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史视域下的战后研究成果

194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年份。这一年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上午，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军代表投降的签字仪式。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10月25日，中国国民政府在台湾举行了受降仪式。这些史事，在诸多中国近代史、民国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论著中有着基本相同的记述。

但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还有其他方面的体现，比如收复失地、接收和处理财经事业、审判战犯、遣返战俘与侨民，以及对日索赔等，头绪繁多，持续时日甚久，其终结的年份远在1945年之后。那么，在以往抗战史研究的体系中，这些“战后”内容是如何安排的呢？

20世纪60年代，台北当局所谓的“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先后选编出版《中日外交史料丛编》9册，每册1编，“自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至对日抗战结束及签订对日和约止”^[2]，各编的题目分别为：第一编《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第二编《九一八事变》，第三编《日军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第四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五编《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第六编《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第七编《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第八编《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第九编《中华民国对日和约》。值得注意的是，该史料丛编总体框架按照时间顺序，其中第七、八、九编都涉及战后时段，在全套资料中占较大篇幅；第七编共3章13节，主要内容包括日本投降、南京和东京受降、敌伪财产接收处理、失地接收、抗战损失、中国要求赔偿和归还劫物、战犯处理和审判，等等，显示“战后”有着非常丰富和重要的内容，值得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台北问世的抗战史著作《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其“凡例”第1条即指出：“本书以民国初期的中日关系为背景，将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止的经过写出来。”该书的英文名（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1931—1945）也注明起止时限为“1931—1945”。全书采用了“篇—章—节”的体系，共12篇，其第十二篇“日本帝国的崩溃”共6章，第五章为“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容包括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密苏里舰举行受降仪式等。值得注意的是第六章即全书最后一章，标题为“中国赢得胜利却失去和平”，下设5节，分别为：第一节蒋主席宣布以德报怨政策，第二节中国在南京、台北和河内受降，第三节苏俄阻挠中国接收东三省，第四节美英等国签订对日和约，第五节中日两国签订和平条约。可见，该书体系中实际上安排有“战后”部分，相关重要叙事的时限均在1945年之后，虽然在标题上没有注明“战后”字样。^[3]

1980年，原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印的《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稿，在台湾刊行。^[4]该稿正式成文于1949年9月30日，共三篇10章，第一篇“总述”：第一章“日本赔偿归还之起源与意义”，第二章“有关日本赔偿归还之机构”，第三章“赔偿局势之演进”，第四章“劫物归还局势之演进”。第二篇“赔偿之执行”：第一章“先期拆迁计划执行经过”，第二章“盟总执行工作之检讨”，第三章“研究与建议”。第三篇“归还之执行”：第一章“归还物资之接收与处理”，第二章“重要归还案件之内容”，第三章“未决之悬案”。各章之下均设若干节、目，整个体系颇为完整，是研究战后在日开展赔偿工作的必备参考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陆续出版的档案史料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共分7编，即：《续编》（全三册）、第二编《作战经过》（全四册）、第三编《战时外交》（全三册）、第四编《战时建设》（全四册）、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全四册）、第六编《傀儡组织》（全四册）、第七编《战后中国》（全四册）。整套资料按照时序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即《续编》三册，内容从1928年济南事件到1936年末的绥远抗战、中日之间交涉；第二，全面抗战时期，即第二编到第六编，分为同时展开的5个专题；第三，战后时期，即第七编《战后中国》。这套史料集采用了非常明确的抗战史体系，并且首次明确了“战后”研究在抗战研究体系中的地位。第七编下设7个专题，除了战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和国共关系之外，还包括了失地接收、财经接收、敌伪财产接收处理、复员与重建、战后对日政策和签订和约。至于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战后日本赔偿问题，则主要体现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的第七部分即“抗战损失调查与赔偿”，具体分为“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抗战损失与劫物归还及赔偿”“附录（各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收入诸多档案史料。^[5]另在第七编《战后中国》的第一部分“苏联侵掠东北”之中，也有一些涉及中国对日索赔的内容。^[6]

