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过，中药的味的直接功效中包含了一种因果逻辑，味不仅能引发短暂的美学反应，而且会形成长久的身体变化。这种逻辑在作为中医基础的古典文献中似乎都被想当然了。然而，这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古老”技艺的幸存。它和特定体验或者体现的模式相关，而这种模式在现代中药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是显而易见的。为了给这本书的观点（即现代中国的一系列政治是被体现的）寻找明显的依据，我将介绍当代中医实践的几个基本特点。这种实践贯穿整个改革时期，非常积极地应对更广泛的社会转型和患者以及家人不断变化的需求。通过这种实践，我们也许可以对特定的当代中医身体有些许了解。
20世纪80年代早期，传统中医研究机构内的理论家们常常把中医治疗的身体比成“黑匣子”。[56]这个来自于行为心理学和控制论的意象，为中医学的思想和实践提供了一种世界主义的和科学的芳香，但怀疑论者往往会认为这些都有缺陷：中医不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这种缺失使中医知识和生物医学知识之间无法轻易转换，而且（如果强调西方实验科学重要性的话）会冒一种被阐释成传统中医的失察的危险。中国学者怎么能够忽视对人体结构的研究因而没有发展出中国版的现代医学呢？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中医研究者和医师们坚持中医是具有基本科学性的，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以那些可以使人们关注中医领域认识特征的那些概念为有力武器来反驳这种从本质上说具有攻击性质的质询。[57]由于黑匣子的意象，中医所针对的功能性身体看起来像是一个场，于中输入和输出被紧密联系在一些精密分类的抽象概念之中。尽管医师们也假定和讨论中医上特定的“病理机制”，但他们可能会对病理解剖学一无所知，因为病理解剖学是以生物医学知识为基础的。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中医大夫不太关注“机能障碍”的部位和结构特点，他们也不屑去辨明致病的微生物动因。[58]他们所擅长的是适时地对疾病进行治疗。
如果认为当代的中医实践仅仅是用一个对照表把症状和中药治疗对应起来，那是过分简化的观点。[59]但是，多数患者和局外人对这一特殊的逻辑和技能一无所知。对于他们来说，中医就是一个对照过程：根据患者的叙述把长期不适和其他症状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然后据此在处方上写上不同的中草药以及各自的用量，药方就这么开出来了。通常病例的唯一记录，就是门诊患者的病历本，上面记录了一系列症状，和应该服用的相应中药。有经验的医师能够用“内行观点”从这些少而又少的信息中获得很多，但是患者看到的是关于他们疾病和治疗的简要记录。
处方草药用纸袋子包好，由患者带回家（一包就是一天的剂量）。然后放在一个半封闭的容器内（通常还放入诸如红枣或者鲜姜之类的辅料）加上水煮一个多小时。我很多的熟人家中都有专门煎药用的砂锅。许多医生告诉患者，煮的时候，等水收干到一半的时候，再加两三次生水煮，以便获得最大的药效。这样煎药是非常费时间的。最理想的是，家中起得最早的人（比如老祖母）在准备早饭的时候就把药煎上，患者一大早就要喝下当天的第一服药。一天当中其他时间喝的药，可以在蒸锅中加热。煎药时会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味道，像是大蒜、姜和辣椒，全楼甚至整个小区都能闻到。这种药香会飘到院子里、巷子里，人们很容易就能知道患者的住处。许多当代的中国消费者抱怨煎药太不“方便”。如今在核心家庭[60]里，人们工作强度大、学习任务重，还要挤出时间做饭，根本没人能“慢慢地煎药”。和我聊过天的一些患者说，他们“无法咽下”汤药，认为汤药太苦了。他们很多人不得已改吃中成药丸或者浸膏。这些药在家附近的药店里可以买到，如有必要，还可以把药带到办公室或者聚会场所。这种药“容易吞服”，便于携带，但是人们都知道，它们对于顽症来说不如汤药的疗效好。[61]所以，尽管不方便，依然会有许多人吃“老式的”汤药。下面我们谈谈中医门诊的一些基本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医的魅力和威力。
