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知识和制度创新研究：区域发展决定模式解析

传统的区域发展理论对区域发展的决定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源禀赋、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决定作用的分析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发展研究开始强调创新、知识和制度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新区域发展理论。

1.1.2.1 资源禀赋决定论

佩洛夫和温戈(Perloff,Wingo,1968)通过对美国经济从早期农业社会阶段向先进的工业和服务业社会阶段过渡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上的日趋成熟,不同的自然资源都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并且由于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之不同,这些区域也将出现或大或小的繁荣。

1.1.2.2 强调资本、劳动力要素的新古典区域发展理论

新古典区域发展理论认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和经济发展是在竞争均衡条件下所发生的资本形成、劳动力扩大和技术变革的长期效应。它从总量上模型化区域增长与资本、劳动力和外生技术进步等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测算各种要素的贡献率。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索洛(Solow)、斯旺(Swan)、丹尼森(Denison)等人创立,后来经卡斯(Cass)和科普曼斯(Koopmans)的重新说明,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区域增长理论模型。索洛等新古典区域发展理论家认为:在没有外力推动时,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只有当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或外生的人口增长时,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增长。新古典区域发展理论的缺陷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方面将技术进步看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将其排除在考虑之外,这一假定无疑使该理论排除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1.1.2.3 强调创新作用的区域创新理论

创新理论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系统、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已成为区域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技术创新方面,罗默(Romer,1986、1990)、格鲁斯曼和埃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等人运用内生模型,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学说,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新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把关于“能力”“功用”的发展新框架和熊彼特创新理论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和最优先发展机制(Thanawala,1994)。在区域创新系统方面,卡西奥拉托和拉斯特雷斯(Cassiolato,Lastres,1999)在对拉丁美洲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论述了国家、区域、地方创新系统的关系。伦德瓦尔(Lundvall,1994)在国家创新系统框架内研究了创新与空间的关系,他研究了技术变化的特点与空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提出了静态技术创新、渐进创新和激进创新三种类型,每一种均和生产者与消费者空间相互作用的特定类型相关。波特(Porter,1990)、克鲁格曼(Krugman,1991)、斯托波(Stroper,1992)等对区域创新集群出现的原因和地域特征进行了理论探讨,指出:参与竞争是高技术企业出现集群的原因,而那些规模小、专业化程度高和灵活性强的企业倾向于聚集在高度创新型的区域。部分学者对世界著名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萨克森宁(Saxenian,1994)对美国硅谷和美国东北部128号公路地区的创新集群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和存在与发展的特征。一些学者对德国耶拿光学工业集群和慕尼黑电子产业集群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高技术产业的地理聚集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区域研究与开发的合作及区域创新现象的产生。一些区域创新研究成果表明:创新在大范围内的等级扩散及其横向扩展将带来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由此可见,有关区域创新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区域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竞争能力以及区域整体竞争力的贡献的分析上。

1.1.2.4 强调区域发展中知识的重要性的区域新增长理论(www.xing528.com)

以舒尔茨(Schultz,1986)和贝克尔、墨菲、塔穆拉(Becker,Murphy,Tamura,1990)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作为重要的增长源泉引入经济增长理论之中,突破了以往要素收益递减和收益不变的假定,形成了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式。舒尔茨曾指出:“一经把人力投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的动态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许多疑难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了。”贝克尔等还对人力资本投资中几种基本形式的收入效应和收益率情况进行了分析,说明了“人力资本将是关于发展、收入分配、劳动转变和其他许多长期出现的问题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罗默(Romer,1990)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经济规模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的规模才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西方学者通常以罗默1986年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Lucas)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的发表作为新增长理论产生的标志。罗默在其知识溢出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新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确切地说,新增长理论只是由一些持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增长模型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其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的观点是新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大多数新增长理论家都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大多数新增长模型都着重考察技术进步得以实现的各种机制,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如:产品品种增加、产品质量升级、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模仿等。

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和萨拉-艾-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2)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Baumol,1990)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新增长理论的缺陷在于它完全忽视了制度因素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朱勇,吴易风,1999)。

1.1.2.5 强调区域发展中制度作用的新制度主义区域发展理论

受经济地理学结构主义方法和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影响,在对区域发展决定和主导因素的认识上,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实施的区域管制日益受到新区域发展理论的推崇和重视。国际著名经济地理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学派的代表斯科特和斯托波(Scott,Storper,1992)指出,要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区域发展的模式及其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需要将三种相互独立的理论工具——管制理论、制度和演化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有机结合。

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单纯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设计有利于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机制或制度,要在知识增长和制度变迁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理解知识与发展的关系,从而理解经济发展的实质。在制度内生经济发展理论中,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矫正制度。诺斯(North,1983)在大量研究西欧经济史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由此,他提出,将较好地界定和行使产权、提高效率和扩大市场结合在一起,引导资源投入新的渠道,是对加速创新的产业革命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样,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有资本、劳动力、技术变革、知识积累、产业间及国家间的技术转移等因素,而且还包括了制度结构的安排和制度变迁等因素。以诺斯、科斯(Coase)、威廉姆斯(Williamson)及阿尔钦(Alchain)等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从制度变迁方式的角度对经济发展的成因进行了有效的制度解释。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以国别的增长与发展史作为考察对象的经济增长过程与制度的推力有着重要的关系。同时也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差异是由各个国家有效制度安排的差异引起的。在制度创新方面,诺斯(1994)、拉坦(Ruttan,1978)、速水佑次郎(Hayami,1997)认为有效的制度与制度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张建华,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