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若论对国民政府“功劳”最大之战犯，应属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所谓“功劳”，不仅体现在冈村投降后恪守中央命令，组织日军缴械遣返，更体现在他凭借与中共的作战经验而成为国民政府反共的“智囊”智囊。[44]在被审判之前，冈村在中国的处境并不像一般日人那样狼狈。国民政府不但提供给他优越的食宿条件，还为他回绝了东京法庭的引渡。[45]另外，冈村甚至还能干预战犯审判工作，比如他曾以济南法庭判决有期徒刑之战犯有野学年老体衰为由，要求在移解监禁时使用飞机[46]；再如冈村还曾为战犯斋藤弼州请求复审，该请求甚至须由蒋介石核示。[47]这足见冈村在国民政府的地位。然而，鉴于冈村的职级和罪行，审判终究要进行。1946年7月30日，战犯处理委员会决定：“冈村宁次仍应经军事法庭依法审判后，再呈请主席蒋依照中国训政时期约法第68条规定‘国民政府行大赦特赦及减刑复权’。”[48]即先审判后赦免，这是国民政府处理冈村案的最初构想。然而，囿于国内外的舆论，这个构想并未付诸实践，冈村案被暂时搁置。直到1948年8月战犯审判将要结束的时候，搁置一年之久的冈村案才被重新提起。根据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回忆，这次审判仅公审一次就被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叫停，之后，冈村案又被搁置了半年。1949年1月，石美瑜收到经蒋介石批准的无罪释放冈村的密电。[49]同月26日，冈村宁次被第二次提起公审，并被当场宣判无罪。据判决书可知，无罪的理由大致有三：（1）中日之大会战及日军之大规模暴行皆在冈村任总司令之前发生；（2）冈村任总司令之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3）受降以后，冈村“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50]判决罔顾冈村任总司令官之前的罪行，将战时之过与战后之“功”不合理地抵消，引发民众的广泛议论。鉴于冈村的地位和罪行，不论其他案件的处理有多完善，国民政府审判也难称不辱使命。
如果说遣返和内战是对审判工作难以避免的阻碍，那么，国民政府本身的非法考量就显得比较能够避免。由于这些考量的存在，审判难以在比较单纯的路径上推进，也不能以统一的标准对待所有战犯，从而无法彰显公平和正义，惩处战犯目的的实现也就会因这些缺憾而大打折扣。(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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