中医门诊所争论不休的身体是个凸现感觉的合成产物。疾病改变患者的感觉以及体现的实践，如果治疗起作用，病患的感觉会再次改变。对于任何一种医学实践而言，这些改变在日常诊疗中时时发生。但是中医尤其依赖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合作来达到治病的功效。下面一些相对恒定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患者和医生如何合作取得更佳效果。[62]
一、中药从患者的不适开始。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当代中国的传统中医大夫几乎不提供初级保健护理服务，他们处于大多数全民公共卫生体系之外。服中药的人通常患有严重的慢性疾病（比如：关节炎、周期性偏头痛、慢性眩晕）、顽固性体弱（例如：晕厥和无精打采、便秘、乏力、消化不良）、或者恼人的亏损（比如：不育、脱发）。这些患者都知道自己病了，因为他们感觉不好，非常需要增强日常自我保健。
换句话说，患者明了疾病，他们能毫不费力地依照“主观标准”说出他们接受的治疗是否起作用。鉴于门诊的这个基本特征，没有一个来诊所求医的患者，离开时不拿着处方或者没有接受某种治疗。即便患者看的是一个“现代化了的”中医大夫——要求患者检查尿常规和血常规，拍X光片和作B超这些中医的辅助性手段——即使这些现代化检查结果证明患者没问题，但医生也确信患者是生病了，需要接受治疗。因为中药处方是量体裁衣，按患者描述的症状开药，只要患者可以说出症状（我还没见过一个说不出来自己症状的患者），医生就可以对症下药。医生开具的并不是快捷无味的药丸或者针剂，而是通过煎药、品尝，让患者慢慢地去体会疗效。[63]
二、患者能够详细描述他/她的病情。症状的命名涉及一些复杂的词汇。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些词汇与现代汉语有着理论上广泛的联系。在诊所内，患者用许多不同的方言描述他们的担心和不适。但是普通人对于症状的传统医学语言也并不陌生。不像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源学，有时会遮蔽生物医学实践中的常用概念。中医描述症状的词汇，特别是最近，使用的主要是日常用语。诊所里使用的语言试图揭示常人不适的医学本质，而不是用深奥的词汇把医学概念的世俗本质掩盖起来。
像怕冷、五个地方爱出汗（脚底板、手心、胸口等）、食欲不振、轻微疼痛和不适等症状，描述它们的词汇可以分为剧痛（像被刀子挥砍的感觉）、钝痛、隐痛、坠痛、刺疼、绞痛、灼疼、寒痛、暗痛或者扯痛等，权威中医学词典对它们都有明确的界定，在一般概论性的课本中都有简要的解释。[64]无论患者以何种方式理解了一些专业上的区别，比如冰冷和怕冷之间的区别，他们都可以用类似的词汇对所患疾病进行简短描述。许多患者会坚持不断地回诊所找医生咨询，更新他们的处方，这样，这些词汇很快被所有人采用。换言之，患者可以学会着重描述中医大夫最为关注的部分，不过这种本事既不需要新的经验也不需要特别的语言。
实际上，患者对于疾病的体征描述和医生对于症状的记录都不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65]如果一位患者有一系列不同的疾病体征要讲述，病历本上会记下一长串有关症状的术语。没人会为患者的陈述和医生的记录是否一一对应而计较，但是如果患者陈述的过分简单或者过于抽象，则不利于医生开出一个合理的处方。医生和患者双方在临床寻求的不是一种强有力的力量直捣疾病的要害，而是一种对疾病进行多方面干预的手段。隐藏的内在因素要依赖可视的科技知识（显微镜、X光片、扫描仪、组织培养）来检测，现代中药对此并不完全陌生，但在临床实践中它们并不重要。能快速无痛地根除疾病的“灵丹妙药”只是最近才在中医中出现，而且，许多医生和患者都认为这种药只有表面的功效。相反，传统医生和他们的患者所做的是对症下药，作用于疾病的表面，慢慢地但是确定无疑地改善症状。(www.xing528.com)
三、医生和患者共同对疾病进行分析和监视。如上所述，处方上记录的症状和患者自己的描述相差无几，只是稍稍做了点“专业化”处理。医生然后对这些症状进行高水平的分析，确定症状和治疗方案。在这里，我无法对诊疗进行抽象而专业的描述，但是从下面简短的病历中，我们可以窥见诊疗过程以及患者详述其自身症状的重要性。[66]这个“健忘”的病例是脾胃系统失调，出版于1991年，医生是陆拯。
