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的持续时间长达两年半，仅庭审记录就长达5万页。其他如证据文献以及法庭各方内部资料的数量更是数倍乃至十数倍于此。不同于法学家所关注的东京审判如何对国际刑法、国际人道法进行的推动，历史学者在审视这些历史文献时具有不同的视角。具体来说它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对战争的叙事。由审判所集结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日本当代史具有丰富与珍贵的价值。正如东京审判的助理检察官刘子健所说，“国际检察局和辩方都只感兴趣于对各自立证有利的材料，自然地就会遗漏记录和证物中的许多历史性证据，何况不是所有的律师都熟悉日本各类政策的背景，因此许多本应被囊括进证据的文件都被排除在外……总之，东京审判的记录和证物为公众展示了大量的史料，许多研究都可基于此展开。而要进行彻底的历史研究，学者们必须走到那些律师们的前头去”。[3]主持编写《东京战争罪行审判：索引与指南》（加兰德出版社，1987年）的英国历史学家沃特亦将审判本身看作“20世纪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历史资料库”。[4]
第二种则是对法庭和审判历史的记录。鉴于东京审判在国际法发展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即与纽伦堡审判一同确立的反和平罪的先例，因此审判本身就是一件极具研究价值的对象。勾勒这一历史事件的文献除了庭审期间连续的官方记录，不能忽略的还有法庭设立之前同盟国关于审判构想和建立的系列文件，主要由同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UNWCC）及其远东小委员会（FEC）的工作及会议记录以及同盟各国相关的外交档案构成。此外还有法官、检察官、辩护人们关于审判的而产生的通信、电报、日记、回忆录、著作，等等。这些作者多半是杰出的法律工作者，他们的文字跳出了审判的内部框架，打上了个人立场的烙印，同样是研究东京审判本身及其重要的历史文献。沃特也指出“通过它们可以做成一部完整的审判史，即东京审判作为20世纪前半叶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如何在各方势力角逐之下一步一步形成和发展”。[5](https://www.xing528.com)
围绕东京审判产生的历史文献丰富而具有研究价值，目前被保存于世界各地数十家档案馆和图书馆。[6]按收藏类型来看，可分为综合性收藏和个人文书收藏两种类型。前者以国家档案馆和综合性图书馆的馆藏为代表，后者多为当事者及后人个人捐赠为主，多藏于高校图书馆。而就完整性和绝对数量而言，则当推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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