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之修辞:身体干预成果

如果，如马克思所言，历史造就了五种官能的理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猜测，在中国医学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理论有可能得以阐明。医学知识及其临床工作为研究历史中的身体提供了极其有用的途径，在本书中我就经常借助医学素材和医学实践。^[43]疾病是不可预测的；自然和文化的建构都具有复杂性，不断向知识和经验展现不定因素。尽管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在生物医学领域对医学分类做了勇敢的探索，但是仍然不可能为临床出现的大量疾病提供足够的类目（categories）。我们今天仍然把诊断、治疗和分类紧密结合的目的解释为多种身体经验并对其进行医疗控制。充斥于医学著作，尤其是临床中的不定因素、需求和危机不仅是生物机体的呼喊（尽管这是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是作为文化—历史交叉点和日常实践组成部分的身体的呐喊。我们不仅遭受病痛的折磨，而且通过运用新的策略、新的语言和新的文化，以个体或集体的方式向病痛做出回应。

这个丰富而躁动的场所对于生物医学和传统中医都非常有价值。从广义上界定，临床实践的上述两种现代手段对特定身体持相同的看法。二者都把疾病过程定位在个人或其周围的人，二者都没有时间和资源更多地关注大众疾病预防和健康。^[44]此外，疾病（或至少是失调）是他们共同的难题。两种方法在实践上都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治疗不良状况、减轻痛苦上，同时也承认为彻底消除病痛对失调的催生有时也是必要的。^[45]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医领域开始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中医界的作家完全有理由把传统医学当做是为保证中国人民强健活力的公共卫生体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已经成为非常有效而且符合伦理道德的策略，通过它，一个（非现代）领域在政府支持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实践中，这一领域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帮助病人康复本身。中医具有经验诊疗的特点，是人们可以从对疾病的辨别中获得个人的快乐和实践的领域。其特异之处也许就在于它既是通向健康这一结果的重要途径，在本质上又是一种自我评判的实践，它本身就是一种健康的养生之道。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尽管他们的方法有时很简单——安慰自己、为日常困难和挫折寻求补偿或建立一种使身体得到满足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通常包括医学和运动方面的养生之道，同时这种养生之道也包含烹调、触诊（touching）以及着装等。

这样一来，现代“传统”中医变成了一个硕果累累的领域，人们把它当成了快乐的播种机、健康的保护伞，甚至是一种生活的美学。在过去的15年中，自我保健文学、生活类电视节目、药品广告、各种业余爱好俱乐部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在这里，传统医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领域的专家根据中医的逻辑和要义通过大众媒体提供营养咨询、解释动和静相结合的养生之道、强调规律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重要意义。

这些大众题材的繁荣取决于医生们都隶属于一个国营单位，他们缓慢增长的工资无法在改革时代满足其消费和个人享乐的需求。中医的成就对公众健康作用非凡，而热衷于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对日常防病的关注的临床医师们也是重要的资源。公元2世纪的医学名著《难经》（The Canon of Problems）中的一句话经常被一再重申：“上功治未病”，其主要意思就在于传统医学所关注的是疾病防治和日常生活艺术。^[46]不过这只是现代中国以前出现的大量“养生”技巧的九牛之一毛（参见第六章关于养生的讨论）。(www.xing528.com)

无论是出于“预防”还是治愈的目的，中医医生都确信他们的技术可以有效地干预身体疾病。中草药主要以“味”——这是一个技术概念，并非单纯指实际味道——来分类的这一事实暗示了在这一领域中感官体验和疾病治愈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那些苦但带有香味的药材可以在疼痛、烦躁、痛苦或迟钝的地方产生或保持一种愉快、舒适、满足或是兴奋（interesting）的感觉。患者和医生“凭经验”就知道这些方法会产生效力，通常这种“知道”处于微妙的主观层面，无法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探测出来。

某些慢性疾病也会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不孕不育、秃顶、阳痿、痤疮、眩晕和减肥、戒烟——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医学是以体现的鉴赏家和快乐的源泉之身份出现和发展的。大量的中草药治疗，以其自身特有的、可以帮助病人实现自我调节的特点帮助病人体验一种习惯性的美学，尤其是在出现症状减轻或感到有能力控制那些难以控制的日常经验之后。

因此，这本关于食色的快乐和选择的书常常会涉及到中医的领域，尤其是那些近来深受大众喜爱的部分。在改革时代，传统医学摆脱了诊所和医院高墙的束缚而开始深入大众这一事实是本书后文讨论的一个重要条件。当然，这一领域受大众喜爱部分取决于许多草药和针灸技术的特殊疗效。不过，除了对一些表面现象进行观察之外，我并不打算通晓中医功能上的术语（关于食色问题也是如此）。通常，在人类学研究中，仅仅是诸如众所周知的从事“替代疗法”实践的文化机构的存在就足以让我们确信，这种实践活动可以满足人类某些基本的和普遍的需求。我并非说当代中国传统医学的行医者们需要一种特定的心理疗法，或者需要可以用“文化上适应”的术语界定的医学实践模式，（因为这样或那样原因）我所关注的是那些接受传统医学治疗的人们所培养出来的快乐。把医学服务看成是欲望的客体而不是一种需要，虽然这似乎有些怪异，但是，中国医学和它对健康的积极态度表明，这并非不可想象。从乐趣——主体性变化、易变、短暂的范畴——出发而不是从需要——一位功能人类学家曾试图把它理解为人类本质和行为的不可逃避、通常是无意识的特性——出发，身体就能够在历史和社会中得到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