心脾虚弱。方××，男，46岁，检查日期：1974年3月20日诊。一年以前先后吐、便血后，出现严重健忘，曾服枕中丹、归芍地黄丸以及五味子糖浆、艾罗补汁等，无明显疗效。诊时遇事善忘，兼有面色淡白，心悸少寐、神疲乏力、饮食减退，舌质淡，苔薄净，脉细弱。证属心脾两虚，意舍不清，心神不宁。治当健脾益气，以资心中气血。
处方：炙黄芪45克，炒党参24克，炒白朮、炒当归各12克，广木香6克、陈皮6克、炙甘草各6克，龙眼肉、茯神各15克，生姜3片，红枣8枚。
7剂后，心悸少眠，神疲乏力好转，食欲略启，余症未见明显改善，仍宗原方。15剂后，健忘减轻，面色见华，心悸少寐近除，舌淡红，脉小缓。原方去广木香、茯神，加桂枝6克，炒白芍12克，炼蜂蜜（分冲）30克。又服15剂后，记忆好转，余症消失，舌脉如常人。原方略作加减，10剂。服完后改用归脾丸500克，每次6克，1日3次温开水送下，以巩固疗效。（171）
陆医生根据患者方先生的口述，了解了他这个病例中的多数症状。病情的改善也是由方先生对自己的情况进行天天监控，然后在下一次就诊时报告给医生。面色、舌质和脉象对于医生也是重要指标，但是，在这个病例中，如果没有患者对其“神疲乏力、饮食减退”的描述，医生也就无法确定是脾脏系统出了问题。
根据中药的分类法则（该法则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最先开出的11味草药中，有8味属于甘，3味属于辛，而那8味也属于温热的。它们都作用于脾脏系统。有意思的是，前3味药的用量远远大于常规的用量。还值得一提的是，只有龙眼肉和茯神这两味药是特别针对健忘、乏力和失眠，而这两味的用量却是常规用量。所有这些药在所述的治疗策略中都是可行的，健脾，益气。例如，回想一下，辛和甘的功能：“辛有发散、行气、行血、或润养作用。……甘有补益、和中、缓急等作用。”陆医生所开处方的其他方面表明了他对病理过程有综合考虑，我在这里不想赘述。但当患者来门诊就医时，无需太费力就可以感知疾病的综合因素。患者所描述的身体不适用龙眼肉和茯神来解决（在大众医学常识中，这两味药皆有提神的功效）。同时，陆医生分析该病的根源在于脾虚，于是用许多滋补和增强该系统活动的药来达到祛除病根的目的。可以假设，方先生也认同陆医生的看法，觉得神疲乏力、饮食减退与健忘有关，即使他以前并没有把他的病和这些症状联系起来，在他认真服用了几星期的汤药后，他也会觉得自己的记忆力随着活力和胃口一起恢复了。
四、当症状改变，要持续地看医生，调整处方。传统中医的特点是可针对疾病变化进行灵活监控，这一点在当代医学实践中颇受争议。拿健忘症来说，上述的病例提到4次连续看医生，每一次患者的状况都随着处方的调整而有所改善。
无论患者在看中医之前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多么不在意，一旦进入了治疗过程，他/她都会注意症状，并乐意汇报细微变化。我曾经见过先前健康、对自己的身体毫不在意的年轻妇女们，婚后一年左右没有怀孕，在医生提问时，她们能非常老练地说出身体的状况。当医生和患者评价药的功效，试图提高患者的生育能力时，他们一同监控哪怕是有一点发冷或者发烧的感觉、头痛、一阵阵疲劳或者不适、阴道分泌物的时间、颜色以及大小便的频率和状况。
同理，像患有哮喘、关节炎、慢性心脏病或者周期性偏头疼等严重慢性病患者，也都成为诱因的微观专家。他们观察症状出现的时间与日常需求、沮丧和快乐之间的关系。他们尝试没有规律而任性的生活，监控自身身体的反应，权衡新发明的生活方式的利与弊。他们也许会警告家人和同事不要打搅他们，以免出现更频繁的心悸和眩晕。他们还有可能连续几个月改变家庭饮食，因为某些食物能避免旧病复发。[67]人们甚至相信就连呼吸都有治疗的效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城市里风行的气功热证明了这一点。
对慢性病的如此反应在北美也不乏其例。在北美这种反应可以被理解为患者不太愿意放弃对于病因和自己身体状况的控制力，不愿意全部任由医生主宰。对于患者擅自用药和症状的复发，有时在生物医学的临床文献中被视为“不遵医嘱”。但是，中国的患者和中医是互动的合作者。患者通过一周一次或者每三天一次定期去看医生，拿上不同剂量、不同种类的中药，回家服用，进而观察疾病变化的过程。患者定期向医生报告症状的变化，医生依此开出更切合实际的处方，让患者把中药拿回家，天天煎药。这样做非常费燃料，长时间占用煤气灶两个煤气火眼中的一个，煎出的药味飘得满楼都是。然后患者还得撅起嘴，把药一股脑地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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