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连续性与饥荒：当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变革

改革时代的中国，过去时代的影子在日常生活中仍依稀可见，这是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在以“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领导下，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完成了文化上的（或者说至少是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历史学家依然没有淡忘这30年，但对于中国和欧美学术界来说，要想充分理解这一历史时期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准确地描述这30年，而是展示这个时代的蓝图及成就在日常生活和习惯诸层面的存续，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毛泽东思想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同时它也曾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所以，尽管我只去了中国几个地方，读了几本书，但我在后文中也大胆地使用了“中国”这个词。在此，我运用定位的方式（way of orientation），通过把世俗生活置入一个更广阔、更为人知、而且是全民化的大背景中来勾勒当代中国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不是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描述可能会（而且肯定会）起到某种定位那段历史的特殊作用。

如前所述，日常生活内容和节奏的变化方式与那些构成历史事件的、引人注目的制度以及国家政治关系存在反差。官方的编年史通常不记载日常生活的具体安排、惯例、仪式等内容，因而社会历史学家无法依靠权威记载，而只能透过记忆、法律案例、经济账目、出生和死亡记录、信件、地图和日记等去发现那些可以展示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某些细节。这种工作通常导致了历史阶段的另类划分，这种划分很少叙述大的裂痕（比如革命，如科里根和塞耶所言），对于某些永久性、转型性成就的记载通常也是滞后的。^[22]

尽管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举例来说，我认为“革命”一词对于20世纪中期的那一二十年还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有些引起广泛关注的转型却出现得较为缓慢、不平衡、不完全。^[23]某些上述的渐进变化将在后文加以讨论，不过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政治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结束了内战。20世纪50年代早期是土地改革时期（把土地归还给占中国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基础设施的重建和发展时期以及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时期。同时，单位体制得以组织和扩大，其方式是在大多数非农业人口的生活中实现了政府管理、社会主义卫生和福利事业以及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50年代后期，土地实现了集体化，根据前苏联的模式，成立了大型（但效率非常低）的人民公社。1958年，全民都参加了“大跃进”，通过增加全体国民的劳动量来快速实现工业化以及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由于连年的严重干旱以及政府对高度集体主义政策的坚持，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严重的饥荒。许多人死于饥饿或由饥饿引起的并发症。^[24]到1962年之前，食品供应基本恢复正常（生活依然非常艰苦）。紧接着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发动人民，尤其是中学生参与的一场运动。红卫兵组织（或者是红卫兵中的小集团）对被怀疑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进行了攻击，同时也批斗了包括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右派在内的“坏阶级”的代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混乱持续了将近10年，而毛泽东本人也曾在1967年秋恢复秩序的尝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6年，毛泽东和其他高层领导相继去世，同时在天津^[25]发生了灾难性的地震。华国锋成功获得了党的领导地位，“四人帮”（其中包括江青）被捕并被指控需承担“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即将带来深刻政治变革的政治方针就此开始了。1978年，邓小平重新获得了领导地位并开始制定经济改革政策。在以后的20年中，这些政策以及越来越富冒险精神的经济领域的领导层巩固和进一步扩大了私有制形式，这种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曾有过尝试性发展。

当然，这只是阐述当代中国历史的一种途径。强调民主化的历史可以体现在1956年“百花齐放”运动以及1976年以后的一些学生运动中。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的访华是其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都发生了转变，这时的中国政府决定从高度集体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向可以参与世界市场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

但是，这些历史对在这种过渡时期人民是如何生活的，或者说，人民是如何应对这种巨大变革的描写无法令人满意。虽然我不想尝试为这些历史提供一种具有一应俱全特征的全面补充——这不是某个民族志学者力所能及的——但是我在后文讨论时所使用的材料的确涉及了这个有趣的问题。这些材料包括小说《芙蓉镇》、《美食家》、《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些小说都运用迷人的手法再现了人的生活。事实上，它们（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其他小说）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成为描写具体和世俗生活的典范，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的几十年中，再现生活的创作出现了危机。我将在第二章详细探讨这种语言上的危机，不过，与那些实际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或以后的人们相比，我从这些亲身经历过共和国早期历史的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当然，由于是艺术创作，所以这些作家提供的素材有时不尽完美，这些我会留意。但是，即使是客观的历史叙述也不免会有某些不够客观之处，只不过不太明显而已。）

