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发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或源泉,来自于技术的不断进步。1960年,米德(JamesEdwardMeade)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古典理论》一文中加入了技术进步因素。其公式是:
其中,△T/T表示技术进步率。该理论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力及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dwardFultonDenison)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文中,根据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采用全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对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分析,测算出各要素对经济的贡献度。结论是:美国经济增长中大约1/3可以归之于劳动力和资本增长,其余的2/3可以归之于教育、创新、规模经营、科技进步以及其他因素。经济学家索洛测算出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大大超过了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甚至把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没有技术进步、只有要素投入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导致人们对“东亚奇迹”的重新审视与思考。不论克鲁格曼的观点是否正确,有一点是明白的,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一定是由技术的不断进步所推动的(方齐云等,2002)。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和卢卡斯的著作为开端,学界将技术进步及其所决定增长的因素内生化,形成了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假定制度和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认为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无关,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罗默将知识溢出的理论应用于经济增长研究。他认为,知识溢出可以提高投资的边际收益,因而能够长期地推动经济增长。知识溢出所描述的就是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这实际上已经较为清晰地阐述了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葛清俊,2002)。新增长理论提出的技术创新推动模式见图4-2。(www.xing528.com)
图4-2 技术创新推动模式图
新增长理论提出的技术创新推动模式梳理出了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但限于理论视野,没有能够看到推动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也就是说,先入为主的制度创新外生假设,局限了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推动模式的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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