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师代理纽伦堡战犯审判，克服障碍

辩护方面可没有复制检察局高度协调融合的组织方式。辩护问题的性质本身也阻碍了辩方设立类似的架构。被告人数很多，其中一些人与另一些人的利益有直接冲突。协同作战必然会仅限于特定情势，一般只是在两个或几个被告的共同利益允许临时结盟的范围内才有可能。

按照纽伦堡的模式，人们认为每一名被告都会聘请律师，庭上做辩护的负担会落在日本律师身上。东京审判中遵循的大体上正是这个模式。每名被告都以一名或多名日本律师为代理人，其中不少人能力非常高，也愿意使自己适应国际审判的新形势。这是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律师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与在西方国家不同，他在审判中所起的作用远远小于他的同行在大陆法或英美法体系中所起的作用。^[29]

有一点是同盟国和日本人双方从一开始就都承认的，即日本律师在为被告提供充分辩护方面可能面临障碍。于是，应日本政府请求，美国派遣了一个律师团队前往协助日本律师。提供这个协助的初衷是使日本律师拥有一个有能力、合资格的律师顾问组，并带来最高程度的协调性（当然要符合为每一名被告充分辩护的目的）。根据这个想法，书记官长指定了一位首席辩护律师。然而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法庭批准。法庭的第一次内庭会议做出裁定：任何律师，不论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只能是由一名被告选任为其代理人方可出庭。这个裁定对辩护的运作方式立即产生了重大效果。由被告选择律师所引起的困难导致首席辩护律师及其他几位律师辞职，首席辩护律师办公室也就不复存在。现在每一个美国律师都具体代表一名或多名被告。他对这名或这些被告的责任要求他更多地参与自己客户的辩护陈述，而深入处理客户案情降低了他与其他律师合作、协调统筹辩护工作的能力。(www.xing528.com)

辩护律师们在代表各自客户的责任所允许的限度内，的确尽可能地协同进行工作。为此成立了一个证据委员会，以便传递和选择证据。有些被告在某些或所有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律师会通力合作，一起准备并提交有关这些问题的证据。

辩护机制在其他方面与检方的做法相似，也像检方那样具有调查、语言翻译、文件和行政管理部门。但是辩方的活动不像检方那样广泛。这是因为，在检方的案情陈述完成后，检方的翻译、文件和复印等方便条件都提供给辩方使用了。辩方大量使用检方设施，任何被告或律师从来没有对此表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