2015年，台湾地区推出两套抗战史研究丛书，都单独专设有战后卷。《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共6册，分别为《和战抉择》《军事作战》《全民抗战》《战时社会》《对外关系》《战后中国》，明确把“战后”相关问题列入抗战史研究的体系，并且强调了这套丛书的特色“新议题、新领域”之一，就是“战后的发展与战争的影响”。其中《战后中国》共4章，除了第一章“总论”外，设第二章“战争的延续”（包括受降遣俘与接收、复员、经济与民生、国共和战等节）、第三章“战争的伤痕与记忆”（包括惩治汉奸、审判战犯、慰安妇、战争记忆、教科书等节）、第四章“战争的终结”（包括战争损害调查与索偿、战争结束前后的台湾、战后海外台湾人的集中与遣返、和约等节）。另一套丛书《战争的历史与记忆》，共4册，分别为《和与战》《战时政治与外交》《战争中的人与社会》和《战后变局与战争记忆》。其中《战后变局与战争记忆》共收13篇论文，包括《战后中国的新局与困局》《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二战后在香港被拘留遣返的台湾平民》等篇。这两套丛书的“战后”专卷虽然具体内容和详略不同，但都明确置于抗战史研究的体系之中。(www.xing528.com)

在中国大陆，涉及抗战的通贯性史著体系中，关于“战后”的安排差别较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赔偿问题被编入第五辑第三编（即战后时期）外交卷的多个专题之中，如《远东委员会》专题中收入了12份文件，《抗战损失与赔偿问题》专题中收入了27份文件，另外在《对日和约意见》专题中有6份文件。这些文件的起讫日期从1945年11月到1948年7月，其中不乏中国对日索赔问题的重要档案史料。^[7]

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8]系按时期分卷，第十卷（1941—1945）下限至1945年日本投降、密苏里舰上盟军的受降和中国战区南京受降，其章节体系中基本没有“战后”内容。第十一卷（1945—1947）和第十二卷（1947—1949），则可以视为整体意义的“战后”，各有若干章节中有属于本文论述的特定“战后”问题。如第十一卷（1945—1947）的第一章“抗战胜利与战后初期的国内政治”第一节“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谈受降问题；第三章“战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第一节“战后接收及对日伪的处理”，内有“接收与复员”“对汉奸的处理”和“对日处理”三个目，其中“对日处理”主要叙述了战后对日俘、日侨的处置与遣返，以及国内各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第十二卷（1947—1949）的第九章“国共对外政策”设第二节“对日和约和战争赔偿诸问题的处理”。可见，在《中华民国史》的体系中，“抗战”与“战后”是作为两个时期分别独立成卷的，“战后”卷中有关对日处置各问题，主要是从国内政局演变的角度展开的。

江苏人民出版社版《中国近代通史》^[9]的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虽然书名中明确把“抗战”的下限设于1945年，但安排有“战后”的内容。该卷共13章，第十三章“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下设6节，其中第五节“抗日战争之善后处置”分设4目，即“一遣返日俘、日侨；二、审判战争罪犯；三、审判惩处汉奸卖国贼；四对日索赔”，第六节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和影响”。可见该书是把“战后”问题列入“抗日战争”研究体系的，虽然具体行文中，诸多关于“抗日战争之善后处置”的叙事都越过了1945年。

步平、王建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0]是一部大型抗日战争通史著作，共8卷，其中第八卷题名“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这也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抗战史体系中的“战后”卷，作者对于“战后”研究的重要性有扼要的说明：“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盟国强大压力下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告结束。战场上的刀兵相向结束了，但真正结束的一系列工作才刚刚开始，而这些战后处置工作，不仅直接影响战争是否真正‘结束’，亦对相关国家战后关系及地区形势有着重大影响。”^[11]该卷设7章，分别为：第一章“战后初期的战争处理”、第二章“战后审判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逃避”、第三章“战后赔偿问题与‘旧金山和约’”、第四章“战后中日关系与邦交正常化”、第五章“战后日本对中日战争的认识与思考”、第六章“战后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认识的逆流”、第七章“中日关系重新调整时期的历史问题”。从各章题名和主要内容来看，第一至第四章属于“战后处置”，第五至第七章属于“战争遗留问题”，可以说，是从更长远的时间和更开阔的视野来反思抗日战争的“战后”问题，体现了作者研究包括日本赔偿在内的具体的“战后”问题的旨趣。