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在我国，夏商时期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十八岁，周秦则约为二十岁，汉代二十二岁，唐朝二十七岁，宋朝三十岁，至清代则达到三十三岁，民国时期比之清代平均增长了两岁，至三十五岁。这份数据可能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技术、饥荒、战乱等客观因素，但还是可以看出，到近代为止，人的平均寿命都相对较短。当然偏差是存在的，可是要在医疗、生存环境都相对恶劣的情况下，保健康、享长寿就必定有其特殊之处。
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位老中医，非常长寿。隋文帝曾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见之叹其容色甚为年少，也曾给他“授以爵位”，唐高宗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却“固辞不受”。至今，陕西省耀州区药王庙前的石碑上还刻有他所做的《养生铭》。他就是我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养生实践家，隋唐时期著名的“药王”——孙思邈。
相传他百余岁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魏徵主修南北朝史时，曾多次走访孙思邈，他尚能“口以传授，有如目睹”。那么，孙思邈何以养寿？他传下来的《养生铭》里到底记载了什么呢？
孙思邈认为：“人命至贵，贵于千金。”他的保健养寿观点是防大于治，在日常生活中加以保养锻炼比疾病发生时再来补救紧要得多。这一点与《黄帝内经》中的“上医治未病”有异曲同工之妙。孙思邈毕生将儒、道两家及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理论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保健办法，时至今日仍被奉为养生延寿之良方。
比如，他在《千金要方》一书中，要求人们摒除名利、喜怒、声色、神虑、糟散，方能“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寿自延”。他认为首先心态要平衡，不追求名利；饮食要节制，不暴饮暴食；气血要循环通畅，不能懒惰不运动；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违反自然规律等。可总结为：“动以养身，静以养心。”
卢照邻想必大家都知道，他是初唐著名诗人，与王勃、杨炯、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三十七岁的卢照邻患了风痹病，关节出了问题，他当时寄居在京城长安，这个病折磨得他万念俱灭、痛不欲生，遍请名医也没见好转。(www.xing528.com)
孙思邈恰巧也在长安，这个时候他已经相当高寿了，可依旧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在旁人引荐下，卢照邻来到孙思邈府上拜访，行弟子礼，求孙思邈为自己治病。传言中卢照邻这个人有些“器小识短”“刚愎自用”“恃才傲物”“浮躁狂妄”。当然，才子正值大有作为的黄金年龄，强横高傲一些也很正常。孙思邈深知卢照邻为人，他一边细心诊脉治疗，一边善加开导，语重心长地叮嘱卢照邻说：“圣人活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形体方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用现在的话理解就是，做人首先要修身立德，要善于容人，这样就不容易生病，即便生病了，稍加调治也容易痊愈。为了让卢照邻足够重视心态上的问题，孙思邈又从反面告诫他道：“德行不至，纵服玉液金丹，亦难延寿。”
孙思邈一边对症下药，一边积极地从心情、心态上加以疏导，终于让卢照邻排散了久积于胸中的郁闷之气，至此能与人和睦相处、坦诚相见，病情也最终好转。
这一则典故被记录在《新唐书》里。一千多年前，孙思邈对病患就实施了药物与心理双管齐下的辨证疗法，并提出“立备延寿”的科学论断，这正是一代药王的高明之处。而其“首要加强道德修养，要能容人，要心胸开阔，才不易得病，才能延寿”等言论，也充分说明了其在保健养寿一途上对心性、心态的看重。
其实针对养寿，孙思邈还总结过三个字——忌、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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