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全民心目中的榜样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故事清晰地体现了毛泽东时代文化上的追求目标。它展示了普通人的生活如何被镀上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理想之光，同时，它的巨大影响力也证明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权力的广度和效力。在那个年代，到处都闪耀着5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职责，也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责任。虽然人类学家的研究倾向于把人的文化和国家的宣传区别对待，但是，雷锋和其他类似的人物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所起到的“榜样”作用表明，在这里，国家和人民、文化和宣传是很难区分的。^[1]

雷锋是一名模范战士，1962年死于车祸。去世之后，他的事迹通过媒体广泛传播，被树立为全民学习的榜样。事情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1958—1961年^[2]）结束后不久，当时新的大众教育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3]首先是这位模范战士，然后是其他模范（工人、母亲、农民等等），通过媒体和当时遍及全国的政治学习与中国人民见面。在全中国，人们组成小组，每周通过几次共同阅读和讨论上级党委发下来的文件来“学习雷锋”。党期望人人都能从内心深处以雷锋为好榜样。在这些文献中，关于食物（或至少是饥饿）的政治性是显而易见的。

北京胡同中近年重新绘制的雷锋肖像，摄于2000年。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人类学家、王君博士站在宣传画旁边。（作者提供）

在官方认可的模式中，雷锋被报道为（这种报道并不完全一致）一个孤儿，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饱受苦难。雷锋的父亲出身农民，被日本侵略者打伤，在他5岁时死去，他的兄弟们不久也相继病死。他的母亲给一个罪恶的地主当女佣。在这个家庭里，她“赚的工钱无法使他们母子果腹”。雷锋小的时候“只知道饥饿的滋味”。^[4]他的母亲在中秋节为地主家做了可口的月饼，而自己只喝了些稀粥之后自杀了。有些描述说共产党军队的土改队不久之后把雷锋从苦海中拯救出来，送他上学，使他汲取了新的思想，认识到他家庭的痛苦是由旧社会造成的。

雷锋具备毛泽东时代所规定的所有好成分。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参军前是钢铁厂工人（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农民、军人都是好成分）。自从入伍到了车队之后，他加入共产党的梦想也得以实现。在雷锋22岁死于车祸之前，为了军队宣传的需要，他经常被拍照——总是戴着标志性的有耳扇的皮帽子。^[5]而且，他还留下了一本日记。这本日记充满了对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精神的赞歌，后来以多种形式出版，成为多年来政治学习的主要材料。

雷锋的日记展现了这位车队领导兼模范战士，经常忙于加班跑远路的事迹，尽管如此，他仍然抽出时间刻苦攻读、注解、熟记毛主席的多卷著作。^[6]他的日记是这种阅读和自我批评信念以及劳动、工作的具体写照。他在日记中提及食物时，描述的并不是自己的享用，而是对别人的帮助：

今天吃过早饭，张连长给了我们一个任务，上山割草拉回来盖菜窖。……到了12点，大家拿着自己从连里食堂带来的一盒饭，到达了集合地点，一起吃中饭。我发现王延堂同志坐在一旁看着大家吃饭，看到他没有带饭来。于是我拿出了自己带的一盒饭给他吃，我虽然饿一点，让他吃得饱饱的，这是我最大的快乐。我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段名言：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7]

用春天般的温暖来对待同志，雷锋从为他人服务中获得快乐。同时，这件小事使得他能够从毛主席著作的阅读中，对国家集体的事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帮助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关爱他人，坚信国家任务高于一切，虽困难重重，但仍旧恪尽职守。

还有一件小事也记录了这位模范战士“吃”的故事。雷锋从中得到了教训：(www.xing528.com)

今天吃早饭，我看到炊事班的饭盆里有很多锅巴，路过时，便随手拿了一块吃。炊事员同志说：“自觉点啊！”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难受，觉得吃一块锅巴有什么？赌气地把那块锅巴放回到饭盆里，走了出来。这时，通信员送来了一张报纸，我接过来就看，首先看到报纸上毛主席的语录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我一口气把这段话念了十多遍，越念越感到自己不对，越念越感到毛主席的这些话好像是专门对我说的，越念越后悔不该和炊事员赌气。我自己问自己：“你多不虚心呀！人家批评重一点，你就受不了啦！”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跑到炊事班，承认了自己拿锅巴吃不对，并检查了自己的缺点。炊事员感动地说：“你对自己要求这么严，真是好同志。”^[8]