然而，作为一个研究欲望的民族志学者，我可以为读者展示我对毛泽东时代以后生活之变化的观察。我是在1976年和1978年中国关键的“转折点”之后来到中国的。但是据我所知，我所在的医学院在1982—1984年间的单位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更接近于20世纪70年代而不是80年代后期的日常生活。其部分原因在于李陀所说的“毛话语（Mao discourse）”在公众生活中还继续起作用。^[26]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参加星期四下午的“政治学习”，每一本教科书的扉页都印着对中国劳动大众智慧的赞歌（有时是毛泽东优美的亲笔题字），学校电台从早到晚对校园每一个角落的居民提供正面官方新闻和为大众服务的广播。尽管我所在的单位很友好，也相对开放，但是和我这样一位外国人待在一起对于普通同事和学生来说还是很令人尴尬的，因为他们害怕在政治上会受到批评。（但这种情况并没有阻止我交朋友，同时我也和“指定”的朋友相处得非常愉快，她是一位严肃但充满智慧的共产党员，被派来照顾我，我想她并不知道我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谁。）经常和我聊天的是一个由于离婚而处境特别的女性，一位大家公认的放荡女人（尽管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证据）；如果要避免这类不友善的传言，与异性的交往一定要慎重。(www.xing528.com)

在这个单位里，甚至那些幸运地拥有一间小屋而住在一起的家庭也没有什么私人空间。一个起居室—卧室—餐厅“三位一体”的房间要容纳一对夫妻、几个孩子和老人。厨房和卫生间与其他人家共用，而且墙壁和门都很薄。数位学生和年轻教师（或其他行政人员）住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摆有能住六到八个人的上下铺。许多已婚夫妇分居多年，正在努力向一方单位调动。由于购物不方便（当时自由市场虽然已经合法，但数量较少，距离也较远），同时也没有家用电冰箱，所以大学的教职员工一般都在食堂购买简单而又便宜的饭菜，只有在特殊的日子大多数家庭才会在家里烹制丰盛的家宴。

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事，而且无所顾忌地加以评论。尽管一些管理人员煞费苦心地极力避免这类闲谈，但它们还是可能而且的确影响了工作。由于私人空间的缺乏，某些特定的场所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内起着非凡的作用。在我工作的单位里，晚饭后，会有很多人三三两两地在主楼前的环形路上散步，这是一个与特别的朋友交谈（轻轻地，以防他人听见）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并不多见。有些大胆的学生——他们在毕业之前是不允许订婚或结婚的——会在天黑以后溜到附近的公园，但是他们必须和许多其他来约会的情侣争夺灌木下面或建筑物后面的空间。在这些公共场所不被人发现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时间和地点选择得当，就不会有人注意他们。

乡村生活似乎更缺少私密性。可以用来建房的宅基地受法律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如此，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粮食产量。在经济改革使农村富裕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之前，很少有人盖得起拥有私人卧室的房子。在我最熟悉的山东省，家庭的所有日常室内活动都集中在一间屋子、一个简陋厨房和一个储物间内。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村子——这里是农村经济改革最早受益的地区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家庭才得到扩大或翻修旧房的许可。许多旧房翻新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已婚的儿子和他新成立的家庭腾出一个单独的房间。

