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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逻辑:饕餮之欲与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时间:2023-08-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世纪60年代早期,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具体的逻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用《生食和熟食》开启了他的神话学系列。结构主义的分析家通过具体的对象来寻找逻辑,完全忽略了世俗体验的魅力。如果民族志追求的是“具体的逻辑”或者“可感知的科学”,那么,它就总要对这些多少有些矛盾的术语的两个方面都加以观照。也就是说,既要考虑知识的逻辑科学形式,也要观照社会生活的具体特性。

具体逻辑:饕餮之欲与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药膳中所使用的系统知识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知识与其他的经验是无法分割的。知识不仅仅是观念,它本身也具有功效。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就诊的过程通常也具有治疗的功效,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例如,我的一位上了年纪的、但是身体相当健康的亲戚,时不时地感觉胸口和胳膊疼,于是非常担心自己是否得了心脏病。医生叫他去做了全面的心脏检查之后,他的症状就明显地减轻了。当获悉他的心血管指标正常后,他的症状消失了很长时间。这不仅仅是一个从医学上讲身心失调的例子,而且也充分证明,在经验中积累的知识是力量。

20世纪60年代早期,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具体的逻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用《生食和熟食》(The Raw and the Cooked)开启了他的神话学系列。他通过提出“在有形的实体中存在着某种逻辑”(I;9)的观点[35],证明自己的论断是如何在“符号层面上运作的”:

尽管数量极为有限,(符号)有助于严密的组合,可以把全程感觉的体验中较为细腻的部分表达出来。这样我们可以希望达到一个水平,作为事物的属性,逻辑的特性可以直接通过味道或者香味显现出来。香味是可以被明确地辨别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们来自各种因素的组合,如果选择和排列不同,这些元素的混合会产生明显不同的香味。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在可理解的层面上,而不仅仅在可触摸的层面上用符号的概念介绍它们的次要品质,使之具有真实的可操作性。(14;22)

他后来把感觉能体验到的“次要品质”引入到真实的操作性,这种方法产生了特定的还原作用,也是结构分析最出名的地方。他把所分析的神话元素(煮过的而且腐烂的肉,美洲豹玉米秆)看做是“一种重要的工具,而不是物品”(341;346—347)。为了让可触摸的特性具有逻辑性,分析家需要展示神话叙事是如何通过重要的关系来安排具体的物品,这时物品和特性成了操纵者,反映了更加抽象的对立事物。一旦这种重要安排的逻辑受到赞扬,或者提升到认知的层面,这个物品的本身就可能被忘却了。[36]

可是像香味的特性一样,食物可触摸的特性不那么容易被人忘却。它们也不容易在“逻辑”的限制中受到束缚。作为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式分析的力量和结构主义分析的整齐划一可以满足我的需求,即使是触及了我的饮食习惯时也是如此,因为解释的力量是以日常生活所固有的诗性(味道和快感)为代价的。结构主义的分析家通过具体的对象来寻找逻辑,完全忽略了世俗体验的魅力。这不仅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矛盾,当民族志学者描述地方文化以及人类学家们日常使用比较和归纳法进行逻辑分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矛盾。(www.xing528.com)

我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世俗快乐与其结构主义推理所产生的思想层面的快感之间存在着显著区别,既非由斯特劳斯原创,也不新鲜。几乎从一开始,结构分析就置“人类的”感觉于争辩之中,使得诗学科学对立,经验与认知对立,政治与“心智”对立,甚至“身体”与“精神”对立。[37]也许摒弃这些二元对立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关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其模糊化的各种方式,可以使它们变得不那么重要,也不用那么想当然。[38]列维—斯特劳斯注重食物和感觉的特性,他的课题研究和后来在这方面为数不多的追随他理论研究[39],仍然可以激起我阅读医学文献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的兴趣。如果身体具有想象的能力,我们应能通过民族志对具体和日常生活的描述,来想象其他的生命世界,或者是感觉的领域

但是,这种描述和阅读决不是简单地把人一生中最“真实”的部分转化为另一个陌生场景。(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就很难想象出我所描述的味道。)相反,它们就好像是一种转化(或曰翻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认真对待“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某些特定术语及其内涵。[40]直接感觉经验、具体事物和世俗活动的物质本质可以被唤起,因此也就可以被想象,但是仅仅通过语言和意象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习俗中才能完成,而这一切对所有可以经历和想象的东西都加以限制。如果民族志追求的是“具体的逻辑”或者“可感知的科学”,那么,它就总要对这些多少有些矛盾的术语的两个方面都加以观照。也就是说,既要考虑知识的逻辑科学形式,也要观照社会生活的具体特性。

针对这种充满矛盾的任务,通过假定可以让知识与经验、权力与认识的世界、意识和生理存在于一个理解与行为同步发生的单一系统中,中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科学的分析是通过经验观察撩开(仅仅是)表象的面纱,揭示只有分析家才知道的(更真实的)潜在过程,而中医则更多依赖多种经验。这种经验不是直接的、天然的直觉,而是把许多临床经验和学者的实践联系起来的、强调意识形态分类的东西。但是,即使把经验假想成这个领域的具有资源特质的权威,也和实验科学的理念相悖。中医通常要考虑的症状和药物可感知的属性只是表面因素,在多数实验室设计出彻底的研究之前是要加以控制的。

中药与人类学的具体科学相吻合之处在于:它乍看起来是一种阐释科学,具有可触摸性。味道、温度、针对性和疗效等药物特性既(抽象地)区分了药,又(具体地)表明了它们的感觉和物质特性。我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中药的性质和人体的感受不仅仅是潜在因素的被动反应;这些已知的、被感受到的特性本身也具有力量。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列维—斯特劳斯分析的神话中出现的气味和颜色相似。在叙述或者治疗过程中,药的“辛”或者“甘”会有不同的作用。但是与对神话的结构主义分析不同的是,中药理论并没有因为追求抽象深奥的对立而放弃这些明显的特性。可以看出,中医甚至都没有使用它的阴和阳“原始的”二元论。相反,中医大夫依赖的是成千上万的植物、矿物和动物的具体属性,把它们已知的属性混成烈性的“鸡尾酒”,富于味道、热量和针对性。[41]与此同时,甘、苦、辛、咸和酸各种味道为混合提供了分类原则,并据此得出混合原则。(温与凉的特性和倾向性(positional tendency)影响了五大内脏系统。)回想一下列维—斯特劳斯关于香味的例子:通过特定方法把不同的元素混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特殊香味很像中药处方,只不过中药处方具有直接作用于整个人体的力量,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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