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广东省研究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在假定技术和制度都不变的前提下对经济增长进行均衡研究,提出了劳动力和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受假定条件和静态研究模型的局限,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是劳动力和资本,并得出了投资边际收益呈现递减趋势的结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也强调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建立了劳动力和资本两要素的生产函数,而抽象掉制度因素或把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变量。哈罗德(Harrod)、多马(Domar)分别从储蓄分析、投资分析入手,构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说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备条件是一国一定时期的储蓄应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强调储蓄即资本积累、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者索洛和英国经济学者斯旺于1956年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假定生产中使用劳动力(L)和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L和K的配合比例可以变动。其经济增长模型为:

a、b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力对产量(收入)增长所作贡献的相对份额。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劳动力、资本推动模式如图4-1。(www.xing528.com)

图4-1 劳动力、资本推动模式图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模式已很难解释现实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同时,受假定条件和静态研究模型的局限,古典经济学没有对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更深层次的解释。而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之一是所谓条件收敛,即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长期或稳态位置越低,增长率越快。这一性质是由资本报酬率递减导出的,即人均资本更少的经济(如落后国家)趋于有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和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这一预测却因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定与现实不符而与现实存在巨大差距,穷国与富国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趋同),而是扩大了(趋异)。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预测是在缺乏技术连续进步的情况下,人均增长将最终停止,这也是源于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然而,人们现实地观察到,直到现在,包括美国的新经济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正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可以持续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这就使得新一代增长经济学家不得不对新古典增长理论作出重新审视(方齐云等,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