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是出现在1986—1987年间时尚的变化。那时出现的具有性别特征的、带有褶边的夹克衫取代了过去不分性别的裤子和上衣；展示女性特征的裙子也逐渐被人们接受（1987年我认识的一位农村妇女为自己做了一条裙子，但只在晚上关了大门之后才敢穿；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种性爱手段）；各种各样的地方美食，先是出现在显贵们的宴会上，到1990年出现在一些私营百货商场和超市里（1988年在山东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油炸蝎子）；个人嗜好的出现（例如养鱼、养鸟，或像我北京的一位朋友那样，雕刻胡萝卜或用萝卜花做装饰使食物显得更加精美）。我甚至（对那种美味食物的记忆使我想起了）可以承认自己对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有一种怀恋之情，同时也可以承认在目睹随着毛泽东时代的逝去而出现的新型享乐主义时，我对过去甚至是有一种迷恋之情。不过，我的看法很简单：毛泽东时代的苦行主义、政治话语、相互监督、邻里间的支持与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向资本主义世界宣布开放之后并没有立即消失。而后的整个80年代，从日常生活水平上看，仍然颇具争议的个人拥有财富（有些人也日趋贫穷）得到了逐步实现，这使得正出现的中产阶级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以前无法享用的奢华。同时，毛泽东主义的政治话语以及对每个人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要求（对许多人仍具说服力）的语调也正慢慢改变。工作、休息、谈话、消费和异性交往等实际生活中的习惯也缓慢而不均衡地变化着。早在1983年，我的理发师就曾表示，担心非集体化对妇女和儿童产生的影响（是否会再次出现封建家庭中的依赖现象），同时那些仍旧记得“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总是会哀叹公款吃喝所造成的浪费和腐败。与这些态度并存的是打造市场经济新生活方式的各种策略，同时，随着党的领导对工作和家庭的影响的逐渐减弱，竞争和创业意识也逐渐取代了集体主义的政治和价值观念。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那些出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公民已经长大成人并开始组建家庭时，无法忽视的代沟问题开始出现。年轻人，这些被改革时代“宠坏”了的孩子，对其父辈的苦行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观念既不理解也不重视。1996年，一位60岁的农村干部曾告诉我：“我和儿子根本无法交谈。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不能达成一致。”他坚持认为，这种情况在他的朋友们中间很普遍；当然，“代沟”——这一从美国社会学引进的术语——在报纸上也经常被讨论。事实上，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那就是，我只需知道一个刚认识的人的年龄，就可以连带知道他或她的某些重大个人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与共和国的历史联系起来。（2000年春天，我在北京的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告诉我他刚满41岁，我马上就能知道他是1977年考入他现在所供职的学校的。这也使他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层，77级，这是那十年中第一批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学生。他18岁中学毕业，这是中学毕业生的一般年龄。我马上就问他，中学少上了几年、在哪里下乡等问题。他太年轻，不可能成为红卫兵骨干。）“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校教育，学生们作为“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接受质朴化教育，同时也可以接受（或拒绝）现在已经消失的官方工作分配制度——所有的这些都把我的访谈对象置入了一个打上时代烙印的价值观念和实践的历史之中。（我的另外一个访谈对象45岁，是一名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她所工作的地方远离故乡。她补充说，她是作为工农兵学员在20世纪70年代初上的大学。我们的谈话内容马上就转到她如何应付1976年之后社会对工农兵学员的偏见。）在这样的谈话中，双方都知道，在现代中国生活中，有很多是可以推断的；只要提及了特定的时期，很多情况就没有谈论的必要了。

一个人类学研究者，尤其是对体现的本质和习惯的演进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对中国的这种代沟以及产生这种代沟的相对渐进的变化都不会感到惊讶。布尔迪厄指出，当习惯无法适应变化中的条件时，一种标志着无法适应当前条件的、历史的、身体的暂缓行为——“滞后效应”（hysteresis effect）就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世代矛盾并非由于自然年龄组，而是由不同的世代模式所造就的习惯使然，换句话说，给予不可能、可能、或然以不同定义的生存条件使得一个年龄组认为是自然、合理的实践或志向的东西在另一个年龄组看来是不可想象或是令人反感的，反之亦然。”^[27]很显然，我那位退休了的农村干部朋友认为他儿子的生活和兴趣令他反感，同样，那位儿子（我只见过一面，但我想很多人都喜欢他）也认为他父亲身上的那种毛泽东时代的献身精神和服务意识难以想象。他们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植根于思想观念，不如说是植根于身体性情（bodily disposition），这些行为受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悄然演化的日常生活条件的影响，这种持续了几乎十年的演化隐藏在不同政见的论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