这件小事体现了雷锋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信念，那就是保护国家财产。作为部队车队的队长和司机，为集体利益使用公共财产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这则关于食物的轶事表明，雷锋对于农业也同样具有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20世纪60年代早期，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是属于人民的集体财产。农民生产粮食，把其中的大部分上交国家，然后由国家再分配给解放军、城市居民和其他非农业人口。^[9]虽然军队在那三四年间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是他们依然是整个社会中供给更充分、集体化程度更高的群体。为个人的利益占用粮食不仅是自私的表现，甚至是一种犯罪。因此，雷锋从食堂拿一点儿剩锅巴的事情，展示了社会主义学说对他的影响。这种事情在私有制家庭经济中“不是一件大事”，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却是一种政治问题，甚至会被视为反革命行为。

可以说这是一种极端的集体主义，在这个时代以前或者以后都被看作一件可笑的事。^[10]但即使是在今天，有些人——也许仍然记得革命的平均主义理想，或者说是哀叹消费至上主义的出现——依旧把雷锋看作无私奉献和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典范。^[11]同时，他们又非常愿意遗忘在雷锋代表的那个时代政策所带来的物资短缺和生活困难。雷锋是一部道德教科书，这种教育事实上完全基于所有财产归集体所有的理念，这种集体化甚至连日常食物的供给也包括在内。因为在中国，很少有人怀念集体食堂或是国家产品的配额制度，所以，雷锋必须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出现，这种新形象与其实际服务的政治纲领大相径庭，但又必须能够达到宣扬一般道德规范的目的。某个年龄段的人（通常在35岁以上）哀叹，那个更加平和、少有竞争、更加无私的道德高尚的年代一去不复返，这种想法在今天的北京是很常见的。但是和我交谈过的任何人都不愿意再回到政治上明争暗斗、经济上过分节约的年代。

中国依然存在着集体食堂，不过我很少光顾。学术机构和政府机关给普通员工提供的食物味道不佳，就餐环境也不够理想。但也有些人用一两个饭盒把米饭和菜带回家或办公室，或是抽空吃掉。单位食堂为忙碌的人提供了方便，但只要它没有承包给个人，不能为公众提供餐馆式的服务，它就不会成为人们喜欢光顾的地方。^[12]如今，中国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餐馆，都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美食。

我到中国时，恰逢食物集体所有制刚刚被取缔，因此我享受到了各种美食。20世纪80年代在广州、90年代在北京和山东农村地区，我与朋友和同事们分享过食物及烹调的乐趣，也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食物，同时还收集了一些关于食物的故事和纸上谈兵式的烹饪技巧。我还记得中医界的教师和医生们通过谈论食物的药用价值而使就餐成为享受，我也记得一位村妇在教我蒸馒头时，就发面究竟应该饧多长时间而与一位男性客人争论不休。我感谢餐厅的厨师长帮我安排的答谢宴会，而且也为一位化学工程师朋友凭借自己的味蕾和家里的小厨房成功地“复制”了肯德基炸鸡而惊喜不已。每一次泡茶时，我都会想起我在广州时的导师，如何停下课程来讨论茶叶的不同种类以及最佳的泡制方法。最近在北京工作时，我有时在麦当劳约见我的访谈对象，因为有些人说他们喜欢麦当劳里自在的氛围，就像在自己家里或者诊所里^[13]一样放松。在随意的街边小吃和正式的宴会之间迅速发展的餐饮文化使我熟悉了适当的公众礼仪，它们为我在就餐的同时，通过聊天的方式进行田野作业提供了便利。^[14]

沉湎于过去的经历并试图从中发现某些人类学价值，可能会让我的研究缩手缩脚。记忆会质疑过去的事实。例如，在我早年的田野工作中，一位女主人硬是要我给她做出的菜打分，说出我的喜好并解释其中的原因。后来我和其他女主人吃饭聊天时，也用了同样的招数。很明显，效果不错，但我还是想知道，我到底从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学到了什么。我的第一位女主人是不是仅仅发明了一个表现其个人特质的游戏？后来的女主人们，是不是出于礼貌，才应和我呢？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在学术单位，而是发生在工人或者农民家里，会不会同样奏效？一个民族志工作者需要穿行于日常生活的不同场景，以期寻找日常生活中独特但又不是唯一的东西。

