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新水平差异显著，广东省实践证明差距不断缩小

珠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知识创新水平呈现明显的差异,特别是一些决定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性知识创新能力指标的地区差距更为显著(表5-8、表5-9)。1996年知识创新水平的三类指标中,恰恰是在最为核心的知识创新能力上差距最大。其中百万人口发表科技论文数以及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数指标的相对差异系数都将近达到189。在运用知识的能力上,引进知识的能力差异最大,人均实际利用外资的相对差异系数高达246.63,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超过188。另外,在知识交流指标和知识投入指标上,也有相当大的差距,相对差异系数都在110以上。人均邮电业务量指标也反映了珠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在报纸和电话等信息交流途径上的差距,说明新的信息技术固然给后来者追赶先行者提供了机遇,但是,如果后来者不能很好地把握住这种机遇,将会造成知识创新差距的拉大。万人口科技活动人员、人均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上的差距反映了一个地区吸引人才及为人才和知识的发展创造环境的能力,在珠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距。

表5-8 1996年珠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知识创新指标差距状况

表5-9 2000年珠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知识创新指标差距状况

注:相对差异系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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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表示相对差异系数;Yi表示I区域的指数值;N表示区域个数。

对于珠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来说,拥有知识的质与量指标的差距最小,由于普及义务教育,广东各市199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4年以上。最高与最低的差距为3.93年。而万人口在校学生数由于统计了高中、初中和小学的人数,而并非仅仅统计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从而使得这一指标的差距较小,相对差异系数仅为16.81。

1996—2000年,区域知识创新水平的差距总体上在不断缩小。虽然拥有知识的质与量指标上的差异在扩大,但在运用知识的能力及知识创新能力的指标上,差异在缩小,表现在这些指标2000年的相对差异系数要小于1996年的相对差异系数。这反映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围地区也抓住信息时代知识扩散的机遇,加大了对知识投入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而缩小了在知识创新上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差距。但由于知识创新对经济发展作用的不断提高,尽管外围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在知识创新上的差距在缩小,知识创新差距带来的经济发展差距却在扩大。由此也反映出知识创新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决定性作用的增强。

1996—2000年,拥有知识的质与量指标的差异有较小幅度的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历史上教育发展不平衡、人口迁移等人力资本投资差异而形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市劳动质量的差距在扩大。这里对广东省各市平均受教育年限,选取4个年份进行比较(表5-10)。改革开放初期,除了最高的深圳与最低的汕尾之外(相差2.64年),大部分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并不大(相差1.25年)。其中,1978年人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城市比最低的城市高2.64年。1990年为3.60年,1996年为3.93年,2000年为4.77年。通过这一比较,我们看出各市之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此外,我们通过各市之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相对差异系数的比较(从1996年的15.15逐渐增至2000年的16.31),同样可以发现这一差距有较小幅度的扩大。万人口在校学生数指标的差距也在扩大,相对差异系数由1996年的16.81%上升为2000年的32.12%。

表5-10 典型年份广东各地市平均受教育年限

1996—2000年,运用知识的能力指标和知识创新能力指标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主要表现在除人均R&D活动经费支出相对差异系数变化不大以外,其余各项指标的相对差异系数都在变小。其中变化最大的是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指标的相对差异系数,由246.63%下降到114.01%。其次是百万人口发表科技论文数指标的相对差异系数,由188.81%下降到116.03%。由此可见,广东省知识创新发展不平衡,形成了知识创新的二元结构,但知识创新综合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