《白毛女》中“左”的思想，但是它直接动摇了前两部作品所体现的食物的政治性。从那位坚信共产主义的餐馆经理和自我沉醉的“美食家”（小说的英译本是以法语The Gourmet为标题）的对抗历史中，可以看出美食所带来的快乐和政治上的公平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似乎一个人若要享用美食，其他人就必须付出劳动。这种吃所体现的矛盾政治在作品中得到了精心刻画，它把我将讨论的三个文本联系在一起：食物本身体现了难以消除的不平等，对此，我们不得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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