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明确指出，20世纪从事文化的人可以不懂经济，从事经济的人可以不懂文化，但21世纪的我们必须既懂经济又懂文化，才能引领社会发展的潮流。[6]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文化不再仅仅是抽象地、间接地作用于社会物质实践，而是将直接地进入社会实践，变为直接的生产力。如何变文化遗产为文化资本，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1990年，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最早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他指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①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②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被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7]
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理论后，将其应用到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在西方学界掀起了研究文化资本理论的热潮。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紧接着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与此同时，形成了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8]他将文化资本分为有形的文化资本和无形的文化资本两种：“有形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存在于被赋予了文化意义（通常称为‘文化遗产’）的建筑、遗址、艺术品和诸如油画、雕塑及其他以私人物品形式而存在的人工品之中”；“无形的文化资本包括一系列与既定人群相符的想法、实践、信念、传统和价值”。[9]进而，戴维·思罗斯比诠释了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的转化机制：“无形的文化资本在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举例来说，现存的音乐和文学的积累、文化风俗（习惯）和信念的积累或语言的积累，都有广泛的文化价值，但是却没有经济价值，因为它们不能作为财富进行交易。然而，有关这些无形文化资本的服务的流通会产生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10](www.xing528.com)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资本理论强调文化产品是客观化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统一。交换是文化资本得以转换生成的条件，通过交换可以将文化资源资本化，成为可以在文化产品中积淀和传递的象征资本（或信息资本），并最终在交换之后获取资本的收益。在没有进入交换之前，文化资本以资源的形式存在。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文化资源借助经济资本得以转换成文化商品，实现从资源到资本的转化。在进入流通环节之后，文化资本又通过接受者的文化消费再次转换成经济资本的收益。因此，文化产品是在进入流通环节后，在可以交换的基础上才能够成为一种资本。依循这样的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化。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成为国家、民族提升文化竞争力的强大推动力，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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