在做民族志工作的这些年里，我已经在不经意间把许多世俗生活自然化了。在中国的餐桌上，很多能引起民族志工作者兴趣的文化差异快速消失，就算我有所感知，随着一起吃喝，逐渐生出同仁的感觉，语言和礼仪的障碍好像也被克服了。“他们”的食物变成了“我”的食物，使我在日常的生存层面之上，把精力放在研究超越日常生活的文化的“本质”上。^[15]只是最近，我才开始把“吃”纳入到我在这个“田野”^[16]试图思考的社会生活之中。

我在中国的一所医学院开始研究工作的头一年的一次经历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最好的佐证。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位女性朋友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她家里有很多新鲜荔枝，欢迎我去她家“帮忙消灭掉”。她还邀请了和我们岁数相差无几的另一位女士。她们俩都是医生，又都在我教的英语班上学习。荔枝很大，汁很多，很好吃，是女主人在乡下的亲戚当作礼物送到城里来的，可以算是对她们之间的长期交往和相互帮助的回报吧。我们三个在桌旁坐了几个小时，一边剥，一边吃，一边聊语言、医药和日常生活。

对我来说，这是做田野工作的良机。那个下午，我了解到很多关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个医学院里的老师、医生和女性的情况。她们当然知道我在为研究搜集资料，但对她们来说，这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个中原因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了解了个大概。比方说，和外国朋友分享从乡下送来的荔枝，比为了满足身体需求而吃显得更有意义。如果只在小家庭中独自享用他人送来的荔枝，可能无法增进与他人的社会交往或者说关系。馈赠所体现的慷慨是需要传递给他人的。^[17]但是这种特定形式的分享并非事先规划好的。没错，请我的人也许期望我和另一位被请的客人能在日后对她有用。另一位被请的客人是共产党员，被推荐做行政工作，也是被指派来照顾我的“要好朋友”。可是她也知道，她可以在家人回来吃晚饭之前，和我们共度几小时的快乐时光，这几个小时我们都很快乐，又带着些许负疚感，因为我们吃掉了那么多美味的、不可多得的荔枝。几年以前，这种私下里的饕餮，无论在物质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那时果园的数量很少，而且都是国有的。就算有多余的食物，也一定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分享。而这一次有了性别取向，一群女人在家庭之外，在非用餐时间里，大快朵颐。我们发现这么聊天更轻松些，因为不用拘泥于某种谈话方式。荔枝成为我们聚集在一起的理由。

不同的目的把我们这一小群吃客聚到一起，为了吃水果，一名医生，一个外国人，一个党员，至少还有一个农民，还有未露面的一群人和机构形成了暂时重叠的社会网络，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对该网络进行社会学分析。但是也会遗失一些东西。荔枝凉爽的味道，用手指很容易剥开的疙疙瘩瘩的皮，在光滑的棕色的核外面包裹着半透明的浅粉色的果肉，为我对此事件的记忆增添了质感。我试图说服我自己，是荔枝的上述本质，使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闲谈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而我那天（可能）收集到的信息却也已被忘却或淹没在了想当然的知识中了。我真想知道那两位同伴现在还能记得什么。

无论这个慵懒而餍足的下午意味着什么，都与雷锋的饥饿和偷锅巴迥然不同。我依然怀疑我们大吃特吃荔枝的原因之一是几年前这种享受在几年前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当时斗胆问她们的话，她们可能会承认她们的快乐中所蕴含的这种矛盾性和历史特殊性。食堂里的一块锅巴肯定不如荔枝好吃。这种奢侈的水果现在几乎完全合法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18]我在第一部分里所要探讨的，正是这种体现在食物之中，又通过“吃”的行为来实现的差异。

然而，“中国”并不能被看成是一个与食物、东方主义形象以及最近美国民族文献所记载的内容有特殊联系的整体。毫无疑问，在北美人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与极度的饥饿和复杂的烹饪紧密相联的国度。所以，要论述当代中国的食，我不得不面临挑战，不得不回溯以往的“全民饥荒”和“奇异美食”。^[19]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所导致的食物不均衡的分布，并不仅限于中国，饥饿或者鉴赏美食也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传统。与其他国家一样，这两种情况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作为特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事件的一部分都曾出现过。不仅如此，这种合力使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具有全球化的特点，并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国家的局势。在本研究中，我没有分析这些力量或解释它们的作用，相反，我试图勾勒出公共话语和惯例习俗的轮廓，是它们在中国的改革阶段使饥饿成为一种文化问题，使“吃”成为一种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