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知识和制度创新模式研究成果

1.2.3.1 对区域创新作用的研究

在我国,区域创新对于提高国际竞争力越来越重要。王缉慈(2002)综述了一些与创新相关的概念。地理学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创新的产业集聚层面的分析和区域创新模式网络的形成研究。魏守华(2002)对产业集群基本动力机制进行了总结,将集群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并选取了国内外三个案例对产业集群动态特点进行了实证分析。王缉慈、王可(1999)论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区域创新环境的必要性,以及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和自下而上的企业行为的两种环境建立的方式。罗若愚(2002)对“原生型”浙江企业集群、“嵌入型”广东企业集群和“衍生型”天津自行车企业集群进行了比较,分析其形成原因、内在结构、演化特征等内容。王珺(2002)从政府、市场、企业角度分析了企业簇群的创新过程。胡汉辉、倪卫红(2002)用集成创新的思路设计了产业集聚的演化路径,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盖文启(2002)提出从研究区域创新网络的视角来探讨新产业区发展的机制,分析了网络形成和创新的机制,并以中关村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付晓东(2001)提出区域创新网络的建设主要应包括创新机构、创新资源、中介服务系统、管理系统四个部分,同时要注重创新系统关联机制的建设与调控。顾新(2001)从知识流动、产业集聚和空间集聚三个方面来论述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王缉慈等(2001)对广东东莞的电脑相关企业集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东莞模式。

1.2.3.2 对内生的知识作用的研究

新增长理论以递增收益为核心,把内生的知识和技术进展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它与创新理论不同,是以内生的人力资本和知识作为研究对象,而区域创新一般只涉及技术层面的创新。

关于人力资本对区域发展作用的研究,主要有人力资本流动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研究。夏业良(2000)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减少“智力外流”的损失,以少投入博得高效益进行了深入研究。荣芳、何晋秋(2000)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的调研得出结论: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机制是依靠人力资本投入来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杨云彦(1999)对我国人力资本地区间的流动状况进行了分析。孙强(1999)对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劳动力增长、资本投入增长和人力资本贡献的结果。刘振天、杨雅文(2001)对当代知识发展的地理空间分布不平衡、知识内部发展不平衡、知识在个体间分布不平衡进行了分析。关于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胡鞍钢、熊义志(2000)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来分析中国各地区知识发展差异的特点。孟晓晨、李捷萍(2002)从知识创新的投入、知识产出及人力资本积累三方面量化分析了中国区域知识创新能力和区域发展水平的关系。覃成林(2002)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R&D(研发)产业的发展差异。张珍花、路正南(2001)从人力资本、R&D投入、社会环境对创造和使用知识的推动力三方面分析了知识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知识经济的发展,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测度与比较(孙敬水、蒋玉珉,1999;张欣、宋化民,2001)。(www.xing528.com)

学界对于广东知识发展的研究,大多是对人力资本的考察,对知识创新能力的研究较少。朱翊敏、钟庆才(2002)对广东省各市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了各市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状况的差异,讨论了经济政策与制度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影响。赖德胜、王兆斌(1998)分析了深圳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力资本原因。田宝琴、彭昆仁(2000)从知识经济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了广东人力资本的现状。阎志强(2001)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与人口文化素质两者相互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吕拉昌(2002b)分析了在知识经济推动下,广东区域结构发展的新趋势。

1.2.3.3 对制度作用的研究

中国区域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主要是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考察中国1978—1999年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定性的分析有:林毅夫(2000)分析了农村改革与中国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方式。陈本良、陈万灵(2000)指出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差异。史晋川、谢瑞平(2002)揭示了长江三角洲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阎衍(1999)考察了制度转型时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内生性及其制度资源在地区分布上的非均衡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邱成利(2001)探讨了制度创新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定性的分析主要是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实证地分析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胡乃武、阎衍,1998;韩晶、朱洪泉,2000;金玉国,2001a;沈坤荣,2002)。另外,王文博、陈昌兵、徐海燕(2002)构建了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并测算出制度因素的贡献率。金玉国(2001b)证明了我国1978—1999年的工业绩效变动与制度因素的因果关系。

对广东省制度因素的分析,主要是定性描述广东省和珠江三角洲制度变迁的过程,包括:产权改革(张秀娟,1996),公有企业制度创新(朱卫平,1999),政企关系演变(王珺,2000),珠江三角洲经济转型发展的制度创新(宋栋,1999),深圳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制度创新(罗清和、温思美,1999),顺德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江佐中,2000),等等。另外,唐文进、田蓓(2000)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模式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